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听到“字如其人”“文如其人”的说法。前者说的是一个人的品性可以通过他写的字反映出来，后者则说的是可以从他的文章中反映出来。对不对呢？对，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只是反映了部分事实。先说“字如其人”吧。就“对”来说，确实如此，有许多伟大的书法家同时也具有伟大的人格。但是，也有很多例外。大家可能不知道，北宋著名的奸臣蔡京就是一个书法写得极好的人。所以我们说“不对”。“文如其人”也同样如此。文章写得漂亮的人在实际生活中品性有好有坏，不可一概而论。比如说，大汉奸汪精卫的诗词就非常好，甚至被认为是民国的第一流诗词作家。
这样的作品与作者出现分裂甚至对立的现象相当普遍，在此我们以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潘岳与其《闲居赋》为例加以说明。
说到潘岳，我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人物。今天形容一个人长得帅，常说“貌比潘安”，这个“潘安”就是指潘岳。他长得非常帅，帅到什么程度呢？《世说新语·容止》说：
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
潘安仁、夏侯湛并有美容，喜同行，时人谓之“连璧”。
——［南朝宋］刘义庆著，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1年
大家可以想象他的帅了吧，他不仅长得帅，还写得一手好文章。我们来看看他最为出名的文章，也是文学史上的名篇《闲居赋》：
闲居赋
潘岳
岳读《汲黯传》，至司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书之，题以巧宦之目，未曾不慨然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巧诚为之，拙亦宜然。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是以资忠履信以进德，修辞立诚以居业。
仆少窃乡曲之誉，忝司空太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鲁武公其人也。举秀才为郎。逮事世祖武皇帝，为河阳、怀令，尚书郎，廷尉平。今天子谅闇之际，领太傅主簿，府主诛，除名为民。俄而复官，除长安令。迁博士，未召拜，亲疾，辄去官免。阅自弱冠涉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进阶，再免，一除名，一不拜职，迁者三而已矣。虽通塞有遇，抑亦拙之效也。
昔通人和长舆之论余也。固曰：“拙于用多。”称多者，吾岂敢；言拙，则信而有征。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时，拙者可以绝意乎宠荣之事矣。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违膝下色养，而屑屑从斗筲之役？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为政也。乃作《闲居赋》以歌事遂情焉。其辞曰：
……
在这篇文章中，潘岳先饱含深情而又饱受委屈地交代了作赋的缘起。他说，当他读《史记·汲黯传》，看到司马安四次做到九卿这样的高官，而见识深透的伟大史家司马迁称之为“巧宦”（依靠善于钻营谄媚的官吏）之时，他常常放下书本感叹不已。然后潘岳回顾了自己的为官经历，认为自己遵循的是“拙”的原则。在其后的赋之中，潘岳声情并茂地表达了他厌倦官场、向往隐逸的心志。
假如单纯从此赋的内容来判定实际生活中的潘岳的话，我们一定会说，他是一个心地高洁人格高尚而又饱受委屈的人。如此我们可要犯大错了。因为据史书《晋书》记载，潘岳“性轻躁，趋势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其母数诮之曰：‘尔当知足，而乾没不已乎？’而岳终不能改。既仕官不达，乃作《闲居赋》”。实际生活中的潘岳与我们根据文中所想象的潘岳判若两人。他性情急躁，追逐权势名利，远不是赋中说的那样闲适淡泊，就连“知子莫若母”的母亲都告诫他要知足，不要贪婪无度。但潘岳并未将母亲的话听进去，直到最后被杀的时候才幡然醒悟，临刑之前告别他母亲时说：“负阿母。”所以我们说，言行不相顾，即言与行并不完全等同，同样，文章品格与作者人格也并不完全一样。对此，元代诗人元好问说：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他说，历来依靠说话和文章就判断一个人人格的做法是靠不住的，怎么可能从文章中就可以判断一个人的人格呢？就比如说潘岳吧。他的《闲居赋》实在是超凡脱俗啊，但是谁又能想到，实际生活中他却是一个追逐势利的小人呢。
为了作比较，也为了拓展大家的视野，我把同题的另一篇文章也放在这里，以供大家参考。它的作者就是众所周知的曹操的小儿子——曹植。
闲居赋
曹植
何吾人之介特，去朋匹而无俦。出靡时以娱志，入无乐以（消）（销）忧。何岁月之若骛，复民生之无常。感阳春之发节，聊轻驾而远翔。登高丘以延企，时薄暮而起雨。仰归云以载奔，遇兰蕙之长圃。冀芬芳之可服，结春衡以延伫。入虚廊之闲馆，步生风之高庑。疏密迩之修除，即蔽景之玄宇。翡翠翔于南枝，玄鹤鸣于北野。青鱼跃于东沼，白鸟戏于西渚。遂乃背通谷，对绿波，藉文茵，翳春华。丹毂更驰，羽骑相过。
愬寒风以开襟，愿同衾于寒女。
这篇赋呈现了向往归隐、心地高洁的曹植，与现实中的曹植比较起来，我们可以说，这两个曹植是高度一致的。换句话说，曹植的文品与人品高度一致，而不是像潘岳那样出现判若两人、相互矛盾的情况。
这样一说，这个问题就相当复杂了。我们该如何理解流传已久的“文如其人”这句话？著名学者钱钟书对其有一个说法，值得我们借鉴反思：
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澹，豪迈人之笔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比如子云欲为圣人之言，而节省助词，代换熟字，口吻矫揉，全失孔子“浑浑若川”之度。……阮圆海欲作山水清音，而其诗格矜涩纤仄，望可知为深心密虑，非真闲适人，寄意于诗者。……所言之物，实而可征；言之词气，虚而难捉。世人遂多顾此而忽彼耳。……莫非以风格词气为断，不究议论之是非也。……“山林草野之文，其气枯碎。朝廷台阁之文，其气温缛。晏元献诗但说梨花院落、柳絮池塘，自有富贵气象；李庆孙等每言金玉锦绣，仍乞儿相”云云。岂非亦不据其所言之物，而察其言之之词气乎。……人之言行不符，未必即为“心声失真”。常有言出于至诚，而行牵于流俗。
——钱钟书《谈艺录》第四八则，中华书局，1984年，第161—165页
钱钟书说，一个人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的内容，是可以假装作伪的。比如卖国大奸可以说或写忧国的话语，势利的人也可以写超然脱俗的文章。但是，尽管如此，还是有一样东西会暴露出他们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呢？那就是他们说话或作文的“格调”，比如一个人的性格是狷急的，那么他的作风不可能完全变为清静淡泊；一个人生性豪迈，那么他写的文章就不可能是谨慎严密的。打个比方说吧，扬雄（子云）想写像圣人孔子那样的话，但无奈不具圣人的品性，所以其言的语气、词语全不同于圣人，完全失去了孔子的“浑浑若川”的风度。阮圆海呢，本来想写闲适淡泊的文章，但因其诗的风格语气矜涩纤仄，一看就知道作者始终不是一个真正的闲适人……所以说，一个人的文章的内容是可以准确把握的，但是文章的格调则是难以把握的。由此我们不能凭文章的内容去判定作者的人格，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文章的“格调”去判定。有人说，晏殊（元献）一生身居高位，富贵显达，虽然他在作品中也写梨花院落、柳絮池塘之类普通平常的事物，但是，其作品的格调则始终具有富贵气象；相反的是，李庆孙等人在作品中每每写金玉锦绣之类富贵的物象，但始终显示的是乞丐的面相。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因为不是根据作品的内容，而是根据作品的“格调”进行判断的结果。
至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总结说，“文如其人”中的“文”或许应该理解为文章的“格调”，而不是文章的内容。用通常的话说就是说话、作文的语气、语调和方式。在日常生活中，要判定一个人的人格修养，我们一方面要看他说话的内容，但是更关键的是看他说话的语气、语调和表达方式。一句话，不但要看他“说什么”，而更要看他“怎么说”。
如此来看，今天有许多关于文人是否为某类人的讨论，比如当年卖国投荣的汉奸是否爱国的问题，有些人举例说他们其实是爱国的，佐证之一就是其作品中有爱国的内容。现在来看，单纯依靠这点还不足以为证，我们还需要看看他为文的格调如何。这也是我们今天理解“文如其人”内涵的方式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