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以致策，骨采宜耀，循名课实，以文为本者也。……表体多包，情伪屡迁，必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然恳恻者辞为心使，浮侈者情为文。必使繁约得正，华实相胜，唇吻不滞，则中律矣。子贡云“心以制之，言以结之”，盖一辞意也。荀卿以为“观人美辞，丽于黼黻文章”，亦可以喻于斯乎。
表用来陈述策略，骨力应该显示，按照表的名称要求它的实质，是以文采做根本。……表的体制包括多方面，内容的真情或假意多次变化，一定要用正确的意义来宣扬它的风力，用清新的文辞来显示它的文采。恳挚作者的文辞受到真情实意的驱使，浮夸作者的情意被靡丽的文辞所掩盖。一定要使文辞繁简得当，华实都好，音调流美，那才合乎法则。子贡说“用心意来制定言辞，用言辞来结合心意”，意思是要把言辞和心意统一。荀卿认为“看人家美好的言辞，比礼服上绣的文采更美”，也可用以辞意一致吧……（译文用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中华书局，1986年）
从这个角度来回头看《出师表》，可以说它是“表”这种文体的范本。刘勰对之高度评论说：“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今译：诸葛亮辞别后主的《出师表》，意志尽量表达，文辞通畅；它们在华采和质朴上用意不同，都是杰出的表文）《出师表》是“表之英也”，因为它符合“表”这种文体的要求：既完整准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意思，又具有出色的文采；既有真挚的情感，又有恰当的文采，两者相得益彰，珠联璧合。相比之下，今天我们的许多公文只是单纯地讲述事情而毫无文采可言，当然也就缺乏动人的力量了。就像本章开头所言的那些“请示报告”那样，遭到遗忘似乎也就理所当然了。这一点，笔者在阅读中国古代名臣的奏疏时深有体会，比如曾国藩的奏疏，情真意切，既讲述事情，又有美丽的文采，怪不得成为一代名臣。回到我们的“表”上来。为什么对“表”这种文体有这样的要求呢？因为：
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既其身文，且亦国华。
章表的作用在于对答和宣扬朝廷的恩德，表明内心的情意。既是显示自身的文采，并且也是显示国家的荣耀。对“表”这种文体的写作要求与“表”本身的用途密切相关。“表”与宏大、庄重、严肃的国家政治密切相关，所以不允许轻佻、靡丽、浮夸的文风。即使是善于写靡丽文章的作者，在写作表的时候都必须庄严质朴，只有这样才能与文章的用途相匹配。正是这样，所以刘勰在总结章表这种政治文体时说：
赞曰：敷表绛阙，献替黼戾。言必贞明，义则弘伟。肃恭节文，条理首尾。君子秉文，辞令有斐。
陈情的章表被送上朝廷，向帝王贡献善意，规谏过错，所以话一定要说得正确明白，意义要求重大，态度一定要严肃恭敬，文辞合乎礼节，从头至尾都有条理。君子掌握文辞，一定要使辞令富有文采。
我们以“表”这种古老的文体为具体例子，说明了各种文体的具体要求。下面要说的则是为什么有各种文体的区别。
以中国古典诗词为例。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诗词大国，尤其是诗，历史相当悠久。随着诗的演进和发展，出现了“词”这种新的文体。为什么有了诗还要有词呢？对此，王国维在他的名著《人间词话》里说的一段话可以作为一个参考。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
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
——王国维《人间词话》
在王国维看来，相较于过去“诗”这种旧文体而言，“词”这种“要眇宜修”的新文体具有“诗”所不具有的特点：“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词之言长”。这种新的特点催生了“词”这种新的文体。也就是说，在表达人的“欢愉愁苦”的情感方面，词这种新的形式较诗更有优势。
每一种具体的情感和思想都需要表达，但是如何表达却是一个大问题。严格说来，任何一种具体的情感和思想都只有一种具体的表达形式，只有这种形式才最适合这种情感和思想的表达。所以可以这样说，文学家的任务之一就在于为自己需要表达的情感和思想寻找到一种最适合的形式，伟大的文学家在此方面费尽思量。由此扩而论之，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都必定有自己独有的思想和情感，体现在文学上，也就有相应的文体形式。就中国来说，我们经常说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在每一个朝代，都有相应最发达的文体形式，这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其时的心灵世界和社会发展密切相连。我们说西方的小说特别发达，而中国则否，这可能除了外在的社会经济原因以外，也与民族的心灵密切相关。
文体不只是一个纯属文学的问题，而是与社会政治、人类情感生活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和人类情感本身是复杂和多样的，正是这样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文体的多样性。就社会政治来说，首先，政治生活是非常严肃和重大的，它决定了必须要有相应严肃的文体；其次，政治生活是多层级的，所以对文体也有多样的要求。就人类情感来说，它本身也是多层级的，既有严肃的一面，也有轻松活泼的一面，这样的情况也决定了文体的多样性。
社会生活和人类情感是立体的，与之相应，多样的文体也构成一种立体性的存在，两者互为表里，相得益彰。所以说，文体的多样性反映了社会政治、人类情感的复杂性、立体型。如果哪一个社会只有一种文体或者少数文体存在，那只能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丧失了社会政治、人类情感本来的面目，而成为一种畸形、变质的状态。如果要真正认识并了解社会政治和人类情感的状态，或者说要培养起一种健康的社会政治和人类情感，那么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不同文体的文章获得。我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喜欢阅读拜伦、雪莱的诗歌，无论是谈起社会政治还是人类情感，他都是一副慷慨激昂、不屑一顾的姿态。后来他接受建议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古代各种文体的文章和莎士比亚的戏剧，慢慢地整个性格和观点都发生了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以轻慢的态度来看待许多问题。这可以算是不同文体文章的阅读对人产生影响的例子。这个道理其实在刘勰对各种文体的分析中就已经说明了。如果只是阅读某一种文体，我们的观点难免产生偏颇。这个问题在今天尤为突出。首先，今天我们对文体的区分已经不再像古人那样多样和丰富。其次，今天的“文学”的观念已经狭隘化了，不说学生已经不再去阅读政治性的奏议章表，即使阅读也仅将它限于所谓“文学”的领域，还美其名曰“专业化”。以贾谊的《过秦论》来说吧，就文体来说，它属于“论”，贾谊当时写作的时候并不是进行文学创作，而是敬献给帝王的政治论文。但是今天，我们却将它狭隘地看作所谓的“文学作品”，只从遣词造句、篇章结构的角度去解读它，完全忘记了贾谊的初衷和目的。想来如贾谊死而复生也只有无可奈何了。其结果造成学生一谈到政治就缺乏政治所必需的谨慎和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