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忠孝之家”印方面“故宫”说：“‘忠孝之家’一印，《石渠宝笈续编》著录以为系宋钱勰之印，亦难以比对，唯此印篆法甚异，非北宋习见之浑厚者，又本院所藏《蜀素帖》，于邵希之跋上方有‘忠孝之家’一印，虽未能考订为何人所作，但其篆法即妥帖郑重。”“故宫”专家认为《周越跋文》上的“忠孝之家”印“难以比对”“篆法甚异，非北宋习见之浑厚者”，结果他们却没想到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第一名画——范宽的《谿山行旅图》之上便钤有一方完全相同的“忠孝之家”印。若“故宫”专家借此印怀疑《周越跋文》是伪造的，那同理可证，《谿山行旅图》亦为伪画才是（详见《〈谿山行旅图〉钤印的新发现》一文）。
“故宫”专家为了“证明”周越此跋之上的“忠孝之家”印不是宋印，便举米芾《蜀素帖》卷尾“邵希之跋”（应为“林希”，且不该称“跋”！）上方的“忠孝之家”一印为例，认为此“忠孝之家”印才“篆法即妥帖郑重”，亦即“故宫”专家认为此印才像宋印。但事实上，经本人考证，结果却发现《蜀素帖》上的“忠孝之家”印乃清初著名收藏家高士奇之印！故宫专家连宋印、清印都分不清楚，那我们还能相信他们有鉴定中国古书画的能力吗？（详见《蜀素帖上的“忠孝之家”印为何人所有考》一文。
）二、著录方面“故宫”说：“依据周越跋文，《王著千文》原为北宋宫廷收藏，然查《宣和书谱》，并无此迹之著录。”按周越此跋末题“臣越题”，据本人考证，此跋上呈的对象应为宋仁宗；又此跋前后各钤有一“上阁图书”印，此印之所有者首见于米芾《书史》：“我太宗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因此周越此帖的珍贵处，除了其为周越存世唯一墨迹外，另一珍贵处则是其保存了目前所见宋朝宫廷存世最早的印记——“上阁图书”（关于周越此跋上呈对象与“上阁图书”印，详见《周越墨迹研究》一文）。
又《王著千文》虽为北宋宫廷收藏，但却不见于《宣和书谱》，此事并不稀奇。兹以宋四大家之一的蔡襄所著的《谢赐书诗表卷》为例（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此乃蔡襄上宋仁宗的书迹。后有米芾跋云：“芾于旧翰林院曾观刻石，今四十年，于大丞相天水公府始睹真迹，书学博士米芾。”原本上呈皇帝的谢表，米芾却于丞相赵挺之家中亲睹并作跋，故此卷亦未登录于《宣和书谱》。而周越跋文上有一“忠孝之家”方印，此印乃北宋钱氏家族之收藏印，故由此可知，《王著千文》在《宣和书谱》成书前便已流出宫廷之外了。
三、书风方面“故宫”说：“目前可见之周越书迹皆为拓本，如《跋王献之洛神赋》，小楷三行，结字扁方，用笔沉着，正是书史所称周越风格典型，与北宋初年李建中、李宗谔、钱勰等家书风相通，属北宋初期之时代风格，是目前学界接受的周越书迹。反观传《周越跋王著千文》，结字长方，用笔轻重悬殊，笔法造作不自然，如第二行‘进’、第八行‘是’、第九行‘遑’、第十一行‘题’之捺笔，一波三折之画，用笔迟滞，似经涂描，不仅不见于周越之书跋中，即传世北宋书迹亦未见。”吴升《大观录·宋王知微草书千字文》云：“宋跋（指周越跋文）黄绢织蓝丝，元跋（指欧阳元跋文）牙花笺乌丝，与本身同，并楷书。而主客（周）越尤端严劲正，迹如星凤，仅此一观耳！”《石渠宝笈续编》亦载清于敏中跋云：“卷后周越跋，用笔端谨有法。”周越此上呈皇帝的书迹，除用笔“端严劲正”“端谨有法”外，最大的特色便是其“一波三折”的捺笔！
捺笔成“一波三折之画”果真“传世北宋书迹亦未见”？“故宫专家”此言谬矣！此一波三折之捺笔最常出现的，便是在周越学生黄庭坚的书法作品中。宋四大家中，除苏轼外，蔡襄、黄庭坚、米芾三人都曾师法周越，而其中尤以对黄庭坚的影响最为深刻。黄庭坚曾自言：“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周越书法之所以被讥为俗，原因乃是在于其运笔喜故作波折，太过矫揉而缺乏气韵。黄庭坚后来虽对此不满，但在其个人高度的艺术修养与标新立异的艺术风格之下，借由豪放纵逸、随意挥洒的笔势，破俗为雅。故在存世的黄庭坚书迹中，无论行书、草书，我们皆可看到此饶富韵味的特殊书法风格。而借由《周越跋王著千文》，研究黄庭坚书法者，便可了解其书风最大特色的“抖笔”“波撇”师出何处了。
“故宫”又说：“书法风格之比对乃鉴别之第一要义，周越书迹，存世仅有《跋王献之洛神赋》拓本等数件，可供比对。关于‘孤例’，学界总以求其全备而后定，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始为客观态度。”按现今周越存世楷书书迹可见者，除《周越跋王著千文》真迹外，确实仅有《跋王献之洛神赋拓本》（以下简称《拓本》）可供比对。但“故宫专家”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拓本》之跋乃周越书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而《王著千文》之跋，据本人考证，应跋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年）至庆历三年（1043年）之间，周越担任膳部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时（见《周越墨迹研究》一文）。因此，两跋书写时间相差在二十年之上，岂有风格不变而完全相同之理？
且《洛神赋跋》乃周越成名前的作品，而《千文跋》则是周越以书显于世时所书的（《墨池编》《宣和书谱》等书称其“天圣、庆历以书显”），故此跋应为其巅峰时期之作品，而非《洛神赋跋》的较无个人风格。故若以《洛神赋跋》证《千文跋》，是非常不合鉴定常理的。
四、“中书省印”方面“故宫”说：“本件收传印记最早者为‘中书省印’，查此印为正式官印，然存世名迹，均未见此印，故无法比对。但据《宋史》卷五十七载：‘宋因唐制，诸司皆用铜印，诸王及中书省、门下省印，方二寸一分……’知‘中书省印’与诸宋官印同式，均为正方形。本件所钤‘中书省印’形状略长方，与正史记载不合。”按此处“故宫”严重误解《宋史》，并有“窜改史书”之嫌。《宋史》原文为：“唐制，诸司皆用铜印，宋因之。诸王及中书门下印方二寸一分。”而“故宫”专家却因不懂宋朝政治制度而擅改史书，将“中书门下印”改为“中书省、门下省印”。事实上，“中书门下”乃一专有名词，为宋朝官署名，又称“政事堂”，在朝堂之西，是宰相议事处，和“中书省”“门下省”是截然不同的，但“故宫专家”却自以为是地对史书任意加字，以致扭曲了史书的原意。因此《宋史·舆服志》所说的二寸一分之尺寸，乃指“中书门下之印”，而非“中书省印”。
《周越跋文》上的“中书省印”，是现今所见宋代书画作品上最早的北宋官印，可见此物不但富有艺术价值，更具有史料价值（详见《宋朝三省官印初探——宋代官印研究三》一文）。
“故宫”又说：“关于宋代中央官制，中书、门下省，本院所言‘宋因唐制，诸司用铜印，诸王及中书省、门下省印，方二寸一分……’，是行文方便，非论文写作方式，乃概括引述。关于‘政事堂’之解释，谨提供钱穆、傅乐成先生之著作以供考（附件三、附件四）。‘中书省印’既有尺寸记载，研究上自不得忽视。如《王文》所举（《欧阳修自书夜宿中书东阁诗》），所钤‘中书省印’（附件五），此一方印属（宽∶竖等于1∶1.044）正方形。原所谓周越跋上的‘中书省印’则属竖长方形（宽∶竖等于1∶1.102）（附件六）。”作者在前文中已就此一问题提出明确资料和证据，指出“故宫专家”在讨论宋朝“中书省印”时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此事原已不容狡辩，事实已摆在眼前，但“故宫”当局却仍不承认错误。不但如此，“故宫”在此次答复中，又犯下诸项错误，实在令人啼笑皆非。现就“故宫”所犯严重错误提出纠正如下。
“故宫专家”明明将《宋史·舆服志》中的“中书门下印”擅改为“中书省、门下省印”，严重误解史书原意，此事原已不容置疑，如今却以“行文方便”为借口，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剌剌地提出“非论文形式，乃概括引述”。难道“概括引述”便可以歪曲原意吗？
又明明《宋史》所言二寸一分乃“中书门下之印”的尺寸，而非指“中书省印”！史书也完全没提及“中书省印”的尺寸，不知“故宫专家”为何还能说出“‘中书省印’既有尺寸记载，研究上自不得忽视”的荒唐之言？作者再强调一次，《宋史》全书以及其他史料，从无提及宋朝“中书省印”的大小尺寸，《宋史》及《文献通考》等书，只有提到宋朝“中书门下之印”的尺寸为二寸一分！
“故宫”在犯了错而死不承认之后，又自作聪明地拿钱穆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和傅乐成的《中国通史》两书做挡箭牌，希望作者“参考”二书关于政事堂之解释，殊不知两书关于宋代政事堂的叙述根本是错误的！“故宫专家”不但看不懂正史，甚至连时人之书亦不能判断对错，拿错误资料来当证据，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以下乃是本人指出钱、傅二人之书错误所在。
钱穆云：“宋代也有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皇宫里，门下、尚书两省都移在皇宫外面了，故只有中书省单独取旨，称‘政事堂’。”傅乐成说：“宋时，三省虽同时并立，但尚书、门下两省的职权趋于废退；只有中书省独为宰相机关，居于禁中，单独取旨；尚书、门下，都设于宫禁以外，无法预闻大政。”按二人之言所本皆为《宋史·职官志》序中所言：“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三师、三公不常置，宰相不专任三省长官。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又别置中书禁中，是为政事堂，与枢密对掌大政。”《职官志》所言的“中书”乃是指“中书门下”，为北宋前期宰相办公之处，又称“政事堂”，简称“中书”，和“中书省”是截然不同的。按“政事堂”乃唐代所创，本设于门下省内，后又迁至中书省内，并改名为“中书门下”。但到了宋朝，“中书门下”已不再附设于中书省之内，而是单独设于禁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故《职官志》言“别置”，以指出唐宋二朝的差异。
又上述《宋史·职官志》之记载，其自身亦有错误。“尚书、门下并列于外”并非实情，应为“中书、门下并列于外”才是（参见《宋会要辑稿》与《文献通考》二书）。
五、款署方面“故宫”说：“本件落款为‘臣越题’，关于署‘臣’之款，理应如公文书，连名带姓为宜，如本院藏唐玄宗《鹡鸰颂》，卷后蔡京、蔡卞跋文款署为‘太师鲁国公蔡京谨题’‘臣蔡卞题’；蔡襄《书谢御赐御书诗表》卷，末款署‘臣蔡襄上进’。至若只书名而不书姓者，见于北平故宫博物院藏宋徽宗《听琴图》，以及本院藏宋徽宗《文会图》，其上蔡京之题仅署‘臣京’而已。然前二者书法均无争议，为众所认定，而后二者，学者看法不一，意以为仍姓名连署较郑重。”“故宫”以蔡卞、蔡京为例，我在此便以此二人反驳之。按蔡卞在唐玄宗《鹡鸰颂》跋文末题“臣蔡卞题”，但在颜真卿《祭濠州伯父文》之题实则云：
“……臣京、臣勰、臣执中、臣服、臣古、臣陶、臣卞，同待诏殿门，同观此书。卞记。”一曰“臣蔡卞题”，另一则只曰“卞记”，同为御前题跋，但却出现不同的落款方式，可见其灵活度。
又以蔡京为例，从宋徽宗画上之蔡京题款亦可证明此一现象（姑且抛开这些画作是否为宋徽宗御笔或画院画匠代笔之争议）。
由唐玄宗《鹡鸰颂》及以上六幅宋徽宗画上的蔡京题款，可以发现有时官职、姓名皆书，但有时却简略到只书“臣京谨题”“臣京谨记”。
至于宋臣落款灵活性的原因，应和其个人职位、书写场合及与皇帝的熟悉程度有极大关系，并非如“故宫专家”“想当然耳”的一相情愿说法。
六、结论台北故宫博物院所出版的《故宫历代法书全集》，收有《赵孟尺牍诗翰册》，共有元朝书法大家赵孟十三帖，其中只有一件是真迹，其余则全伪。
又《故宫书画录》，收有二十八幅赵孟之画，结果亦只有一件是真迹，其余二十七幅全伪（见王连起《赵孟书画真伪的鉴考问题》一文，《故宫院刊》，199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