———我的1945
1945年，在四川北部一个小县城岳池，有个私立的新三中学，我当时就在那里教书，实际上也是在躲避灾祸。一年前我是重庆复旦大学的学生，一度被抽调充当来华美军的译员，因为没有按照国民党当局安排的机构去报到，遭到暗令通缉，才在一些朋友的帮助下，逃到这个偏僻的远离政治的地方来。我是湖北人，1938年日本人打到武汉，家乡沦陷前夕，16岁的我背起简单的行囊，挤上民生公司最后一艘轮船沿江西上，从此离开了家乡，算来已满7年了。
在中国人民跟日本鬼子艰苦奋战的年月里，我由少年变成了青年，在异乡的日日夜夜企盼着中国人民最后胜利的一天。
1944年底，童年的女友从沦陷的家乡，不远千里来到川北找到我，告诉我家乡房屋村庄被日本飞机炸毁了，家乡父老妇孺死伤于日本兵的刺刀下，种种惨变无异目睹，使我至今难忘。她也和我一样企盼着，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的那一天早日到来。于是我们在悲壮的流亡歌曲声中，建立了一个临时的家。
1945年8月一个傍晚，终于传来了天大的喜讯：日本投降了。听到这个难以置信的消息，我和妻子、学校里的同事一起，还有全城镇的人们，那一夜都没有睡觉，都兴奋得大喊大叫，大放鞭炮，鞭炮响了一夜，接着还响了一个白天。善良而坚强的中国人民，和凶恶的武装到牙齿的日本侵略者，肉搏了八年一个月零一天（1937年7月7日～1945年8月8日），终于把他们打得举起了双手，无条件地投降了———再多的鞭炮又怎么够我们放呢？
不久，一批批逃亡到大后方来的“下江人”，纷纷准备实现梦寐以求的“复员”计划。但是，达官贵人垄断了飞机、轮船，千百万背井离乡的老少难民们只好打算用双脚走路，回到各自几成废墟的故乡去。“回去，寡妇！回去，孤儿！回去，失去了儿子的母亲！”让我们“回去从火灾的灰烬里寻找没有烧焦的木材，回去盖房屋！回去将那尸首的堤防掘成田亩，回去播种！”让我们重新得到“肥沃的土地，强壮的牛，新的村庄，有收获的劳动！”这就是我当年为迎接胜利所写的一首长诗《终点，又是一个起点》中的诗句，它们真实地反映了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的心情。
但是，我和我的妻子，我们自己当时孤立无援，步履维艰，不得不继续滞留异乡。1945年10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胜利后一年，一家三口才勉强转移到重庆。重庆是曾经支持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陪都，也是我寄托青春幻想的第二故乡，现在我将怀着依依难舍的复杂心情向它告别了。由重庆到武汉的船票仍然非常难买，好不容易弄到一张，只好让妻子带着孩子先走了。又过了一年，我才作为“黄鱼”（旧时轮船水手为捞取外快而私带的旅客），带着“乡音无改鬓毛衰”的风貌，回到了阔别8年多的家乡。在朝天门码头向重庆告别的时候，我曾经对它、也是对养育了我这些年的广大四川人民许诺说：“再见！我还会回来的。”此后60年来，这个诺言一直几乎没有机会兑现，除了（20世纪）80年代偶然应邀到那里去参加过一次诗会；那次和重庆再见，我简直不认识它了，想必它对我也一样感到陌生。
1945年，我不过23岁，作为渺小的个人，除了上述悲欢离合的人之常情，再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但是，对于全体中国人民，1945年作为终点来看，既总结了艰苦卓绝的过去，就起点的意义来说，又预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中国人民粉碎了国外侵略者和国内压迫者的反动统治，建立了独立自主的繁荣的现代化的人民共和国。今天，我们希望过去的敌人要“以史为鉴”，不能忘记1945年的深刻教训；同时要求我们自己也要“以史为鉴”，不能忘记1945年的胜利所付出的巨大牺牲。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