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几千年历史中，每逢兵燹、灾变、祸乱，生灵固然涂炭，文物亦遭浩劫。隋朝牛弘曾提出“五厄”之说，明朝胡应麟又补充五次，成了“十厄”。胡应麟死在17世纪初，三百年来，兵燹、灾变、祸乱，也不在少，“十厄”以外，再来新厄，自不待言，光在杨仁恺先生《国宝沉浮录》一书中，我们便可触目惊心了。
在国宝沉浮的历史中，1949年是一个重要的断代。1949年是蒋介石伪政权落草台湾的年份，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年份。这一年，正式使海峡两岸的台湾与大陆生分了、隔世了，大量的国宝被蒋介石裹挟到台湾，以伪故宫博物院的躯壳，凑成了蒋氏宫廷、蒋家小朝廷的一部分。同一时间，一些民间收藏的国宝也流落到这一小岛，有的进入了博物馆，有的进入了古董店，有的长捐箱底，在清门或巨宅中，度着年复一年不可知的岁月。而大陆方面，经过“文革”的浩劫，国宝聚散也是得未曾有之惨、得未曾有之奇。近年喘息方定，有心人一窥究竟，《国宝沉浮录》的出版，就是此中之尤。
杨仁恺先生以“沉浮”字眼施之于国宝，是很有哲理见地的。几千年来，中国国宝固多万劫不复，但在玄黄乍变、阴错阳差之间，往往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意想不到的地方，竟有一二国宝，像鬼使神差一般，得以劫后重生、再现人间。
这种奇迹，这种不死凤凰式的载沉载浮，似乎只有用哲理的解释，才能尽其玄妙。当年王珣《伯远帖》自内府流出民间，千年以后，董其昌跋语说：“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这种我见青山、青山见我的际遇，除了哲理的解释外，很难有更好的解释了。
这种一二国宝得以再现人间的奇迹，有一个最精彩的事例，就是周越（周子发）墨迹的“出土”。
《国宝沉浮录》是名家权威之作，在第八章《〈佚目〉书画总目简注》中，开出清单，逐一考订，功力令人赞叹。其中《王著〈千文〉》项下，指出“据当时留长春之于莲客所云，原件已毁”。另一方面，启功先生《论书绝句》一书中也提道：“周子发书，为北宋一大家，而遗迹流传极少。石渠旧藏王著书真草千文，后有周跋，四十年前已成劫灰。”这些话告诉我们：王著《千文》和它后面的“周跋”都“已毁”，“已成劫灰”了。
不过，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王著的《千文》虽然毁了，但它后面的《周跋》却比翼而不双飞，它在1945年伪满“小白楼事件”中劫后余生，反倒飞到台湾，流落民间，然后，鬼使神差一般，被有心人给“挖掘”出来。这种奇迹，这种不死凤凰式的载沉载浮，正好为前面所说的哲理的解释提供了活证。并且，此一活证却又“此马来头大”，因为这一国宝可不是普通的国宝，它根本改写了中国艺术史，修正了中国艺术史，并且让蒋介石的伪中华民国的伪故宫博物院泄了底、漏了气。它的复出，在艺术史上，相当于the missing link（承上启下情况中所缺少的那一环节）的出现，它的地位与身价，因而更为惊人。
这一《周跋》，全称应是《王著书千文真迹周越跋》。今天谈中国艺术史的人，一谈到宋朝书法，便一跳跳到“宋四家”苏、黄、米、蔡身上，这是绝对不合乎进化原理的。宋朝天下前后三百一十九年，其中宋太祖在位十六年、宋太宗在位二十二年、宋真宗在位二十五年、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宋四家”中，蔡襄在真宗即位后十四年才出生；而苏轼、黄庭坚、米芾在宋仁宗死时，不过是分别为二十七岁、十八岁、十二岁的年轻人。在他们以前几十年中，也有前辈书法名家，但墨迹留存至今的，自李建中《土母帖》以下，已极罕见。并且李建中生在后晋出帝开运二年（945年），苏轼说他的书法“犹有唐以来衰陋之气”，严格说来，也算唐末五代的流风，不纯属宋人书法。自李建中以后，到“宋四家”以前，纯属宋人书法的收藏，显然发生了断层。断层中最明显的现象是，一举出宋人书法，就从宋朝开国一跳跳到“宋四家”，苏、黄、米、蔡四大家好像是从墓地里跳出来的，这是绝对错误的解释。事实上，在“宋四家”以前几十年，有重要的前辈书法名家被忽略了。原因是他们的墨迹亡佚了，再加上今天嗜古之人却罕读古书，所以纵“宋四家”并不忽略他们前辈的拓展之功，但是后人却给跳开了。
前辈书法名家最重要的是王著，但他自己仅余的作品《千文》也毁于火焚，可说是不幸人物。王著以后，前辈书法名家周越是另一位不幸人物。周越和王著一样，不但自己能写字，还有论书法的著作。《宋史·艺文志》著录“周越《古今法书苑》十卷”。《宋史》有周越的哥哥周起的传，传中只有二十九个字顺便提到周越，说“起能书，弟超（越字之误）亦能书，集古今人书并所更体法，为《书苑》十卷，累官主客郎中”。—— 一代前辈书法名家，在《宋史》中，只是区区二十九个字。今天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的人，你抄我我抄你，在“周越”条下注明出处说见《宋史·本传》，其实《宋史》根本没有他的本传，编书的人根本就没好好看看《宋史》，更别提只会查查《辞典》就算古物专家的今天嗜古之人了。后人对周越陌生至此，可真算“忘了我是谁”了。
事实上，走过从前，宋代人物可太知道周越是谁了。以“宋四家”为例。蔡襄是先学了周越的字，再学张芝、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李阳冰、颜真卿、张旭、怀素、智永的；而苏轼呢，他写《六观堂老人草书诗一首》，一面赞扬六观堂老人的“草书非学聊自娱”，一面却点破：虽然非学，但一出手，“落笔已唤周越奴”的局面，便于焉出现。——原来周越的魔力是那样大！苏轼以外，黄庭坚更是周越的顶礼者。黄庭坚是先学了周越，“以周越为师”，三十年学书过程中，被周越压了二十年，才脱颖而出的。到他死前四年，他还写《跋周越书后》一文，对周越顶礼不绝。至于米芾，早从十岁起就是周越的追随者。这些事证，都说明了宋朝书法名家人人都无所逃于周越天地之间。周越是五代书法家与“宋四家”之间的关键衔接者，自无疑义。而周越墨迹，历尽沧桑与浩劫，却在千年以后，“出土”与人相见，这不是千载难逢又是什么呢？
千载以还，从艺术史角度，大规模研究周越并给周越定位，还周越公道的，是我首开其端，接着由我的好友陈兆基先生加入研究行列，建树独多。这一研究成绩，我以《中国艺术史一个断层的重建——周越墨迹研究》论文，发表在1995年第三期的《苏州大学学报》里。本来这一论文，是我在台湾东吴大学执教时，在历史系学术讨论会上，讲给系上各位教授听的，事后《东吴历史学报》创刊，邀我发表，我也同意了。不期系主任受到压力，违反宿诺，居然要求我删除批评台湾伪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那一段，我乃回信给他，说：“我自知文中批秦之事，直笔过甚，与此岛之学报规格不合。但我实不愿委屈自己。……承蒙邀稿之事，就此作罢。”我撤回论文后，转交好友潘毓刚教授，由他洽接，转由大陆的真东吴大学——苏州大学的学报发表，歪打正着、落叶归根，最后却“正果”如此，想来不胜欣幸。
我在台湾东吴大学执教时，各校旁听生颇多，其中我发现台湾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生王裕民先生最有治学潜力，我鼓励他就周越墨迹做进一步研究，他果然心灵手敏，高速进入情况，并凌驾我和陈兆基先生而上之。他一连写了十多篇论文，不但把老师的论文大力纠正、补正，并且触类旁通，从周越墨迹的书法、材质、钤印三方面三管齐下，分别得出惊人的结论。在书法方面，他从《周跋》的书风，查出黄山谷的笔势渊源，使大行书的奇宕有“迹”可寻；在材质方面，他查出《周跋》早于米芾《蜀素帖》半世纪，使《蜀素帖》的位阶为之下降；在钤印方面，他从《周跋》上鉴定出北宋最早的皇室收藏印，又鉴定出世上仅存的北宋三省官印，并拆穿《谿山行旅图》《快雪时晴帖》等“镇宫之宝”一直被伪故宫博物院的所谓专家们做外行猜谜的真相。试看他说的：
周越跋文最左下角钤有一方“忠孝之家”方印，方3.5公分，文作九叠，布局匀称丰满，乃是宋代流行的风格。经作者考证，“忠孝之家”印之使用始自北宋钱氏家族的钱惟演，钱氏一族以忠孝承家闻名于世，但钱惟演“忠孝之家”印的原型乃是圆钱状，故作者认为此周越跋文上的“忠孝之家”方印可能是钱氏家族后代所钤。
此“忠孝之家”方印，亦见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镇宫之宝——范宽《谿山行旅图》之左下角，但此印因画作本身昏暗而不易分辨印文，以致“故宫”所出版的各种解说出现两种版本，有时将此印释作“忠孝之家”，有时却释作“御□之印”，两者不可不谓相距甚远。但如今通过周越跋文上完整而清晰的“忠孝之家”方印之协助，此一悬宕多年的公案如今真相大明，《谿山行旅图》左下角的不明印确实为“忠孝之家”。这个发现不但为范宽此画之断代增加了更有力的证据，也填补其长达四百年之久的收藏空白，成为更加流传有绪的世界级名画。
他又说：
存世唯一周越真迹，今日所见最早的蜀素作品，保存了最早的宋代皇室收藏印和宋朝三省官印，从这几个“唯一”及“最早”的记录，便可以充分感受到周越此跋的珍贵。一件法书在书法、材质及钤印方面都有如此傲人的记录，放眼中国古代书画，周越《王著千文跋》可说是绝无仅有之例。
而借由此跋，破解了范宽《谿山行旅图》的公案，也使得研究黄庭坚书法者，得以一窥其著名“波撇”之师出何处。除此之外，作者在对此跋文上所钤收藏印鉴的研究过程中，也连带解决了几个中国书画史上难解的谜团。
如对宋朝官印的考证，证明了王羲之《快雪时晴帖》上的“永兴军节度使之印”，确实为南宋奸相韩侂胄所钤。而此印钤者的确定，得以考证出《阅古堂帖》的摹刻时间，并洗刷了另一奸臣贾似道的“恶名”。此外，美国两大博物馆所收藏的中国名画——（传）李成《晴峦萧寺图》和（传）巨然《溪山兰若图》，两幅画上右上角的“尚书省印”，二十年前被书画史专家何惠鉴考证为北宋官印，此结论一直被学者们所普遍接受，并借以作为判断此画绘制时间的依据之一，所以这两方“尚书省印”对画作本身的鉴定具有十分关键的作用。但经作者进一步考证，却发现这两方“尚书省印”根本是南宋官印，而非北宋官印！可能比何惠鉴所推测的时间晚了一百年至二百年，亦即这两幅画的断代，如今似乎有加以重新检讨的必要性（尤其是《溪山兰若图》更有可能晚至南宋初年）。
而对“忠孝之家”方印的研究，除了使《谿山行旅图》的“身世”更加明确外，亦使众说纷纭的宋朝《越州石氏帖》，得以借此考证出其摹刻者及摹刻时间。此外，米芾《蜀素帖》卷尾以及存世数幅法书名画上所钤的一方“忠孝之家”印，至今皆无人知晓此印之所有者究为何许人，清宫专家以为是项子京之印，《明清画家印鉴》一书又归之于乾隆名下，而今日“故宫专家”更荒谬地认为此印为宋人之印。如今真相大白，此印乃是清朝初年奸诈狡猾的收藏家——高士奇之印，而作者更考证出此印刻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底，距今正好三百年，岂不巧合？
从这些精密的结论里，我们看到周越墨迹的“出土”，无异在中国艺术史上楔入了承上启下的地位；而王裕民先生对周越墨迹的研究，又无异在中国艺术史上确立了举一反三的新说。一方面坐实了台湾国民党大员秦孝仪领导下的伪故宫博物院的无知妄作；一方面衬显出大陆故宫博物院学者专家们的高瞻远瞩。——刘九庵先生自北京来台，在我家里亲自审定《周跋》，一见之下，为之惊叹，可见行家就是行家，绝非文化水平不够的台湾伪政府学者专家所能望其项背也！
北魏郦道元完成《水经注》，给一千二百多条河写三十多万字的注，最后自叹：“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在古董逸闻中，有道是“文物有灵”，从周越墨迹的千年沉浮史上看，戏说此迹有灵，亦非虚语。如今千载以还，一代国宝，得李敖、陈兆基识货于先，得王裕民定位于后，得在世乱沧桑中浮海而至，得在伪政府学者专家封杀忽视中脱颖而出，若说“周跋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谁曰不宜？
附录一 为护航秦孝仪捏造历史败坏学风疑案致东吴历史系老师:敬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