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知微草书千字文公名著，字知微，成都人，在蜀明经及第，蜀平归宋，授隆平主簿。工书，笔迹甚媚，有家法。太平兴国二年迁史馆祇候，详定篇韵。六年，召见，赐绯，直御书院。太宗尝使中使持示御札，多规益。奉诏荟萃古法书拓石禁中，今世所传淳化阁帖是也。端拱初年，擢殿中侍御史。三年，卒。此卷砑色纸本，牙花带粉，高八寸，长一丈，乌丝栏，共一百二行，首尾各押中书省印一方。行笔□熟，虽学过庭，稍乏劲气，殆小禅缚律欤！宋跋黄绢织蓝丝，元跋牙花笺乌丝，与本身同，并楷书。而主客越尤端严劲正，迹如星凤，仅此一观耳！
千字文草书千字文王著初为隆平主簿，太宗皇帝时，著因进书，召转光禄寺丞侍书，锡以章绶，仍供职馆殿。太宗工书，草、行、飞白，神踪冠世，天格自高，非臣下所可伦拟。而著书虽丰妍熟，终渐踈慢。及是御前，莫遑下笔。著本临学右军行法，尔后浸成院体。今之书诏，盖著之源流。臣越题。
赵宣祖从周世宗征南唐，得法书，必以遗其次子，是为宋太宗。即位后，笃意翰墨，遂为一代弥文之盛。淳化阁帖，即其所作，多命王著临之。他日米南宫自以为高于著，然太清楼帖，不及秘阁本，盖以米体杂置魏晋，乃不如著之醇也。今世间所收内府旧藏羲、献及六朝人真迹，大概多唐人双钩，及淳化拓本有逼真者，宣和皆以七印识之，与真价埒，不可复辨。此帖疑著临智永本也，向见宋思陵临智永千文，与此绝相类云。庐陵欧阳玄，跋袁侍御亨伯家所见，至正丁酉七月初吉。欧阳玄印。
宋王著字知微，自言唐相石泉公方庆之后，世家京兆渭南，祖贲入蜀，遂为成都人。仕蜀为主簿，入朝累迁翰林侍书，加殿中侍御史。善书，笔意媚婉，颇多家法，太宗尝从学书黄庭经，以谓著用笔圆熟，不易得也。今是卷乃其行草书千字文，如宫女插花，嫔嫱对鉴，雅有一般态度，亦其所渐者然耶。余既藏之，又重宝之，传者无忽焉。古槜李墨林山人项元汴敬述。
吴升除了著录《王著千文》及历代诸跋的内容外，对于此卷的外观亦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如《王著千文》原卷为“砑色纸本，牙花带粉，高八寸，长一丈，乌丝栏，共一百二行”等，而宋跋（周越跋）书于“黄绢织蓝丝”上，元跋（欧阳玄跋）则书于和《王著千文》一样的“牙花笺乌丝”上。
安岐《墨缘汇观》亦著录《王著草书千字文卷》，“李文”已叙，此不赘言。唯《墨缘汇观》记《王著千文》共“草书一百四行”，但此处吴升则言共“一百二行”。此一歧异之处，乃是因为安岐将卷尾“草书千字文”五字，及后一行的款书“侍书王著书”五字亦算进去，故多了两行。
除了以上三书登录《王著千文》外，“李文”已提及《墨缘汇观》及《石渠宝笈续编》亦著录此卷，为了使读者能进一步了解诸书对于《王著千文》著录的情形，以下便是将五书对于此卷大略内容与外观的描述所做的比较。
四、周越书法周越书法评论：
在《王著千文跋》出现前，今所见周越墨迹有二，皆为拓本，一是跋王献之《洛神赋》，另一为跋怀素《藏真律公帖》。前者为楷书，跋于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后者为草书，跋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按周越“草书精熟，博学有法度，而真、行不及”［67］，“真、行尤入妙，草字入能也”［68］。
周越以草书精熟闻名于宋初，但真、行二书则没有草书来得有名，故苏轼才会有“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之叹［69］。《王著千文跋》虽为楷书，但作为周越存世唯一墨宝，亦足以让后人一窥宋初书法大家的风貌矣。
究竟周越此人在宋朝当时的评价，以及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如何，一直被后世研究书法者所忽视，如今借由《王著千文跋》的出现，我们似乎有必要对这位宋初书法大家重新定位，以还其应有的历史地位，并使来者能对周越有一真正的认识，以免重蹈前人覆辙。
身为周越之徒的黄庭坚曾言：“子发临书殊劲，但并使古人病韵耳！”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周越书法的优点和缺点。而作者根据典籍和墨迹对周越书风所进行的研究，认为可以用两个字来归纳周越之书：“劲”和“俗”。现分别讨论之。
《宣和书谱》称周越“落笔刚劲足法度，字字不妄作”，米芾亦言：
“周越书，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周越书风以刚劲著称，此乃历代书法家公认之事实。若验之实物，则可发现古人所言不虚矣。今观周越《王著千文跋》，正如吴升所言“端严劲正”。而此跋乃书于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米芾《蜀素帖》相同材质的“黄素乌丝栏”之上。按黄素不如宣纸吸墨，故不容易书写，非笔力雄健者，必不能至，今日见周越此跋，更证明书史所言不诬也。
此外，今存陕刻怀素《藏真律公帖》，后有周越一跋，“笔势雄强飞动”，亦为周越书风刚劲之证。
若说“劲”乃周越书法为世所称之处，那么“俗”便是其书为人诟病之处。
身为宋四大家之一的黄庭坚，自承其学书过程曰：
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耳。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74］钱穆父、苏子瞻皆病余草书多俗笔，盖余少时学周膳部书，初不自寤，以故久不作草，数年来犹觉滞祓尘埃气未尽。
黄庭坚将其早期草书带有俗气归罪于其师周越，此乃研究宋朝书法者所共知之事，且为叙述黄庭坚学书过程必引史料。但究竟周越书法俗不俗，则无人深入研究过，因此人云亦云，原为宋初书法名家的周越便因其徒的一段抱怨，而遭后世之人所忽视，甚至鄙视。此一情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周越书迹流传无几，以致后人无缘也无法对其书风有更深入的了解，此乃非战之罪，不能苛责。
但如今通过周越存世唯一书迹《王著千文跋》的出现，我们当对周越此人书风进行一番研究，以证书史所言之真假。
宋四家之中，除黄庭坚外，米芾亦曾习周越之书。据张丑《真迹日录》著录有米芾一帖，帖云：
余年十岁写背刻，学周越、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遂学沈传师，爱其不俗，自后数改献之字，亦取其落落不群之意耳。
米芾曾学周越字，由此可知。无独有偶，他亦不满于其师之俗。其后便改学沈传师，而原因乃是“爱其不俗”，换句话说，此即意谓他“恶周越俗”。
两位书法大家在自我反省学书的过程中，皆不由自主地反过来批判他们的老师周越，此一情形，在中国书法史上实属罕见。由此亦可证明，周越之书风确有可议之处。
宋人在批评周越书时，常将其和北宋另一书法家仲翼相提并论，如苏轼云：
书初无意于佳乃佳尔，草书虽是积学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书。”此语非是。若匆匆不及，乃是平时亦有意于学，此弊之极，遂至于周越、仲翼无足怪者。吾书虽不甚佳，然自出新意，不践古人，是一快也。
米芾云：
今人画亦不足深论，赵昌、王友、镡黉辈之可遮壁，无不为少；程坦、崔白、侯封、马贲、张自方之流皆能污壁；茶坊、酒店可与周越、仲翼草书同挂，不入吾曹议论。得无名古笔差排，犹足为尚友。
南宋的陆游则云：
仲翼有书名，而前辈多以为俗。然亦以配周越。予尝见其飞白大字数幅，亦甚工，但诚不免俗耳。
由以上三人所言可见，周越与仲翼两人之书在宋人眼里，皆为俗书矣。
天水一朝，非唯黄庭坚及米芾等人批评周越书俗，《宣和书谱》也开门见山地说周越“傥灭俗气，当为第一流矣”！周越的书法被评为俗，似乎已成定论，但为什么周越之书俗，则是作者下一步所要探讨的课题。
周越之书被讥为俗，恐有两个原因，一为周越写书喜作波折，二则为周越本人“胸次”不高。按今所见黄庭坚行草书法作品中，有一极为著名的特色：山谷运笔喜颤掣抖擞，捺笔多作“一波三折”。后人皆以为此乃山谷独创之技，但如今观周越《千文跋》，则不禁恍然大悟，原来长捺作一波三折之夸张貌，并非始自山谷，而是其师周越！按观周越跋文，有两个特色值得注意：一为“端谨有法”，二为捺笔呈一波三折之画。之所以称此跋端谨有法，乃是因周越跋文凡遇“太宗”“御前”等语则换行抬头。端谨有法是指跋文格式而言，至于跋文本身书法风格，则有一极为特殊之处，即第二行“进”、第八行“是”、第九行“遑”这三字之捺笔为一波三折，粗观此三字，则有笔法造作而不自然之感，太过矫揉而缺乏气韵，或许这便是周越之书被讥为俗气的主要原因吧！同为“一波三折之波撇”，但为何老师被讥为俗书，徒弟则成为宋四大家？
其关键乃在一“韵”字。山谷书法最重气韵，亦即所谓的“胸次”。胸次高者则为雅，胸次低者则为俗。胸次之高低和个人的道德和学问修养有极大关系，此亦宋四大家之所以为四大家之故也。黄庭坚吸收其师周越之长，而在其个人高度的道德学问艺术修养与标新立异的审美观之下，借由豪放纵逸、随意挥洒的笔势，破俗为雅，这便是师徒二人之所以际遇如此悬殊之故也。对于此点，清朝冯班之评可为至论，其曰：
黄山谷纯学《瘗鹤铭》，其用笔得于周子发，故道健。周子发俗，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
《王著千文跋》乃是周越存世唯一真迹，光从这点而论，此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已占有重要地位。此外，借由此跋，后世研究黄庭坚书法者，亦可了解山谷书风最大特色的“抖笔”“波撇”之师出何处。一帖具有双重历史意义，更证周越此跋之价值不菲矣。蔡襄是否学周越书：
宋四家中，黄庭坚与米芾皆曾学过周越的字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是他们自己承认的，但是蔡襄（1012—1067年）是否亦曾师法周越，则是一个较具争议的问题。最早提出蔡襄曾学周越字的是北宋的章惇（1035—1105年），其云：
吾今日取君谟墨迹观之，益见其学之精勤，但末得微意尔，亦少骨力，所以格弱而笔嫩也。使其心自得者，何谢唐人？李建中学书宗王法，亦非不精熟，然其俗气特甚，盖其初出于学张从申而已。君谟少年时，乃师周越，中始知其非而变之，所以恨弱，然已不料其能变之至此也。……元祐六年（1091）十一月五日，西斋东窗大涤翁书，时长至后一日也。
章惇写此文时距蔡襄卒时才二十四年，若以时代性而论，其言有一定的可靠性。但为何整个北宋时期，除了章惇之外，其他如苏轼、黄庭坚、米芾等书法大家，以及最拥护蔡襄书法的欧阳修，却从未提及蔡襄曾学周越字的记录？
事实上，翻阅整部《端明集》，只有一处蔡襄自言其书之师承，其《观宋中道家藏书画》一诗云：
……鄙意岂足多，诧语谁能兼；因思左宣献，载檄陪车帽。辱公知遇厚，表里曾无嫌；间复请笔法，指病如投砭。……按景祐五年（1038年），宋绶（谥宣献）出知河南府，时蔡襄任西京留守推官，权知洛阳县令，故为宋绶属官。蔡襄颇蒙宋绶知遇，故向亦为宋初书法名家的宋绶请教“笔法”。米芾曾慨叹曰：“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而蔡襄便是其中之一。除了上述蔡襄自言曾从宋绶学习笔法外，他亦曾师法苏舜元（字才翁），此乃由黄庭坚所言得知，其《跋蔡君谟帖》云：
蔡君谟行书简札甚秀丽可爱，至于作草，自云得苏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
近见陈懒散草书数纸，乃真得才翁笔意，寒溪寝室，待饭不至，饥时书板，殊无笔力。
山谷认为蔡襄“自云”得苏舜元之“屋漏法”是“令人不解”的，似乎婉转地表达了对其草书不满之意。既言“自云”，山谷所言当属可信才是。此外，叶模《石林过庭录》亦云：
君谟初在宋宣献公幕府，授以书法。苏才翁与君谟厚，亦以书相先。故二人卒以书知名。
故据史料记载，蔡襄学书师法者，确信可考者只有宋绶、苏舜元二人，但这并不代表蔡襄书只受二人影响，此亦为绝不可能之事。按蔡襄以学书兼擅各体、兼采各家独步当世，冠绝一时，苏东坡便曾说：
世之书，篆不兼隶，行不及草，殆未能通其意者也。如君谟真、行、草、隶无不如意，其遗力余意变为飞白，可爱而不可学，非通其意能如是乎？苏轼并为蔡襄评定优劣，指其：
行书最胜，小楷次之，草书又次之，大字又次之，分隶小劣。又常出意作飞白，自言有翔龙舞凤之势，识者不以为过。
蔡君谟为近世第一，但大字不如小字，草不如真，真不如行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