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传统下的独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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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周越墨迹研究》序 (9)

蔡襄兼擅各体之书,乃是宋人公认之事,无可置疑,此亦蔡襄之所以超越宋初其他书法家之故。至于蔡襄诸体之书究竟师法何人,受谁影响最深,则因蔡襄本人并未提及,因此后人只好由其存世书迹去推测。一般所公认的是蔡襄楷体出于颜真卿,行草则远承钟繇、二王。此外,后人又根据己意以及个别书迹提出不同的见解,认为蔡襄尚受智永、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徐浩、柳公权等唐代书法家之影响,由此便可知蔡襄学书之广。故清朝刘熙载才会慨叹:

北宋名家之书,学唐各有所尤近,苏近颜,黄近柳,米近褚,唯君谟之所近,颇非易见。

连对蔡襄书法极为推崇的欧阳修,亦曾告诫其子欧阳发云:“蔡君谟性喜多学,是以难精。”可见兼擅众体、兼采各家,虽为蔡襄之长处,但亦为其致命伤矣。

由上所叙,可知蔡襄不但远承魏晋,习钟、王之法,更师唐朝诸大名家,因而成为有宋一代崇尚传统、追求古法的正统派书法领袖,亦为后人所公认的书法正宗继承人。除了承袭晋唐书风外,蔡襄亦曾师法当代之书法大家,如宋绶、苏舜元二人,但究竟他是否亦曾师法周越,有人持不同的意见。除了前文所引的北宋章惇言蔡襄“少年时,乃师周越”外,观整个宋人笔记文集,尚有一人提倡此一论点。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四云:

本朝书米元章蔡君谟为冠,余子莫及。君谟始学周越,其变体出于颜平原;

元章始学罗逊[濮王讳]书,其变体出于王子敬。君谟《泉州桥柱题记》,绝逼平原;元章《镇江焦山方丈六版壁》所书,与子敬行笔绝相类,艺至于此,亦难矣!东坡赠六观老人诗云:“草书非学聊自娱,落笔已唤周越奴。”则越之书本甚高也。《襄阳学记》乃罗逊书,元章亦襄阳人,姑效其作;至于笔挽万钧,沉着痛快处,逊法岂能尽耶?

葛立方所言明显可看出承袭自章惇之见,因此二人可归于一说。之后的南宋著名词人刘克庄(1187—1269年)则对此提出异议。他说:

周越膳部与李西台同时,所著《法书苑》,论古今字学甚详备,其草书《猎狐篇》非不点缀,波画矜衔,姿态要以,以五陵侠少结束华楚,然都无士大夫风度。欧公评本朝书,唯取才翁兄弟及君谟三人,不肯屈第四指,西台且不见取,况膳部乎?沧浪公亦叹时人以其诗比杜默,字比周越为不幸。默诗所谓圣人门前大虫者,默、越并称,其不与越甚矣。葛立方乃谓君谟书初学越,此语全无按据。又跻米于蔡上,非特蔡、米辈行人品判如穹壤,姑以字论,蔡如周公绣裳赤焉,如孔子深衣元冕,立于宗庙朝廷之上;米如荆轲说剑,如尉迟敬德夺槊耳,乌得与蔡抗论乎?是何工于知周、米,而拙于知蔡也。

刘克庄认为“葛立方乃谓君谟书初学越,此语全无按据”。刘克庄可能并未看过张邦基的《墨庄漫录》,故不知葛立方的“按据”便是章惇之言!按《墨池编》及《宣和书谱》等书称周越“天圣(1023—1032年)、庆历(1041—1048年)以书显,学者翕然宗之”。而此时蔡襄正值青少年时期,故其亦有可能追随此一风气,但若是将蔡襄的笔法软俗归罪于周越,恐有不公。

周越著作考《宋史·艺文志》记载周越著有《古今法书苑》一书,共十卷。此书今已失传不见,但却留下诸多疑点,有待探讨,如书名、卷数及成书日期等。

上表为历代典籍中曾提及周越著作,由时代先后所做的记录表。由上表可看出周越所著之书,从书名、卷数到成书日期,历代典籍的记载有很大的差异。书名方面,有《古今法书苑》《书苑》及《法书苑》,在《宋史》一书中便同时出现《书苑》和《古今法书苑》两种名称;从表上宋人著作亦可发现《书苑》《法书苑》和《古今法书苑》并用的现象,因此我们姑且可假设此书原名为《古今法书苑》,简称《书苑》或《法书苑》。但从元朝开始,此书似乎已完全被称做《法书苑》,原因殊不可晓。

至于卷数方面,则有十、十五、二十、二十九四种版本出现,作十卷者最多,其他各一。而成书日期方面,则有天圣八年(1030年)及景祐三年(1036年)两个日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一十九记载:

(景祐三年)冬十月乙巳朔,国子博士周越为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

越上所纂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名曰《书苑》,凡二十九卷,特除之。越,起弟也。

又《玉海》卷四十五云:

《实录》二年十月乙巳朔,国子博士周越上纂集古今人书,并隶体法,名《书苑》,凡二十卷,命知国子监书学。

按李焘作《续资治通鉴长编》一书,主要乃是采用历朝官修《国史》《实录》等史料,具有较大可靠性;而又从与《长编》记载几乎相同的《玉海》一书可知,两书皆是采用仁宗朝的《实录》,因此周越《书苑》一书成于景祐三年(1036年)应较为可信才是。第一节作者提到与周越同时代的尹洙,其《书禹庙碑阴》中有“今膳部员外郎周君越”一语,末署“宝元二年”(1039年),若周越于天圣八年(1030年)上《书苑》,且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岂有九年之间职位不变之理?故《长编》与《玉海》二书所言当属可信。唯二书记载虽同出于《实录》,但一作二十九卷,一作二十卷,故疑《玉海》下脱“九”字。

但为何周越当时所进之书,到了南宋之后,上从皇家官府藏书(《中兴馆阁书目》),下至民间私人藏书,皆著录周越《书苑》只有“十卷”呢?是否此乃北南两宋交替之际,《书苑》一书曾有佚失之故?

不论是十卷,还是二十九卷,周越唯一的著作今已失传了。但我们尚可从历代典籍中发现此书的一些吉光片羽。按此书的内容,据《长编》《玉海》及《宋史》诸书,可知主要为“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唯过于简略,尚无法知其详也。但从李弥逊(1089—1153)的《筠谿集》一书,我们可对此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筠谿集》云:

周氏《书苑》十卷,历叙古文、篆、隶而降凡五十四种,古今能书四百九十余人,笔法论叙二十余家,字画之变,略尽于此。

从李氏之书的记载,我们可知周越所著《书苑》,其主要内容乃是叙述历代书体、书家及书论等。又《中兴馆阁书目》中,记有周越书中自序,亦为我们了解其著作的重要史料。《中兴馆阁书目》云:

周越《古今法书苑》十卷,其序云:“自仓史逮皇朝,善书者得三百九十八人,以古文、大篆、小篆、隶书、飞白、八分、行书、草书通为八体,附以杂书。以正书、正行、行草、草书分为四等。”《筠谿集》作“四百九十余人”,《中兴馆阁书目》作“三百九十八人”,不知是否其一有笔误?

除了知道《古今法书苑》大体内容外,我们从历代文人的文集或书画题跋中,亦可发现《书苑》一书的部分佚文。虽然此书今已不存,但借由这些吉光片羽,可使我们对周越其人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以下便是作者根据现有资料对《书苑》一书所做的钩沉:

黄伯思(1079—1118年)《东观余论》:

《书苑》云:“唐文皇制《圣教序》,时都城诸释委弘福寺集右军行书勒石,累年方就,逸少剧迹咸萃其中。”《书苑》云:“从申结字缜密,近古未有;弟从师、从义、从约并工书,皆得右军风貌,时人谓之四龙。”书赋云:“张氏四龙,名扬海内,厕有季弟,功夫少对,右军风归,下笔斯在。”季,谓从申也。又云:“从申近古所无,恨于闻见不多,右军之外一步不窥。予观从申虽学右军,其原出于大令笔意,与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时,宜不虚得;但所短者,抑扬低昂太过,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晋韵,殊可佳。”陆游(1125—1210年)《老学庵笔记》卷十云:

周越《书苑》云:“郭忠恕以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隶书出,隶书悖而行书作,行书狂而草书圣。”赵孟(1254—1322年)跋《元拓石鼓文》云:

周越《法书苑》:“石鼓文谓之周宣王猎碣,共有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也。季代字多讹缺,旧存岐山石鼓,村人迁至凤翔府夫子庙。”袁泰跋《赵魏公楷书洛神赋》云:

周越《法书苑》:“王献之,字子敬,羲之第七子,官至中书令,正书入神品。洛神赋,小楷乌丝栏写成,精密渊巧,出于神智。后有柳公权跋尾云:‘子敬好写洛神赋,人间合有数本,此其一焉。宝历元年正月二十四日,起居郎柳公权记。’亦楷书。又柳璨题云:‘天祐元年五月六日,堂侄孙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判户部璨续题子敬帖后。’越观欧柳笔法,全出此书也。”又载:“子敬初为谢安长史,太元中起太极殿,安欲使献之题榜,以为万代之宝而难之。乃说韦仲将题凌云台之事,献之知其旨,乃正色曰:‘仲将,魏之大臣,宁有此事,使其若此,有以知魏德之不长。’安遂不逼之。”又:“李嗣真论书体,乐毅论、太师箴,体皆真正,有忠臣烈女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顺孙之象;逍遥篇、孤雁赋,迹远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画像赞、洛神赋,姿仪雅丽,有矜庄严肃之象。所谓见义以成字,成字以得意,非独研精楷理,实根于教化矣。”至治三年(1323)七月二十五日,寓斋录记。

涵芬楼百卷本《说郛》,卷七十八收有周越《法书苑》残文五则:

玉谿编事王蜀时,秦州节度使王承俭筑城,获瓦棺,中有石刻曰:“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张崇妻王氏”,铭有云:“深深葬玉,郁郁埋香”之语。

窦泉为李阳冰篆,曰笔虎。泉又作小篆赞曰:“丞相斯法,神虑精深,钺钗头屈,玉鼎垂金。”唐太宗学虞监隶书,每难于戈法。一日书遇戬字,召世南补写其戈,以示魏郑公。公曰:“仰示圣作内,戬字戈法逼真。”帝赏其鉴。

唐李邕善书,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茯苓芝、黄仙鹤之类。

杜操,字伯度,善草书,帝爱之。诏令上表,亦作草字,后谓之章草。

宛委山堂百二十卷本《说郛》,卷八十六则收有周越《法书苑》十三则:

鹤头蚊脚二书皆汉诏版所用各象形。

葬玉埋香玉谿编事王蜀时,秦州节度使王承俭筑城,获瓦棺,中有石刻曰:“隋开皇二年渭州刺史张崇妻王氏。”铭文有“深深葬玉,郁郁埋香”之语也。

笔虎窦泉谓李阳冰篆。

屈玉垂金有泉又作小篆,赞曰:“丞相斯法,神虑清深,钗头屈玉,鼎足垂金。”李阳冰书阳冰李大夫书云:“某志在古篆,于天地山川[一作山河]得方圆流峙之常,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逊周旋之体法(《四库全书》本作‘得揖让周旋之礼’);于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四库》作“眉发口鼻”);于虫鱼鸟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拉摆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常痛孔壁遗文、伋冢旧简年代浸远,谬误滋多,蔡中郎以丰为豊,李相府以柬为东(《四库》作“以束为柬”),使学者无据耳。”论右军书阳冰又与李嗣真书论右军体,云:“羲之每不同者以变难俦,乐毅论、太史箴,体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容皆惨悴,有孝子之象;逍遥篇、孤雁赋,迹远趣高,有拔俗抱素之象;画象赞、洛神赋,姿仪雅丽,有矜庄严肃之象。凡所挥染,皆见义以成字,以得意。”僧杰隋僧敬脱,善作方丈大字,号曰僧杰。

戈法逼真唐太宗学虞监隶书,每难于戈法。一日书遇戬字,召世南补写其戈,以示魏郑公。公曰:“仰示圣作内,戬字戈法逼真。”帝赏其鉴识。

茯苓芝唐李邕善书,仍自刻多假立刻字人名,茯苓芝、黄仙鹤之类是也。

章草杜操,字伯度,善草书,章爱之(《四库》作“章帝爱之”)。诏令上表,亦作草字,后谓之章草。

屋漏痕颜鲁公与怀素同学草书于乌兵曹,或问曰:“张长史见公孙大娘舞剑器,始得低昂回翔之状,兵曹有之乎?”怀素以古钗脚对鲁公曰:“何如屋漏痕?”怀素抱鲁公唱赋问:“师何所得?”曰:“观夏云奇峰及壁路常师之。”手画肚王昭宗云:“书翰由水墨积习,虞七被中以手画肚。”古今杂体宋末王融图古今杂体有六十四书,少年仿效家藏纸贵,而风鱼鸟兽是七国时书,元长皆作隶字,故贻后来所诘。湘东王遣沮阳令韦仲定为九十一种,次功曹谢善勋,增其九法合成百体,其中以八卦为书,以一为太,为两法不差一字,方寸千言。

以上所收周越《古今法书苑》佚文,有部分重叠之处,故可借以相互对照校正。

或许这些只字片语只是原书的九牛一毛,但对于今日研究周越其人者,已属难能可贵的重要材料了。

五、结语原为宋初“学者翕然宗之”的书法大家周越,在经过一千年后,却连研究书法者亦不知其为何许人也,更遑论一般人。偶有提及者,多为黄庭坚抱怨其早年作草因师法周越而俗鄙尔尔,使后人对周越的书法评价负面远大于正面。而由于相关史料稀少,以及周越传世书迹寥寥无几,故千年来并无人对其书作过深入的研究,人云亦云的结果使得宋初的书学巨擘竟如此惨遭恶名。

如今,《王著千文跋》的出现,使得如何为周越在中国书法史上重新定位成为刻不容缓的责任,作者期望能借由此文,使更多爱好书法者对周越其人其书能有更加深入而全面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