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封长信，寄给东吴大学历史系系定必修、必选修及选修课老师，封封相同，打字印出。由于无法一一手写，自觉不够礼貌，先请原谅。
我应素昧平生之章孝慈校长登门邀请，“寒雨连江夜入吴”，得随各位老师之后，转眼已经一年半载。初来之日，自幸东吴历史系早已沦为联考排名倒数第二，当无台大等校学阀积习残存，故本乐与人处心态，每逢系方有以例行通知，无不参加。历史系学报创刊伊始，循例邀请每一位老师投稿，我亦不自量力，除依约定先以题目《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告知系方外，另于去年12月13日专函王庆琳主任，表示：
外审方式固有其优点在，但以我之孤傲结怨，自无在此岛有被公正对待之 可能。我举目所及，亦不信外面有审我此一论文之学术水平存在。因此，除非外审者同意公开具名发表其审查意见于后（纵不同意我文发表于学报，亦请同意我发表他处时发表其审查意见），否则我不愿接受外审。我此一要求，虽不合乎“审稿人以不公开为原则”规定，但合乎“以公开为例外”规定（大法官解释同时发表不同意见文，由不同意见者公开署名负责，以示光明磊落，其方式似甚可取），敬请吾兄鉴谅。至于本月29日系上学术讨论会约我主讲此一论文，则乐于应命，并欣然愿受同仁“公审”，以示真金不怕火炼也。
王主任收信后跟我说，他盼望我的论文发表在学报上，并已取得系上专任教授的一致同意，照我的意愿，不经外审，以特约稿件在学报发表。同时我在去年12月29日系上学术讨论会主讲此一论文并分发初稿时，在座的翁同文老师、蔡玫芬老师都发了言，当众有以肯定在案。
因为豁免了外审，我转请黄昭明助教，问他扣除了外审时间，也许我可以晚一点交定稿，俾便多一点时间补充初稿。黄助教说可延至今年1月30日前交稿，我就同他约定了1月30日。
不期1月11日，我忽接王主任电话，委婉商请我全删初稿中批评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那一段，并提到系中教授等话，似谓此议不是他一人所为。我当时告诉王主任，我的定稿还没写好呢，怎么初稿就给删起来了？他表示抱歉，并请我“帮帮忙”。我似有所悟，乃在第二天寄他一信，表示：
昨日吾兄赐电，委婉建言，拟请我删去文中批秦之事。我在日记中自嘲：
“‘秦公公’势力无所不在也！”我自知文中批秦之事，直笔过甚，与此岛之学报规格不合。但我实不愿委屈自己。并且事实上，我又查出故宫博物院院长在序文中捏造黄山谷的话，更要加强批秦，并于月底定稿时送达黄助教。——我还要加呢，怎么能删哪？（吾兄是美国史专家，1779年John Paul Jones之言“I have not yet begun to fight”，恰似我要说的“我还没开始打呢”，又何能言删啊？）虽然如此，我决定不再为难别人、连累学报，承蒙邀稿之事，就此作罢；我决定撤回此文，连同其他批秦之文，另出一书（书名《秦孝仪捏造历史败坏学风的秘密》，发表个痛快！
王主任收信当晚即电告我，他尊重我撤回的决定，并再次向我道歉。
在使王主任如释重负之后，我回头仔细看看我的“系争之作”，查初稿中，正文有“秦孝仪发行、笑料迭出的《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篇》”二十二个字。下有注一则，注中全文如下：
以《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法书篇二》第221页，上栏说宋代“帝王的提倡，终于助长了此一朝之书风。当时由于蔡、苏、黄、米四大家的卓然鹤立，以及徐铉、徐锴、郭忠恕、周越、范仲淹、苏舜元、苏舜钦、杜衍、王安石、薛绍彭、陈搏、林逋、李建中、宋绶、石延年、韩琦、欧阳修等文人的锦上添花，使得我国书法之薪传再续、光华再射，与唐代足堪前后辉映……”——试看这种人名次序的排列，是什么学术标准？945年出生的李建中，怎么排在小他四十四岁的范仲淹之后？而1007年出生的欧阳修，又怎么排在小他十四岁的王安石之后？
这不是笑料吗？“国家”文物出版品交到秦孝仪这种“文化水平”的人手里，可真腾笑国际、唐突学术了。
这段注解，在“文”（行文）方面，对刻板的台湾史学工作者或有碍眼之处；但在“质”（史实）方面，纵使刻板，恐怕也难做违心之论。——孔子主张“文胜质则史”、伏尔泰主张文质动人方足为史，只要稍用东西哲人的标准衡量一下，就知道对这种“国家”文物出版品的胡来，是不可以护航的，整天以“直笔”教学生且以“直笔”自勉的历史系老师，若刻意板起脸孔，为国民党大官人护航，到头来“腾笑国际、唐突学术”的，恐怕不止秦孝仪之流而已。
或许有人说，秦孝仪之流的一次错误，不值得如此重视。但事实上，错误绝非一次。我在初稿中的上述文字，只不过是秦孝仪发行“国家”文物出版品笑料迭出的一角而已，在定稿中，我还有这样的揭发：
秦孝仪发行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品《宋黄庭坚书发愿文》，前有该院院长《序》，说黄庭坚“其学书也，自云：‘学书三十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其实这段话是故宫博物院院长胡乱抄袭陶宗仪《书史会要》卷六而编造的，根本没有去复按黄庭坚原文。一核《山谷题跋》原文，即知“于僰道舟中”以下，根本不是《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一文的原文，而是另一文《跋唐道人编余草藁》的后半段。这一牛头硬接马嘴，然后以一组引证号前后硬扣在一起的编造文字，其离奇程度，又岂仅是笑料而已。《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原文见于《山谷题跋》卷七，全文是：“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
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顾异于今人书者，不纽提容止、强作态度耳。”可见故宫博物院院长“学书三十年”乃“学草书三十余年”之误引，而“笔法之妙”以后，“今来年老懒”以下原文，悉被硬删而无删节号。另一文《跋唐道人编余草藁》见于《山谷题跋》卷九，全文是：“此皆山谷老人弃纸，连山唐坦之编缀为藏书，可谓嗜学。然山谷在黔中时，字多随意曲折，意到笔不到；及来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意之所到，辄能用笔。然比之古人入则重规叠矩、出则奔轶绝尘，安能得其仿佛耶？此书他日或可与或可作安石碎金，见爱者，或谓不然；不见爱者，或比余为钟离景伯耶？”可见故宫博物院院长“于僰道舟中”乃是“及来僰道舟中”之误引，而“辄能用笔”以后，“然比之古人”以下原文，也悉被硬删而无删节号。
两相对照，笑料自出……以上所举秦孝仪之流在国家文物出版品上“腾笑国际、唐突学术”，并非偶发事件，实乃是秦孝仪的惯技。秦孝仪自蒋介石文学侍从以至李登辉侍从文学后，历来所造笑料，史不绝书。以祸延古人为例：他写“毋忘在莒本义”，竟不读《管子》《新序》《泽雅堂全集》等古书，而把田单复国故事用在鲍叔牙头上，把相差四百零七年的历史张冠李戴，“腾笑国际、唐突学术”，此其一；以祸延近人为例：他编《总统蒋公年表初稿》，把吴敬恒《蒋总统年表》中“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指蒋介石）怒杀之”窜改为“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删掉蒋介石暗杀革命先烈陶成章的历史，“腾笑国际、唐突学术”，此其二；以祸延外人为例：他编《蒋夫人语粹》，收宋美龄“不朽之格言”二百余则，但其中有的根本不是蒋婆的话，而是英语中流传千百年的格言，像“及时的一针可省九针”“做错事是人之常情”“唯信仰可以移山”等，都不过是西方普通的、日用的话。但秦孝仪既不通英文，也没有常识，竟谄情大发，一概辑入，“腾笑国际、唐突学术”，此其三；以祸延主人为例：
他奉蒋介石为主人，却在《蒋总统年表》中，将兴宁做松口、将广州做黄埔、将佚文做实有、将一文做两篇等，笑料百起；又在《总统蒋公遗嘱》中，把“束发”“自居”等中文与史实全部弄错，“腾笑国际、唐突学术”，此其四；以上还仅限文字范围，至于他编《中华民国史画》，竟将革命先烈徐锡麟的辫子照相给改成剪辫分头发型，则属捏造图片范围，更是离奇。徐锡麟一辈子没留过分头，死后在台湾却遭秦氏之子强行理发。吾人但闻亨利八世时外科医生兼理发匠，未闻20世纪时理发匠兼历史学家，如今台湾中国历史学会前龙头让我们大开眼界如此，此徐氏之不幸而吾人之幸也！
回想六十六年前，胡适写《〈人权论集〉序》，说：“上帝我们尚且可以批评，何况国民党与孙中山？”胡适死后二十多年，有李敖出来，除批评上帝外，写《国民党研究》《国民党研究续集》二书批评国民党；写《孙中山研究》一书批评孙中山，甚至写《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书批评孙中山的徒子徒孙，还与美国汪荣祖教授合写《蒋介石评传》，于今年4月5日出版。足证我们已经争取到批评国民党与孙中山的自由。上帝、国民党、孙中山尚且可以批评，何况秦孝仪？秦孝仪又算什么？这种货色又算老几？堂堂东吴大学、堂堂东吴大学历史系、堂堂东吴大学历史系老师，值得牺牲原则为这种货色护航吗？
东吴大学本有它声援言论自由的历史学风，这个“《苏报》案”前国学大师章太炎能被东吴请来讲学可以为证。虽然这一学风，几十年来被国民党消灭已尽。章校长请李敖来东吴，从不讳言以李敖为样板，用心至明。如今竟发生因为蒋介石徒子徒孙，秦孝仪大布禁网，钳制“宪法”第十一条言论、讲学、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的事情，这真是东吴大学的耻辱、东吴大学历史系的耻辱，也是整天以“直笔”教学生且以“直笔”自勉的历史系老师的耻辱！
为免系中老师同受不白，我特写此信，挂号寄上，请求就是否介入“删除李敖批评秦孝仪一段”之事惠赐回件，以便统计，公布大名。届时介入者可显其光明正大、敢作敢当；未介入者可证其事不关己，一清二白，这样问卷，谅蒙首肯。
附告两点：一、我这篇论文，另在其他学术刊物上发表，全文一字不改。
二、我不考虑辞去东吴历史系教职，也不会停止批评东吴历史系和任何大学历史系的错误。——解聘李敖可也，要封他的笔是不成的。此请大安问卷于2月底截止，结果如下：蒋武雄、林慈淑、何宛倩、黄兆强、关玲玲、刘静贞、李念萱、王芝芝、廖伯源、周健、张炎宪、詹素娟、张中训十三位皆勇于签名表示“并未介入”或“反对删除”，而蔡学海、俞雨娣、甘怀真、胡菱兰、何永成、刘家驹、蔡玫芬、翁同文、陈清香九位直到截止后二日犹未回件。回件中只王庆琳一人赞成删除。是谁目无“宪法”第十一条言论、讲学、著作、出版之自由，自毁立场，甘心护航秦孝仪，自此呼之欲出。
附录二 你不知道的故宫博物院（王裕民）:透过“立法委员”谢聪敏的书面质询，台北“故宫博物院”曾针对《周越跋文》进行过三次鉴定报告或书面答复（第三次仅短短数十字，实为搪塞之作）。
我在李敖老师的指示下，曾分别撰文以反驳之，然后再由谢“委员”交付“故宫”，并要求提出答复。在你来我往的过程中，“故宫专家”不断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谬误，原本以为台北故宫博物院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官僚机构，但如今才惊觉它根本就是“外行领导外行”！
打笔仗的好处便是彼此能激发出新灵感，不过“很遗憾”的是似乎只有从中获利，“故宫”专家对“忠孝之家”印的怀疑使我写成了《〈谿山行旅图〉钤印的新发现》一文；对“中书省印”的怀疑则使我写成了《〈快雪时晴帖〉钤印的新发现》等一系列有关宋代官印的论文。而本书所有文章也几乎都是和“故宫”打笔仗的“战利品”，所以这本论文集的完成，实应感谢“故宫”专家，感谢他们的纰漏百出，感谢他们的颟顸无能。
因我在回应“故宫”专家的两篇反驳文章中，几乎所有论点都已个别写成论文深论之，故不再详载。“故宫”之质疑可分为几个部分，在此分别作一简略说明，详细内容请见本书相关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