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村的金融环境主要由农村经济和农民的生产活动构成，农村经济的多样性和农民生产活动的分散性直接影响着农村金融环境的好坏。
2.信贷关系广泛，贷款金额小，户数多且分散，信贷“三查”制度落实难，特别是贷款清收难。
3.农村各级政府支持信用社的意识不强。
针对信用社存在上述几个方面的竞争劣势，笔者以为，要改变这种状况绝非易事，需要国家出台扶持政策，央行、农行、各级政府的支持，加上信用社本身的努力，才能逐步改变。具体设想是：
从管理体制上入手，作体制改革的文章，把农村信用社回归到农行，作为农行的一个分支机构，按照农行的模式进行经营管理。从表面上看，农村信用社改革似乎走回头路，但现实意义是极为明显，其理由是：一是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毫无回避地说主要是农行造成的，“解铃还要系铃人”，仍由农行承担责任加以解决比较符合现实，但是央行和财政部要在尊重历史和面对现实的前提下，重新核定农村信用社损失净额，由财政部每年核定从农行上缴利润中回拨一定数额用于解决农村信用社的历史问题，这样既可以解决农村信用社的历史问题，又不影响农行的商业化经营。二是农行管理信用社其间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对其继续履行职责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三是可以解决信用社结算体系空白问题，避免了为建立独立的清算系统而投入大量的资金、人力和物力，从宏观上降低金融机构改革和经营的成本。四是有利于农行与农村信用社之间的人才流动，以解决信用社人才匮乏问题。五是能更好地适应世界金融并购的潮流和加入WTO的挑战。六是能够解决在财税政策上的不平等待遇。
（原载福建财经信息中心主办《财税内参》，
2001年第10期）
应把住最后一道防线—规模控制
《福建金融》第七期刊登了谢少波同志关于取消规模控制、实行比例管理的论文，笔者读后不敢苟同，认为规模控制在当前不宜取消。
当前经济的高速增长，对金融带来了压力，如何避免出现1988年那样的强烈震荡，笔者认为应采取强化信贷规模控制为主，间接调控为辅的做法，才能稳定通货，稳定经济。当然笔者也推崇在改革宽松的环境下，加大间接调控比重，淡化规模控制，即向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过渡。鉴于在目前经济增长20%以上的环境下，把好最后一道防线，即规模控制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唯一选择，其理由：
1.经济正步入高速增长期，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已形成倒逼效应。就1992年第一季度情况看，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18.2%，预计第二季度将突破20%，全年也将不低于20%的水平，这是改革开放十三年来第三个年份（除1985年和1988年外）增长速度超过二字头的两位数。众所周知，1985年和1988年两年特别是1988年通胀高达18.5%，不能不说与当时经济的高速增长有关。由于经济高增长的强大推动，加上规模控制不够有力，对信贷需求也相应增长，今年第一季度各项贷款与同期比增长19.9%，其中固定资产贷款增长35.66%。很明显，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信贷规模扩张的诱发因素，而信贷规模的扩张对经济的增长形成火上加油的后果。当前经济要起飞，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各地上项目要贷款的呼声很高，对银行的压力是巨大的。因此值得引起各级政府和金融界的高度重视，特别值得引起中央银行的关注，中央银行理应挑起控制“总闸门”的重任，否则别无选择。
2.在“管住基础货币，放活市场货币”过程中尚未找到理想且有效的操作办法时，应不放松规模控制。就目前而言，中央银行增强或收紧货币供应量仍采取信用放款或收贷的办法，而运用再贴现及市场公开业务来均衡基础货币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取得足于控制“总闸门”的均衡效应。此外基于中央银行负有稳定币值的重任。因此运用传统而有效办法—控制规模至关重要。而且微观金融基础脆弱，放活市场货币条件不具备，表现在：“三角债”困扰有增无减，潜在的信用危机日趋显露，金融资产质量低，风险性增强，银行自有资金占信贷资金来源的比重由1983年的14%降到1991年7.2%，目前全部银行贷款呆滞率高达15%左右。此外，存量调整步履艰辛，增量调整又有限，因此还必须强化规模的分层次控制，特别是对基建、技改规模的控制。
3.在资产负债比例管理还未形成规范化、法定化的情况下，不能放松规模控制。目前这项管理办法仅仅在其他金融机构及小部分基层专业银行开始试行，尚未取得成功经验，无法在国家银行中推广、运用，因此若放松或取消规模控制，必然会出现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过渡的断层与脱节，势必造成信贷失控。
4.当前淡化信贷规模控制在经济界里有一定的市场，表现在“经济要上，笼子（指信贷规模）要放”的呼声较高，尤其是在各级金融机构中年中“鼓肚子”等淡化规模和规模软约束的迹象仍然存在，还有年末突破事后认账的意识不乏有之。从全国看，经济正逐月升温，但高速增长势头，并不预示金融环境良好，相反引发了固定资产投资膨胀，以致价格上涨，最终形成通胀正成为事实。据调查，钢材、水泥、木材等三材涨价分别达35%、22%、11%，需求拉动和成本推进混合作用下的通胀迹象正日愈明显。因此强化控制规模势在必行。
5.如上所述价格信号是把握金融宏观调控松紧度的重要参数之一，鉴于价格信号的先导性和直观性，而金融决策见效明显滞后性的事实，在我国决策信息管道不够顺畅，信息的取得和选用不够快捷的情况下，导致决策到成效的周期较长。若不运用直接的规模控制办法而是采用尚不成熟的传递机制弹性又较强的间接调控办法，时滞周期将更长，所带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6.股票债券热，加大规模控制的难度。如今较大部分经济主体在融资的取向上正朝着“不找市长、少找银行、多找市场”方向迈进。找市场即股票债券市场，当前的股票债券热在这种意识推动下正日愈升温。若不尽快建立管理办法，若不对股票债券规模进行指令性控制，无疑将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只有把其规模和银行规模同等看待加以控制，才能管住整个社会信用规模，才能有效地抑制通胀，才能为经济发展奠定可靠的金融基础。
（原载《福建金融》1992年10期）
“复关”对企业的影响及金融对策思考
恢复我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已为期不远。“复关”对我国企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新的挑战。在机遇方面主要是有利于企业产品出口，发展国际贸易；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有利于企业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转换；有利于促进企业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有利于促进我国企业经营形式国际化。这些有利因素，我们要充分利用，要善于抓住机遇，参与国际竞争。但对“复关”后对企业可能产生的影响要有充分的认识，要有足够的准备和认真地对待。
首先，在产品生产上，面临国际市场需要的挑战。“复关”之后，国内、国际市场一体化。企业只有生产出适销对路的产品，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但是，我国目前的许多企业，由于设备陈旧，工艺水平落后，产品质量差，发展后劲不足，缺乏新产品，特别是高、精、尖产品的开发能力，生产的产品几十年一贯制。在这种情况下，“复关”将对我国的多种行业，多数企业，多种产品带来严重的冲击，若没有很好的思想准备，终究会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所淘汰。
其次，在技术层次上，面临着国际市场先进技术的挑战。目前我国多数企业及其产品的技术水平，明显低于世界上工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和产品，无论是技术水平、科技含量，还是产品成本和质量，都无法与国际市场上的同类产品相抗衡。目前之所以能够生存，主要是国家的高关税保护。“复关”以后，我们虽然可以利用关贸总协定的例外条款来保护幼稚产业，但是时间有限，最终还是要降低关税，参与市场竞争。
第三，在生产经营上，面临着国际市场经营方式的挑战。目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工业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在管理水平、技术水平、规模效益、组织形式等方面，都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而我国企业在这些方面还存在较多的问题。一是“大而全”孤立，“小而全”林立。尽管这几年企业集团有所发展，但大多是“松散型”，不能形成规模效益；二是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盲目引进，重复建设，缺乏全国一盘棋考虑；三是政企分开步伐慢，企业经营自主权没有完全落实，且管理水平差，经营形式僵化。
针对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金融对策：
1.转换银行经营机制。一是改革现行的信贷管理体制，彻底打破信贷资金分配上的“大锅饭”的状况；二是牢固树立信贷资金效益观念，把银行工作重点转换到以提高信贷资金使用效益的轨道上来；三是全面放开金融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鼓励企业走市场直接融资道路，促进企业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并减少银行风险；四是建立健全信贷资产风险防范、监测和经济约束的保障机制。“复关”后，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经营风险加大，而目前银行信贷资产管理机制不健全，企业经营风险容易转嫁于银行。因此，很有必要健全信贷资产保障机制，促进信贷资金良性循环。
2.扶持行业、企业集团的发展，引导企业走贸工农相结合、产供销一条龙的道路。银行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大力支持企业集团的发展。一是搞好资金的重点倾斜，优先扶持企业集团的孕育、形成、发展，促进企业集团兼并、合营、联营等优化组合，形成规模效益；二是协助企业集团建立“内部银行”，强化企业集团资金管理体制，增强融资能力，并帮助其“内部银行”真正发挥出存款、放款、投资、结算等功能；三是积极支持条件成熟的企业集团建立股份制公司；四是组织银团贷款。由于企业集团生产规模较大。其技改、新建或扩建项目所需资金，一家银行承受能力有限，可以由人行牵头多家银行和多种机构联合发放银团贷款。
3.银行信贷应加大向科技开发以及科技植入生产倾斜的力度。因为“复关”后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将日趋激烈，科技特别是高科技的领先水平将是占领国际市场的关键。因此，银行的信贷资金应向重点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外向型企业倾斜，大力支持企业进行高、精、尖产品的开发，提高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的占有率。同时，要建立金融与科技融合机制，用金融手段促进高科技由研究向产品到商品的迅速转化。
（本文是与林朝阳先生合作，
原载《福建金融》1993年第6期）
当前中央银行货币政策
工具选择与操作初探
目前，我国经济正从低速步入高速增长期，国民生产总值在1992年增长12.8%基础上，1993年预计增长14%。笔者对目前经济高增长（指10%以上）情况下，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过猛“瓶颈”制约恶化，通胀加剧等现象，就中央银行金融宏观调控操作工具的选择作一些探讨，愿与各位同仁共商榷。
一、前提条件
十五年来，我国货币信贷政策有十一年是扮演财政发行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操作显得力不从心，效果不尽如人意。如何改变这一现状，笔者认为必须尽快解决两个前提：
（一）确立中央银行的独立地位，并以稳定币值为唯一目标。理论界对中央银行的隶属关系和独立性问题的有过多种观点，笔者认为就我国国情、政策体制而言，目前中央银行受谁领导，向谁负责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真正赋予业务操作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权问题。这种独立性仅指中央银行自主选择政策工具和自主建立基础货币的吞吐机制，并不意味着与其他部门相对立，与政府唱对台戏。
德国中央银行坚持保卫马克的方针，使德国经济在低通胀率下得以稳定增长，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各国中央银行调控史上的典范。我国1985年、1988年及今年上半年通胀所带来的阵痛，更应坚定中央银行乃至政府对稳定物价的选择，具体以中央银行保持币值稳定为唯一目标。
（二）财政透支必须坚持走证券化、公开化、市场化道路。据有关人士透露，1993年财政透支将在去年末达一千二百四十一点一亿元的基础上增加两百亿元，占银行自有资金的65%以上。也就是说银行有三分之二的自有资金是用来填补财政硬缺口的，财政透支扩大化，已成为无法回避的事实。近期内乃至本世纪末要想消灭赤字是不现实的，但必须走逐步减少赤字的道路。其理由：一是可以堵住削弱货币政策效应的黑洞，二是可以卸掉中央银行的财政包袱，三是可以提高中央银行的资金实力，为走向公开市场业务打下基础。目前应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指财政透支纳入国家信贷计划，既国家要以财政透支方式来解决重点建设等资金不足，那么只有以牺牲相应的信贷规模为代价，否则别无选择；第二是对已经透支的维持现状，由中央银行承担并力求逐步缩小，对今后所发生的透支，事先通过发行国家建设债券，一部分由资金盈余的政策性银行和国家商业银行承购，另一部分由地方财政承购，原则上不对公众发行，期限利率参照国库券，并以大面额发行，同时允许上市交易。其优点，一是可以达到财政透支证券化、公开化、市场化的改革目标；二是可以提高金融机构流动资产比率；三是可以改变目前中央银行背财政包袱的局面，并为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场业务调控货币供应量创造条件。
二、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操作
（一）调高利率水平，鉴于目前利率市场化未形成，调整再贷款利率和贴现率并不能起到影响利率水平的作用。因此应继续把持调整法定利率、基准利率的操作办法，调整依据以市场物价和非官方汇率变动为参数，本着超前、简便、有效的原则进行操作。
（二）建立外币存款缴存准备金制度和外汇平准基金。鉴于我国大量引进外资，并形成强大购买力，对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带来较大影响，因此，中央银行必须建立外币存款缴存准备金制度，以美元为统一币种，以不高于5%比例无息缴存方式进行操作，以此来建立中央银行的外汇平准基金。其作用在于：一方面起到约束拥有外汇的金融机构信用扩张的作用，另一方面为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尤其是平抑汇率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