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故宫”所举办的“罗家伦夫人张维桢女士捐赠展”，“计唐宋以来名品，凡四十有二”（展览简介），其中挂头牌的乃是所谓的《唐朝周昉调婴图》。按此图大陆书画鉴定七人小组中的徐邦达与杨仁恺两位先生，早已指出此画为“宋人作品”（分见《古书画伪讹考辨》与《国宝沉浮录》二书）。
从以上两个笑话，便足以看出号称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其院内书画专家的水准如何，也难怪杨仁恺老先生会讥笑他们“鉴定水平似仍停止在一二百年以前的程度”。不能分辨书画真伪；搞不清宋印、清印；误读史书、窜改史书；引用错误资料；连黄庭坚的书风都不了解；一再地睁眼说瞎话，一再地天马行空想当然耳……这就是所谓的“故宫专家”所为之事。
讽刺的是，去年国内一群爱护中国书画的民众，为国宝是否应放洋而展开一连串抗议活动时，却遭故宫院长秦孝仪以“要相信故宫专家”为由，轻易地搪塞了社会大众悠悠之口。当时，正和“故宫专家”进行笔仗的我，在听到这句话时，不禁觉得可笑至极，因为我早已领教了所谓“故宫专家”的真正能力。但可悲的是，仅仅是一个大学生的我，虽然知道有人假专家之名行欺骗之实，但却无力改变现状，而这便是身为台湾知识分子的悲哀。
故宫专家的无能、故宫高层的腐败，或许已是研究中国艺术史者所共知之事，但多数学者却不愿得罪故宫当局，已经同流合污，故数十年来无人揭发此一“骗局”。如今一个不知天高地厚、毫无人情包袱的大四学生，希望能借由此书，告诉被蒙骗已久的社会大众一个事实与真相，那就是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个拥有一流的藏品、三流的人才，外行领导外行的官僚机构，无论其院长或专家，其人格或能力，都是必须受到强烈质疑的。
附录三 故宫三次鉴定文件及书面答复:有关传《周越跋王著千文》诸问题:一、著录方面《王著千文》著录最早者为黄庭坚《山谷题跋》，山谷于所录跋周子发帖中，提及王著临《兰亭序》《乐毅论》与《补永禅师周散骑千字》三件书迹，然并未言明周越跋于何件。
依据周越跋文，《王著千文》原为北宋宫廷收藏，然查《宣和书谱》，并无此迹之著录。按该书系以篆、隶、正、行、草五体分论历朝代表书法家，而周越系置于草书部分，知北宋御府所藏草书有三，《千文》为其一。
二、书风方面目前可见之周越书迹皆为拓本，如《跋王献之洛神赋》，小楷三行，结字扁方，用笔沉着，正是书史所称周越风格典型，与北宋初年李建中、李宗谔、钱勰等家书风相通，属北宋初期之时代风格，是目前学界接受的周越书迹。反观传《周越跋王著千文》，结字长方，用笔轻重悬殊，笔法造作不自然，如第二行“进”、第八行“是”、第九行“遑”、第十一行“题”之捺笔，一波三折之画，用笔迟滞，似经涂描，不仅不见于周越之书跋中，即传世北宋书迹亦未见；笔力滑弱，如第五行“太”字之撇画、第十行“学”字下半“子”之横画与竖钩，以及同行“后”之撇捺。本件用笔与周越《跋王献之洛神赋》，以及书史所载周越书风均差异极大。
三、款印方面本件落款为“臣越题”，关于署“臣”之款，理应如公文书，连名带姓为宜，如本院藏唐玄宗《鹡鸰颂》。卷后蔡京、蔡卞跋文款署为“太师鲁国公蔡京谨题”“臣蔡卞题”；蔡襄《书谢赐御书诗表》卷，末款署“臣蔡襄上进”。至若只书名而不书姓者，见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听琴图》，以及本院藏宋徽宗《文会图》，其上蔡京之题仅署“臣京”而已。然前二者书法均无争议，为众所认定，而后二者，学者看法不一，意以为仍姓名连署较郑重。
本件收传印记最早者为“中书省印”，查此印为正式官印，然存世名迹，均未见此印，故无法比对。但据《宋史》卷五七载：“宋因唐制，诸司皆用铜印，诸王及中书省、门下省印，方二寸一分……”知“中书省印”与诸宋官印同式，均为正方形。本件所钤“中书省印”形状略长方，与正史记载不合。“上阁图书”因不见于存世名迹，故无法比对。而“忠孝之家”一印，《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以为系宋钱勰之印，亦难以比对，唯此印篆法甚异，非北宋习见之浑厚者，又本院所藏《蜀素帖》，于邵希之跋上方有“忠孝之家”一印，虽然未能考订为何人所作，但其篆法即妥帖郑重。
传世之宋印，因系水印，钤时印泥晕开，印色较淡，印文笔画变粗，本件上钤“秋壑图书”一印却无此现象。按本院藏王羲之《远宦帖》上之“秋壑图书”印上“秋”字之“火”部首，中间一竖画，较两点略高，与本件之“秋壑图书”印不同。
四、结论关于早期书画之考订，其困难处在于比对资料奇少，往往事涉“孤例”，是真是假，多所争论，故就推理原则，必须慎重，或以“存而不断”，以待来日。
学术研究既持此态度，搜购之决定与否，自应慎重再三，况所涉高达四千五百万之“天价”，分毫均关公帑，必以周全无懈者，方能考虑。（“国立故宫博物院”书画处提供）对谢委员聪敏质询之书面答复:谢委员就故宫博物院之院藏周越墨迹国宝相关问题所提质询，经交据故宫博物院查复如下：
一、关于“臣”字款之书画，查可能原系宫廷收藏之书画名迹，自宜以考查原有宫廷收藏著录为先，此乃审慎且必要之态度与手续。如本院名画《南唐赵幹江行初雪》《宋黄居寀山鹧棘鹊》，法书如《王羲之雪侯帖〈快雪时晴〉》《王羲之平安帖》《王羲之远宦帖》，均能于《宣和画谱》《宣和书谱》得到印证。清代宫廷“臣”字款书画，可查《石渠宝笈》（专门记载清代宫廷书画）一书。
二、书法风格之比对乃鉴别之第一要义，周越书迹，存世仅有《跋王献之洛神赋》拓本等数件，可供比对。关于“孤例”，学界总以求其全备而后定，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始为客观态度（附件一、附件二）。至吴升《大观录》及《石渠宝笈续编》之评论为观后赞语，且上距北宋已近七百年。吴升即言“仅此一观”，近三百年前，已无从多方比对，况是今日，此乃事实上之困境。
三、关于落款连名带姓，本院认为并不拘于一格，乃以严谨之态度，提出“意以为仍姓名连署较郑重”。
四、关于宋代中央官制，中书、门下省，本院所言“宋因唐制，诸司用铜印，诸王及中书省、门下省印，方二寸一分……”，是行文方便，非论文写作方式，乃概括引述。关于“政事堂”之解释，谨提供钱穆、傅乐成先生之著作以供考（附件三、附件四）。“中书省印”既有尺寸记载，研究上自不得忽视。如《王文》所举（《欧阳修自书夜宿中书东阁诗》），所钤“中书省印”（附件五），此一方印属（宽∶竖等于1∶1.044）正方形。原所谓周越跋上的“中书省印”则属竖长方形（宽∶竖等于1∶1.102）（附件六）。
五、关于《周越跋文》上“忠孝之家”一印（附件七），非宋钱勰所有，本院藏《宋贤书翰册》有钱勰“穆”字印（附件八），就此印之美术水准，远超“忠孝之家”。收藏家有其一定之品位与欣赏水准，用印印文不同、风格不同，但美术水准，不致有太多差距，以印章为书画鉴定之根据，仅能作为辅助条件。
《王文》以宋米芾《蜀素帖》上之“忠孝之家”一印，出于高士奇收藏印，并指出“王季诠、孔达合编《明清书画家印鉴》”将“忠孝之家”一印归为清乾隆皇帝之误。按该书于“忠孝之家”印右上角，著有“？”（附件九），已表疑问。
再据该书此印钤盖于清董邦达山水，查高士奇之生卒年为1665年至1704年，董邦达之生卒年为1699年至1769年。高氏卒时，董氏不过六七岁，何以高氏收藏印，出现于董氏画作，其间扑朔迷离，情况甚为难解，此即一例。（附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与傅乐成《中国通史》两书，有关宋代政事堂之篇章。）对谢委员聪敏质询之书面答复谢委员就《周越跋文》墨迹问题所提质询，经交据故宫博物院查复如下：
周越墨迹流传后世极为稀少，可比对佐证之资料亦少，因此遇有“周越”书迹出现，须慎重检验，并尽可能从正反两面鉴定。
附录四 周越《王著千文跋》的重要性（王裕民）:我在《周越墨迹研究》一文，曾推测《王著千文》如今只剩周越跋文和乾隆御诗的原因，乃是民国三十四年，溥仪伪满洲国垮台后，其盗自清宫的国宝被知识水准不高的伪满卫兵们大肆争夺。而在你拉我扯的争夺过程中，使得其中一批为数不少的法书名画因而毁于一旦，有的被扯裂为数截，有的则全部遭撕碎，此即俗称的“小白楼事件”（详见《国宝沉浮录》一书）。由于周越跋文乃是书于黄绢之上，乾隆御诗亦写于丝质前隔水之上，两者皆不易撕损，因而得以逃过一劫。其他王著所书《千文》以及历代题跋则早已成为碎屑。
作者后向《国宝沉浮录》一书作者，即辽宁省博物馆馆长，亦为七人小组之一的杨仁恺老先生询问意见，他亦认为如此。不过杨老却不知原被他“宣判死刑”的《王著千文》，如今还残存周越之跋文和乾隆之御诗，且早已落脚台湾。
周越《王著千文跋》之重要性，作者在本书诸篇论文中已分别进行深入研究，在此先归纳成几方面，作一择要说明。
一、书法方面周越原为北宋初年的著名书法家，但如今却没落到连书法研究专家都不知其为何许人也，此乃周越之不幸。而周越之所以被后人所遗忘，乃是因其传世书迹寥寥无几，且皆为碑帖。如《王献之洛神赋跋》《怀素律公帖跋》等。而唯一真迹《王著千文跋》原被认为已成灰烬，但如今却奇迹似的出现在台湾岛上，岂不是“文物有灵”的又一例证？
苏东坡诗云：“草书非学聊自娱，下笔已唤周越奴。”周越以草书称雄于宋初，宋四大家之中，黄庭坚与米芾皆自承曾习周越字，蔡襄是否受其影响，则存有争议。而由此辉煌记录，便可看出周越在宋初书坛上所具有的地位。周越此跋虽为楷书，但作为其存世唯一真迹，亦弥足珍贵矣。
此外，此跋书法风格最大的特色，便在于其一波三折的波撇，此一特殊笔势最常见于黄庭坚之大行书，故周越此跋对于研究山谷书法者，已成为重要的范本。
二、材质方面周越此跋乃是书于黄绢上，即宋代俗称的“蜀素”或“乌丝栏”。因传蜀主王建喜书，每饬匠织生丝为卷，以乌丝织界行，故谓之“蜀素”。此类织工精致的绢素，十分名贵，多用于请托名人书字。
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米芾《蜀素帖》（高27.8厘米），原是存世唯一书于此类材质之书迹，而这也是此卷闻名于世的重要原因。但如今此记录被《周越跋文》所分享，更受人瞩目的是，此跋完成之时间早于《蜀素帖》半个世纪。
据作者所知，除《周越跋文》及《蜀素帖》外，书于此类蜀素之作品，见于著录者尚有王著《杜诗》（见《壮陶阁书画录》），以及刘敞《秋水篇》（见今日摹本后之王淮跋文），但后二者皆已不存。
三、钤印方面上阁图书周越跋文首尾各盖有一方“上阁图书”印，由钤印位置便可以看出此印之“特殊”。前印仅存其半，故可知此印钤于《王著千文》与《周越跋文》之接缝处，而这一半正盖在跋文首二字“王著”之上；后印则不偏不倚地盖在跋文最后，周越款署“臣越题”三字之上。何人敢如此胆大地将收藏印钤于周越书法之上？答案正是皇帝。
据米芾《书史》记载，宋太宗于端拱元年（988年）建秘阁后，刻有“秘阁图书”与“上阁图书”二印，以作为秘阁的“藏书章”，这两印便是宋代皇室最早的收藏印。此后历代皇帝亦沿袭此一传统，直到仁宗后，“上阁图书”转为钤于印经院所赐佛经之上，尔后印经院此一机构废于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故“上阁图书”印的使用时间仅在988年到1071年之间。作者在《周越墨迹研究》一文中，考证周越跋《王著千文》之时间约于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故此印亦应钤于此时才是。但无论如何，这方“上阁图书”印乃是目前所见北宋最早的皇室收藏印，远早于宋徽宗宣和诸印。
中书省印：
周越此跋署款“臣越题”之下，钤有一方朱文大印——“中书省印”，据《平生壮观》《大观录》及《墨缘汇观》诸书记载，《王著千文》首尾各有一方“中书省印”，由此钤印情形看来，此印当是于周越作跋之后所钤。据本人考证此跋书于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周越担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时，故这两方“中书省印”的钤印时代亦应不出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