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寒地冻的日子，我们在异乡岳池举行了婚礼。婚礼是简朴而神圣的：一盆炭火，两枝红烛，一堆柑橘和花生，两个没有任何祝福、应酬或笑闹的新人———她代表她故乡的妈妈把她交给了我，我代表我天上的妈妈把我交给了她。当时，我们还照了一张二寸半身合影，花半月工资为她买了一身府绸衣料，这一对被社会遗弃的孤儿从此互为“肉中肉”和“骨中骨”，开始手牵手同心同德地闯进黑洞似的人生。在这黑洞的进口，我们一点顾虑或犹豫都没有，就像两只海狸凭借手边拿得到的材料和工具，努力为自己营造一个适合于想象中的形式、尺寸和比例的小窝。她让我进城买回一些炊事用具和印染花布，一两天内就把一个冷清清的单身宿舍变成一间温暖的没有贴“喜”字的新房。在这间新房里，我们是孤单的，仿佛比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还孤单，但我们十分欣赏这种“孤单”，它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从小就向往的两人在一起不受干扰的自由。当然，自由并不能养活我们，我们还得自食其力，那时她当小学教员，我当中学教员，在川北僻静而淳朴的乡村度过了我们的新婚生活。
除了上课、做卫生、像儿时“办家家”似的开伙弄饭外，我们总是坐在一起读书，拿一本名著作教材，学习起码的人生意蕴，同时互相测试对方对于爱情的认识水平和忠诚程度。记得最宝贵的一份教材是鲁迅的《伤逝》，为了子君和涓生的悲剧，我们每读一遍，往往是读到阿随悄悄回来了，都忍不住流下了泪水，她有时竟伤心到不允许我念下去。不过，一进入“课堂讨论”阶段，便发现彼此原来都有个性，正通过不同的观点表现出来：一方指责涓生无情，不负责任，另一方则惋惜子君软弱，不该最后退回到旧家庭去———尽管双方都不懂得这个悲剧的症结所在，更不懂得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深意，有时却会为自己的观点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直到我笑着走拢去叫她为止。但是，我们也并没有完全沉浸在浓情蜜意的游戏里，社会生活的冲击波不能不同时震撼着我们轻轻关上的小窗。
岳池县在着名游击根据地华蓥山附近，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我们教书的两个学校都有一些比较开明的本地教师，还有几位后来被捕以至牺牲在渣滓洞的地下党员。他们在生活上照顾我们，在政治上帮助我们，同时为我提供了一个比较安稳的写作环境。此前几年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童话》，它的新鲜意境和稚拙风格引起读者的好感，同时也向作者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当几年来个人挫折的渺小愤激同后方人民巨大的受难精神相融汇，变成我的不吐不快的感情要求时，便开始了我的政治抒情诗的写作阶段。我的第二、第三本诗集《集合》和《又是一个起点》的若干篇章就是在岳池酝酿而成的，这里不得不说一下她在我的诗风转变过程中所起的促进作用。关于沦陷区人民、特别是家乡父老兄弟的苦难和斗争，我本没有什么感性认识，是她后来向我回忆几年逃难的乡居生活，用谈家常的口吻讲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我才多少有所了解。例如，她有一位族兄，本来在汉口做裁缝度日，一天回乡在铁路上被搜身，搜出了两斤盐，犯了禁，于是被日本兵压杠子、灌辣椒水，肋骨给打断几根，在家乡躺了半年，从此再也不敢进城。又如，城里日本兵一次下乡“打掳”（抢劫），其中一个贪多掉了队，乡里镇上几个后生在一时愤激的支配下，唿哨一声，绰起锄头和红缨枪，几下子把那个家伙给打死了；第二天，日本兵队伍开来，把镇子团团围住，搜索那几个“凶手”———为首的是个不满20岁的小青年，他们东躲西藏，终于从酒糟窖里给拖了出来，一个个活活被狼狗咬死，去看过的人回来说，“三个人躺在地上，就像一个‘小’字”……讲到一些细节，她虽然尽量压抑着情绪，却仍给我的心灵留下比一般新闻报道更深刻更灼热的烙印。我们的人民是灾难深重的，经得起深重灾难的人民是伟大的，我们的痛苦、屈辱、悲哀、愤怒、仇恨和反抗———唯愿能在我的诗中留存其万一！这就是我当时转而从事政治抒情的一个“情结”，它的振动频率迄今有时还会重复出现在她和我的共同回忆里，证明我们那时绝不是爱情上的“鲁滨逊”。
正当我们向大千世界准备伸出我们的触角时，一个新生命来叩门了，它是一个女婴。我对躺在产床上的她说：“我就欢喜女孩！”这孩子从小就有个性，常常哭个不停，有时一哭哭一通宵，把隔壁同事夜半给吵醒了，接连唉声叹气，害得我们十分狼狈。家里添了一个生命，本是一种神秘现象，却并没有引起我们的深思；相反，由于文化水平不高，不懂得计划生育的重要，后来陆续接受了上帝塞给我们的几个孩子，于是一个始终以她为中心的小家族成长了起来。这几个子女跟着我们，当然也受到场合、性质和程度各不相同的折腾，这都是后话。等第一个孩子出世不久，我们便匆匆结束爱情和人生的“学习年代”（《维廉·麦斯特》的一个用语），开始了正式的共同生活，也就是颠沛流离的吉卜赛式的、今天歇下来不知明日落脚何方的“漫游年代”（《维廉·麦斯特》的另一个用语）。《维廉·麦斯特》是歌德的著名的“教育小说”，其中虽然充满虚妄的开端和错误的选择，主人公却终于在生活的教育下，找到明确的方向，走上正确的道路，成为一个成熟而平衡的人。从下文可知，我们的一生似乎也可以称作一部“教育小说”，不过是在完全不同的意义上，而且是按照完全不同的某种方式展示情节的。
1991年
说明：本文由《我们的金婚纪念》摘抄，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