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无明显发热，但觉得很倦，也无胃口，前几个月也曾试过大便有血，我怕会不会生癌？”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了最后一句。
张院长循例地给他听一下心肺，检查一下腹部。然后说：“这位是何医生，”
她指着何医生，介绍给关水日：“他是内科专家，尤其是癌症方面，更是他的专门，请他给你看一下吧！”
“好的，好的。”他同何医生握手，表示欢迎。
何医生听他说了这几句病史，心中已有了个底。不过他问到最后的一句，虽然用开玩笑的口吻，可这就说明他最关心的是自已会不会生癌。既然这样，就不能忽视这个问题。何医生在他行医当中，他在最明显的病例，也时时提醒自已，千万不要“先入为主”，要把握任何一点虽不明显，却易遗漏的任何阳性指征。
何医生给病人作较详细的检查，包括全身表浅部位的淋巴结，但没有发现阳性的体征。最后，他要求给病人作直肠指检：
“可不可以同你作一下肛门检查？”何医生礼貌地问病人；……病人起初不太明白。
“我要给你做一下肛门检查，一是检查一下直肠内有无肿物，这是你所关心的第一个问题；第二是检查一下你的肠是否发炎；第三，我要将直肠检查的分泌物或血液，拿回去作显微镜检查，再进一步肯定或否定生癌的可能性，或肠腔有无发炎。”何医生详细地给病人作解释，他明白了；“请解开你的裤子，并且侧转身。”同来的护士佩莹协助他脱去裤，做好适当的体位，而何医生戴上医用胶手套，在食指及中指上苏上润滑用的凡士林，将手指缓慢地插进他的肛门，在他的直肠前后壁及两侧侧壁均检过，发现肠腔空虚，无肿物存在，亦无压痛，最后，缓慢地将手指抽出，发现指套上有新鲜血迹及黄白色的粘液，他将指套放在接近鼻孔处闻了一下，发现有点儿腥臭味，即时将两块化验用的玻璃片滴上生理盐水，将手指中的血液及粘液，在玻片上涂沫，然后，再在两块没有生理盐水的玻片上涂沫剩余的血及粘液。
“佩莹，请给他在肛门处取标本作细菌培养。”何医生吩咐。佩莹也即时迅速地完成了取材工作。
“我想，按这样的检查，可以初步排除了癌的可能性，请放心吧。不过，抱歉，我先告迟了，因为我还要拿这些东西回去给你作一些化验。”他指一指手中的标本；“这些标本，大概基本上可以为你确诊。从目前你的情况看来，肠道感染的可能性最大，我会在30分钟后告知你的结果，并且请张院长开药给你治疗。”
何医生即时回到农场职工医院作细菌学、原虫检查及癌细胞学检查。最后找到大量阿米巴原虫而没有发现癌细胞，证实了他原来的初步诊断。当何医生听到关水日的病史申诉之后，他的诊断基本上已经确立。但是一来关水日与张院长是朋友；二来何医生的初步诊断，也要确切的证据，才能确立，不能凭空推测，以免有误。
当然，如果只是单纯的下乡巡回医疗，需要解决眼前治疗，他会毫不犹疑地按阿米巴结肠炎处理。在农村地区，并不需要任何事情都按大医院那样一套，每样事都要确诊才去治疗，否则会延误不少症候。
“张院长，这是阿米巴痢，请您给他开药吧。”何医生向张院长会报。
“你给他治疗吧。”
“好的。我看还是请他来医院留医，一来他是传染病，在招待所住，诸多不便，对于预防工作应该住院；二来我需要他打针，注射依米丁，不住院不太放心，而且给他的口服药如卡巴砷等对肝有毒性。因他年纪也不轻了，血压高，心脏也不太健全；三来我还要给他用大蒜素保留灌肠，这些事情，还是住院为佳。”
何医生提出他的意见，这个意见是不可能反对的，因为这些都是医疗中必需要做的。
三个星期很快地从日历上撕去，职工医院积压的手术全部清理了；农场中的所有疑难病例－－诊断未明、治疗原则不清、拖延治疗、慢性难治性疾病，也给他们处理得八八九九；医院的常规及规章制度初步建立。
医疗队要走了，回到海门公社去。
“何医生，张院长近来晚晚咳嗽很利害，似乎她睡得不好。”外科护士宝英向何医生说，她们是住在张院长隔壁。
“对啊，我有时晚上醒来，也听到张院长咳嗽声。”五官科医生李玉珍也说。
“有无向吴主任反映？”何医生问。
“刚才同他讲过，他皱一下眉头。”宝英说。
“好吧，我会直接同张院长讲一声，要她回医院去检查一下，好让她回去休息。”何医生讲完，立即去找院长。
看来张院长瘦了，面色也大不如前，六十多岁虽说不太老，但一个从未到过乡下的医生，却整天在生活设施简陋的乡下卫生院工作，疲劳、紧张、不舒适的环境，对她是个极大的转变及考验。
她从加拿大回国时，她的母亲一直陪伴着她，她一生中未有结过婚，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替代她的母亲那样细心地照顾她的生活及她的一切起居。由于她在多伦多出生，父母也在多伦多生活了几十年。回到中国以后，直至1952年，加拿大的白人才全部回去。在这漫长的年月内，她个人的生活，仍全部依足加拿大人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室内陈设、卧房等等，就拿写字、说话及思维方式也毫不例外。比如，就拿每天的食物种类而言，她的母亲将每周从星期一到星期日七天的饮食单列好，从早餐开始：牛奶，多士加牛油或芝士，餐后少许咖啡或红茶；中午：面包、芝士、果酱，或各类三文治及沙律；晚餐多数是中国饮食及生果，或煎牛扒、猪扒等等。不过在午餐的沙律，她必定要经她的母亲亲手挑选及处理过的任何生食的蔬菜，以免染有寄生虫。这是在她的家中，由她的母亲主理。可是下乡这段日子，她每天的饮食，就只有从卫生院的饭堂煮出的饭菜，大家一样，毫无例外。有时会为她另外搞些特别的饭菜，但不一定适合她的口味，她也反对搞特殊化。光是这一点，对于一个数十年来的习惯一下改变，已是不易之事。加上晚上睡眠时的床铺，卫生院不可能给她睡梳化床。但是，所有这些，她从没有半句微言，她认为可以锻炼自已，慢慢克服这些应该可以克服的习惯。
可是，她瘦了，她的胃口一天比一天减少。
“张院长，你近来咳得很利害，是不是回医院去检查一下好呢？”何医生试探地向院长提出；
“唔紧要，食下药就会好的，唉！近来气管炎反反复复，好些了，又再咳，无乜问题的。”
“可是，你的骨痛如何呢？好些吗？我看你还是回去详细些检查一下好。”何医生还是坚持，要她回去作一个详细的检查。讲真的，因为她是院长，谁都不敢叫她作身体健康检查，她也很久无作过全身检查，这些何医生是清楚的，所以他还是坚持他的意见。
“再看一下，如果不成，再回去也不迟。”她有些软化了。
“我同意何医生的意见。”吴主任也开腔了，其实他也希望她立即回去，所以何医生说完之后，他也跟着说。
她是一个很倔强的女性，也是一个挺能吃苦的人，她以为自已应该可以克服别人都可以适应的生活。虽然她不是受中国式的教育长大，但她却在中国生活了那么多年，用“严以律已”来要求自已。她认为如果对自已不严格，又怎可以要求下属或年青一辈呢？所以，她虽然行医数十年，给别人看了那么多病，却忽视了自已的病，只以为是生活的改变所做成的不适，于是从严要求自已，忍耐着，以为忍耐就可以克服因疲劳所引起的骨痛，或因疲劳而容易患上伤风感冒气管炎。
最终张院长回去了。
放射科赵医生给她拍X光照片：肺、全身骨骼以及胸椎从第五至腰二，都有不同程度的癌性损毁，左上肺有一致密圆形阴影。赵医生的诊断是原发性肺癌骨转移及全身播散。医院立即与中山医学院附设肿瘤医院联系，将她转送到广州肿瘤医院。
她的母亲只知到她的女儿有病，因为全院上下都一致向她保密，以免伤及老人心。不过就在她确诊之后不久，她的母亲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八十多岁高龄的母亲去世，给她也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打击。多年相依为命的母亲，是她的精神寄托，她在一夜之间突然失去了她，她的悲痛比甚么都强。严重的癌症，与至亲的去世，双重打击，使她的病情迅速恶化、加重，在肿瘤医院不能进行手术，只能进行有限量的放射治疗及加上化疗。她知到自已没有治疗的希望，于是要求不作任何放疗或化疗，回到自已的医院，回到自已的家，回到自已服务了几十年的阳关，静静地，等待着神的召唤。当她回到自已的房间疗养后，天天对着主耶稣的圣像，她的心境反而平静多了。人生毕竟是要离开的，能够蒙主宠召，回归到主耶稣的怀抱，是她一生中最大的荣幸。她将她的一生奉献给主耶稣，于心无愧。于是她觉得个人感受到癌的痛苦，减轻多了。说不定母亲早去，是为了她更好地回到主怀抱的一种预早安排。她的母亲，正在天堂内，站在主身旁向她招手呢！她静静地，心平气和地，耐心等待着那一天的到来，于1966年春，她也与世长辞，她的母亲比她先走三个月，为她在耶稣的天国，安排一个好去处。
一个加拿大藉的医生，生于加拿大，成长于加拿大，却回到中国，尽了毕生的精力，为了中国城乡的人民，鞠躬尽髓，死在中国大地。市委为了追悼她，在当地的中山纪念堂为她设置灵堂，供人凭吊致祭及追悼。在她出殡当日，群众自发性地参加她的追悼仪式及送殡者，多达万人，这在只有不足20万人口的蓬江市来讲，是开埠以来的第一次。
她是第二个白求恩。她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度过她的童年，当她进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时，比白求恩低几届。白求恩大夫，为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把自已最宝贵的生命，献给了中国人民；而她，虽是一个华裔，但她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加拿大人。她可以在加拿大行医，也可以享受加拿大的丰富物质生活以及收入待遇，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富有而优柔自在的加拿大医生。但，她却选择了基督教教会的委派，神的旨意而回到这个贫穷的中国本土来贡献她的一生。毛主席歌颂了白求恩，却没有歌颂她。可她的精神不会比白求恩差，因为她为了中国人的健康，整整长达四十多年来，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解放后的建设阶段中的艰苦岁月和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她都能沉沉默默地、任劳任怨地付出，毫无怨言。
她完全没有至亲的亲人，按她的遗嘱，她的遗产，部分捐给医院作医院发展及购买先进仪器；部分留给她的堂妹及堂侄的供书教育。不过这个遗嘱却在十年之后才能执行，因为在她去世后紧跟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给她全部财产冻结，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回到了海门公社，医疗队的成员，再度投身于各自的工作岗位上去，何金水致力于教好他那班赤脚医生，他们的成绩不错，而他对他们的要求也是渐趋严格，好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个好成绩，对他们今后的前途会有好处。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以显要地位刊登了姚文元一篇文章“评新篇历史剧“海瑞罢官””。其后，北京日报、解放军报、人民日报以及全国各省的主要报刊均以显箸的篇辐刊载此一文章。在各报章刊登的同时，均加了篇者按语，强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但只有解放军报的篇者按语却尖锐地提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
姚文元的文章指出：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主义是甚么呢？对我们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甚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甚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甚么“平冤狱”……“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文章直指当时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并且，通过指责吴晗，实质上的茅头直指主持中央领导第一批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这篇文章出笼之后，全国纷纷组织学习。四清工作队也组织在全县的干部都要学习这篇文章。当然，医疗队也不能例外。而且，还要何老师给赤脚医生学习班的全体学员们也要学习及组织讨论。由于他们是贫下中农出身，他们只需要接受正面教育即可，不必象知识分子那样，凡事要“联系本身”地进行自我批判，端正态度。
全国的政治气氛逐渐地紧张起来，各地的知识分子讨论着“海瑞罢官”的文章。不过，在海门公社的医疗队仍是那么宁静，那样柔闲。他们缺乏了应有的政治敏感性，满天的政治风暴的乌云，由远而近地逼着他们，逼着每一个人，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即时感受得到。
在这个期间，传出了要将海门公社附近的一大片土地，重新划一个新县。这个新县暂设在接近澳门的口岸镇。新成立的县也必需相应地要成立新的县人民医院。这个新的县人民医院原则上由地区医院中的阳关医院抽调大批骨干医疗人员组成。这给医疗队一个很大的波动。
“会不会就拿整个医疗队分出来，组成县人民医院的基本班子呢？”
“医疗队那几个人，怎能够组成一间医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