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后注“六观取《金刚经》梦幻等六物也。老人惜了性、精于医，而善草书，下笔有远韵，而人莫知贵，故作此诗”。足见苏轼当年对六观堂老人草书的倾倒，他一面赞扬六观堂老人的“草书非学聊自娱”，一面却点破：虽然非学，但一出手，“落笔已唤周越奴”的局面，便于焉出现。——原来周越的魔力是那样大！
苏轼以外，黄庭坚更是周越的顶礼者。黄庭坚是先学了周越，“以周越为师”，三十年学书过程中，被周越压了二十年，才脱颖而出的。《津逮秘书》中《山谷题跋》卷七收有黄庭坚《书草老杜诗后与黄斌老》一文，自述说：
予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舜元）、子美（舜钦）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旭）、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今来年老懒，作此书如老病人扶杖，随意倾倒、不复能工。顾异于今人书者，不纽提容止、强作态度耳。
可见周越的书法，对黄庭坚的影响是多么大！至于俗气一说，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亦有“仲翼有书名，而前辈多以为俗，然亦以配周越”之言，可见这一主观论断，自北宋一直延伸到南宋呢。
黄庭坚对周越的顶礼，在他的遗著中，亦复不少。《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九有《跋周子发帖》一文，指出：“……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建中）、林和静（和靖，逋）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尽功也。”《山谷题跋》卷九收有黄庭坚《跋周越书后》一文，指出：“周子发下笔沉着，是古人法。若使笔意姿媚似苏子瞻（轼），便觉行间茂密，去古人不远矣！何止独行于今代耶？”黄庭坚写这段话时五十六岁（1101年，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再过四年，他就死了。——在死前四年对周越犹惓惓如此，可见周越地位的不简单。
这种不简单，从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周越”条下杂引的一些论周越的话，更可见几斑：“【海岳书评】周越如轻薄少年舞剑，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程嗣昌云】子发书妙出前辈，至于草、隶，殊未得自悟之意。……【孔武仲云】越书近世不甚贵重，然于众人中犹屹屹有立，庸可轻哉！【李弥逊云】周氏真、草二体书，婉媚遒劲，皆中规矩，信其书之不徒作也！”至于米芾，也是周越的追随者。张丑《真迹日录》“元章四帖（真迹）”条下记米芾自述：
余年十岁写碑刻，学周越、苏子美札，自作一家，人谓有李邕笔法，闻而恶之，遂学沈传师，爱其不俗，自后数改献之字，亦取其落落不群之意耳。
由此可见，“宋四家”苏、黄、米、蔡，人人都无所逃于周越天地之间。周越是五代书法家与“宋四家”之间的关键衔接者，自无疑义。
周越字子发，又字清臣，是宋朝淄州邹平人（现在的山东邹平），他的哥哥周起，字万卿，是宋真宗时代的进士。宋真宗北征时，周起跟着；封泰山时，周起跟着。宋仁宗出生时，宋真宗还跟周起说：“卿知朕喜乎？宜贺我有子矣！”说着转身去拿钱，赏红包给他。可见他跟皇上的关系不错。他又是宰相寇准的好朋友，一起喝酒，又同进退。他的生卒不可考，大约与宋真宗、寇准相近。宋真宗活了五十五岁（968—1022年）、寇准活了六十三岁（961—1023年）。周越是小弟，当晚一点，约在宋真宗、宋仁宗之间。宋仁宗二十三岁即位，当时周越四五十岁，或者五十多岁，或者坐五望六［22］。宋人朱长文《墨池编》卷三说：
宋周越字子发，仕历三门发运判官，以司勋员外郎知国子监书学，迁主客郎中以卒。草书精熟，博学有法度，而真、翰不及。如俊士半酣、容仪纵肆，虽未可以语妙，于能则优矣！当天圣、庆历间，子发以书显，学者翕然宗尚之。然终未有克成其业者也［23］。尝撰《书苑》，屡求之不能致，无以质疑云。有司马寻者，庆历中尝知利州，其迹亦仿子发。
天圣到庆历间是宋仁宗做皇帝的前二十五年，就是1023年到1048年。“宋四家”中苏轼、黄庭坚、米芾都生在这时候，若以庆历最后一年断周越卒年，则周越死时，苏轼才十二岁、黄庭坚才三岁、米芾还没出生（三年后才出生）。这些书法名家，都在周越“以书显，学者翕然宗尚之”的流风笼罩之下，难怪黄庭坚会“以周越为师”二十年之久。
周越这个跋，上面《石渠宝笈续编》已登录全文，现据原件行款，加以标点，排列如下：
王著初为隆平主簿。
太宗皇帝时，著因进书，召转光禄寺丞侍书，锡以章绶，仍供职馆殿。
太宗工书，草、行、飞白，神踪冠世，天格自高，非臣下所可伦拟。而著书虽丰妍熟，终［惭踈慢。及是］御前，莫遑下笔。著本临学右军行法，尔后浸成院体。今之书诏，盖著之源流臣越题。
《宋史》卷二六九和卷二九六分别有两个王著，是同时代人。前者字成象，出自后周；后者字知微，来自“伪蜀”。书法名家是后者。《宋史》说他——伪蜀明经及第，历平泉、百丈、永康主簿。蜀平赴阙，授隆平主簿，凡十一年不代。著善攻书，笔迹甚媚，颇有家法。太宗以字书讹舛，欲令学士删定，少通习者。太平兴国三年，转运使侯陟以著名闻，改卫寺丞、史馆祗候，委以详定篇韵。六年，召见，赐绯，加著作佐郎、翰林侍书与侍读，更直于御书院。
太宗听政之暇，尝以观书及笔法为意，诸家字体，洞臻精妙。尝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著，著曰：“未尽善也。”太宗临学益勤，又以示著，著答如前。
仁睿诘其故，著曰：“帝王始攻书，或骤称善，则不复留心矣。”久之，复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非臣所能及。”其后真宗尝对宰相语其事，且嘉著之善于规益，于侍书待诏中亦无其比。
《宋史》这一记载，正好可用来印证周越墨迹所述的故事。《宋史·太宗本纪》不乏“帝亲书绫扇赐近臣”“赐近臣飞白书”等话，可见宋太宗附庸风雅的一斑。王著说皇上书法“非臣所能及”；周越说“非臣下所可伦拟”，都是不得不尔之言。
王著在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出使高丽，六年后（淳化二年，991年）死去。他死后六年（至道元年，997年），宋太宗死了。接下来是二十五年的宋真宗时代和四十一年的宋仁宗时代，由于周越的哥哥是寇准的好朋友，寇准死时正与宋真宗相近，所以周越这一墨迹“臣越题”的称臣对象，应是宋真宗，而非宋仁宗。则这一墨迹至少是宋真宗最后一年——乾兴元年（1022年）的作品，距王著死后不过三十年，距离今天，已近一千年了。
至于距今两百年的乾隆皇帝那首七言律诗，现据原件行款，加以标点，排列如下：
考古虽然多有舛，临池何碍是其长。一《千文》抚精神蕴，八百年腾纸墨光。初仕成都遇《淳化》，疑摹智永识欧阳。侍书际会传佳话，訾议宁须论米黄。
甲午新正上浣，御题。
写的全是王著的身世，从编《淳化阁帖》考订不谨出纰漏到写《千文》成就的八百年风光，再到书学侍从巧于应对皇上……无不带到，可算是一首不错的纪事诗。原件“御题”下面有乾隆皇帝“会心不远”及“德充符”二印，右上有“见天心”印，均见于著录。另外有收藏印“朝鲜人”“安岐之印”“宣统御览之宝”等，证明曾历前辈大家与后代帝王之手。这一乾隆皇帝原件，写于1774年（乾隆三十九年），正是美国独立战争起，开大陆会议之年，为乾隆皇帝六十四岁时墨迹，与周越原件合而后分，分而复合，也真是另一种“际会传佳话”了。
周越原件因与前面王著原件割裂分离，所以上面钤印与《石渠宝笈续编》所开小有出入。计有“上阁图书”“项墨林父秘笈之印”“子孙世昌”“张氏珍玩”“东华山房”“子京所藏”“墨林堂”“项子京家珍藏”“子京父印”“田畴耕耨”“梁清标印”“中书省印”“项元汴印”“墨林子”“槜李项氏士家宝玩”“秋壑图书”“仪周鉴赏”“神游心赏”“困知勉行”“虚舟”“袁涣亨伯”“忠孝之家”共二十二印（其中“上阁图书”“东华山房”“项子京家珍藏”三印重出，故只以二十二印计算）。其中最值得重视的也是最古老最珍贵的一个印，就是“中书省印”，这是宋代中央政府的第一官印。竟有钤记留存于此，真是难得，更证明了周越原件是以“臣越题”方式写呈皇帝后留存中央的真实性。另一值得重视的印是“秋壑图书”，这是南宋权臣贾似道的私人收藏印，贾似道是13世纪人，足证这个印也盖上七百年了。二十二印中，除“仪周鉴赏”一印外，其他均在《石渠宝笈续编》登录。
连用上面乾隆皇帝原件下有收藏印“朝鲜人”“安岐之印”“宣统御览之宝”，可知这三个安家的收藏印都是后出的。查安岐，字仪周，号麓村、松泉老人，他生在康熙二十二年癸亥（1683年），在乾隆七年壬戌（1742年）尚写《墨缘汇观录》自序，次年即死去。在他有生之年，似无在皇宫中的周越原件与乾隆原件上盖印的可能。疑是后来流出由其子孙补盖，最后再转回皇宫，故在一个半世纪后，复有“宣统御赏之宝”的加盖。以上收藏印中，最多的是16世纪中国大收藏家项元汴（子京）的。项元汴收藏书法名家真迹，鉴赏既精，流转亦多可寻，如所藏欧阳询《梦奠帖》后流转到辽宁省博物馆、怀素《苦筍帖》后流转到上海博物馆，杜牧《张好好诗》、杨凝式《神仙起居法帖》、苏轼《新岁展庆帖》后流转到北京故宫博物院，米芾《蜀素帖》后流转到台北故宫博物院，赵孟《洛神赋》后流转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宋克《急就章》后流转到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国宝下落，都已明朗，唯独周越这一墨迹，却在三百年来，归于冥晦，世人罕见。如今千载之下，终得重光，现身台北市隐者之手，真可谓艺林盛事。
当年王珣《伯远帖》自内府流出民间，千年以后，董其昌跋语说：“既幸予得见王珣，又幸珣书不尽湮没，得见吾也。”今有周越原件重现于世，上以补五代书法家与“宋四家”间的中国书法断层；下以启今人得见周越且越书不尽湮没得见今人之幸，艺坛因缘，又存奇观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