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金水毫不让步。十年了，文革十年，他处处让步，却处处遭受他的排挤与逼害。他直接支持谭永富与甘涌。有了他，他们才能这样专横，才会这样飞黄腾达。
“你不要嚣张！”他从牙缝内漏出这几个字，悻悻地走了。
病人进行尸体解剖，结果证实三氧化二砷中毒；化验结果，也是同一诊断。这个诊断在有经验的医生，绝对不应误诊得这样离谱！
何金水也将此事告知黄书记。
“你不应在众多学生面前当面批评他，这样他还能建立起他的威信吗？”黄书记说：“你对他提出善意的意见，我同意，但应该讲究方式方法，不能火爆啊！
一连串像机关枪乱扫一顿，能解决问题吗？”黄书记说。
“可是，你知道吗？我眼见一个如此年轻，不应该死的病人，就是因为他粗心大意，死去了，不能挽回了，我的心痛啊！比起我做“牛”时还心痛。做医生，见的“死”人实在太多了，但我的心并没有因此而麻木。我们的职责是甚么？
是抢救病人的生命！威信算甚么？威信是小事，人命是大事。是的，我没有讲究方式方法，我当时已经没有选择甚么方式方法去批评他的余地。我能批评使他知到自己犯错吗？不能！他不会承认的。他的地位转变了，他不再是甘医生，而是甘主任！主任会听医生的话吗？不会的！我只有骂他。我原本是他的上级医生。我有权即时指出他的不是，于是我就像骂一个不生性的忤逆仔一样骂他，在众多实习进修医生面前骂他。就算他不改，也不会让他这种粗心大意，草菅人命的作风，在学生们中间流传开去。因此，我必须以此为例，同学生们讲。今天如此，以后每逢有下一批学生，我仍然会拿此作为教训，同学生们讲通讲透！”
可是甘涌不应拖延病人诊断而致病人于死的事，并无妨碍他的士途，在此事件后两个月，他被升为副院长。而谭永富严重人为事故之后，也正式升为“副主任医师”。他们的事故，完全被内科支部掩盖起来。
何金水的病无起色，日渐消瘦：“你会不会是胃癌？”一次黄书记顺口问起他。
“放心，我是死不了的！”他也随口答：“我虽然无胃口，不能进食，可是每天我“小量多餐”，计起上来，也可以维持我的生命。”
“每天食多少次？”
“起码七次，每次一块咸饼干，或是小半杯牛奶，又或是小半碗粥，这就是我所谓“一餐”的食量及食物。”他以轻松的口吻说：“你不见我工作起来那鼓干劲？还是那样充足，只不过瘦了些，消瘦是无碍的。”
“我看还是请中山医学院陈副教授给你看一下吧！”黄书记关心地说。
“你的意见如何？”何不大理解。按他自己认为看不看都一样，何必多此一举。何医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对自己的健康根本不在意，得过且过。他注意的是别人，而不是自己。
“我以为如果可以，再开一次刀，或许会好些。”
“这也是。如果是这样，我也无意见。”麦医生手术后恢复良好，休息半年，已上班了，仍在服中药。乳癌并无影响她。
这一届外科来带实习的老师是陈家悦。他是一位中年人，性情开朗。如同其他外科佬的开朗性格一样，说话干脆利落。
他建议何医生到广州中山医学院去做第二次手术。何金水本想如果做，就由陈副教授在阳关医院给做可以了，不必再到广州去。因为毕竟家不在广州，会麻烦些。可是陈副教授认为到中山一院，由他介绍一位肠胃科专家王教授给做。
王教授是亚洲有名的外科肠胃专家。
就这样，他做了第二次胃修改手术，在广州中山医学院附属一院留医了两个多月。总算稳定。出院时体重仍是69市斤。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突然从广播中传来哀乐：“我们敬爱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这一震憾人心的消息传开了，全国上下为之震动。
同年四月，成千上万个北京市民、学生，齐集天安门广场自发地悼念周总理。
邓小平再度下台，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华国锋上台担任国务院总理及党的第一副主席。毛主席对他说：“你办事，我放心”这句话向全国张贴。于是他成了毛主席的继任人。
毛主席于五月及六月份出现两度心肌梗死。七月六日，朱德总司令病逝北京；28日唐山大地震，震动力影响到北京。这次大地震中，死亡人数约在24万左右，是本世纪中国和世界最大的灾难。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影响中国大半个世纪的伟大人物，毛泽东逝世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在叶剑英元帅等老干部的主持下，迅速粉碎了四人邦，逮捕了王洪民、张春桥、江青、及姚文元等四个人。
打倒了四人邦，全国人民热烈庆祝，巡行、示威，尽情欢畅。历时整整十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至此落幕。
一九七六年，成了中国多事的一年。也是中国走向改变的转折点。足足扰攘了十年的文革，这个烂摊子，就从这一年开始，慢慢地收拾，整理。中国也开始走向另一种方向。
“下星期一晚上开一个全院职工大会，同你作沏底的平反，你的意见如何？”
一天黄书记来到内科，找何金水谈话，正式提出了平反的事。
“当然是一件好事，十年了。”何金水说：“我想清楚地弄明白，何谓“沏底平反”？”
“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切整你的材料全部作废。”黄书记答：
“当众烧毁，一字不留。”他的答复非常坚决。
“我怎知他们是真正一字不留？抑或避重就轻，烧一些，留重点，秋后算账？
”
“如果你信得过我，党委会由一个三人成员，组成一个平反工作监督小组，监督从文革以来，凡是你及所有被整的人的全部资料收集，封存，平反大会当晚当众烧毁。”
“可不可以告诉我，三人小组是由那三个人组成？”
“是由我，”黄书记说：“以及新来的林副书记，和地区派来的一位专责平反的专员。这三个人，大概你不会怀疑了吧！”
其后，黄书记召集全部文化大革命时遭受逼害的职工开会，宣表为全体受害者平反及恢复名誉。也同时讲明所有被收集的“黑材料”全部当众烧毁。这一决定当然受到几十位医生、护士、职工、行政干部的欢迎。
当晚，宣布由何金水作为受害者代表，在会上发言。已死亡的叶主任的爱人李兰香代表死者发言。但她不原意，改由李彼得的儿子讲话。
这是一次最多人参加的职工大会。全院职工共有八百多人，加上进修、实习、临时工，超过千人，除了值班之外，出席率达到95％以上，原本在礼堂开会，坐不下，改由在球场召开。会场上有一条大横额写上“沏底清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平反冤、假、错案大会”，也有不少标语：“为无辜死去的李彼得申冤”、“打倒四人邦”、“打倒江青”、“向死去的叶贵堂主任学习、致敬”、“为全部被逼害的职工沏底平反”、“打倒四人邦及其党羽”……。
“今天我代表医院党委，正式向在坐五十多名在文革期间遭受逼害的同志们、医生们、护士们、干部们致以最衷心的歉意；对因此受屈而死的两位同志：叶贵堂主任、李彼得同志致以无限哀悼。我代表阳关医院党委在此郑重向全体受逼害者宣布，你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遭受的一切不实收集得来的材料，全部烧毁，不留片纸只字，不会秋后算账。在坐全院除值班之外，连实习医生、进修医生、护士学校学生及临时工在内将近千人可以作证。你们全部工作、职别恢复原来。如果已调动，调回原职；已下放，调回医院；已降级，调回原级。
全部恢复名誉。如今后发现有暗中收集黑材料及秋后算账者，应由党纪国法处理。”黄书记缓慢地，一字一句清楚宣布，受到全院职工热烈鼓掌欢迎。
“我今天在这里说话，是代表我们受害的一群，也是代表我的一家和他们的家庭，以及我自己。”何金水就像一座快要爆发的火山一样，含着十年来不白之冤，开始他的发言：“你们有无想过，一个人，一个平白无辜的医生、护士、干部，无端端突然被拿着“专政棍”的人，冲入你的家庭，当着你的妻子、儿女面前将你五花大绑，翻箱倒柜地抄你的所谓“黑材料”。然后不管你年幼的儿女哭哭喊喊，悲悲啼啼，押解着上万人大会的台上，宣布你是反革命分子！
把你投入监狱，你们想一想，现在就低头想一想，设身处地想一想，这是甚么滋味！”他很缓慢，声音不大地说着，然后停顿了一下，让听众去体会一下这种滋味，是酸？是甜？是苦？还是辣？“好了，想过未？你们又再想一想，当你们被平白无故拉去游街，戴着高帽子，胸前卦着大牌，加上几十斤重的铁圈卡在你颈上，边行边敲打边喊：“我是反革拿分子何金水”；还有，时不时那些如狼似虎般的“专政队员”当头当脑一棍就打下来。他们不当你是人，只是一头畜生。真的，是“牛”！还有甚么人的尊严！那种滋味又是甚么？你们想一想！”他又停了一下。
“好了，在坐的人，你们都在大马路两旁看热闹。可你们知不知道被你们认为是热闹中的主角，他们的心，是多么凄酸，痛苦！那些“专政棍”一下一下，不知何时，也不知何故，打落来！背部，腿部，还算“仁慈”。打在头部，颈部，满天星斗。这是甚么滋味？想想看！”
这下整个现场静得连萤火虫飞过都听到声音。就在这个环境下，听到一些女性在啜泣，不是一个，对，两个，不，三个、四个……啜泣的声音，此起彼落。
“打倒资产阶级反动线！”不知是谁，突然带头高喊口号，全场跟着。
“打倒四人邦！”全场骚动，大声呼喊。
“打倒四人邦在医院的代理人！”一个带着哭声的女性带头在喊。
在球场的四周，围满了家属、小孩。他们都未睡，都被球场的大会情绪影响着，激动着。
“我听到了有人在哭泣，谢谢你们的同情。可是，在那个时候有无人当众同情我们呢？没有？有，但不敢公开表露出来？对，谁敢同情这些被他们说成是“反革命”的我们！”他又停了一下，喝了一口水，再慢慢地说：
“我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就是有一个不怕死的工人朋友，他在我最困难，别人说我最反动的时刻，那时谁都不敢接触我们，更没有人敢邦助我那孤苦无依的爱人。只有他，他却邦助我爱人到看守所探监。就拿我们医院以张付顺为首的那一邦子人，落井下石，打着下放干部的名，将我爱人，及其他被逼害的人的家属下放。制造妻离子散的人间惨剧！我的一家四口就要散了！我坐监，妻子要赶下乡，两个年幼无依的女儿，如何办？你们教我如何办？如果说我有罪，可是“罪不及妻儿”啊！”他有点泣不成声了，只能用停一下，来缓和自己。
在场的哭声多了，但谁都没说一句话，在听他继续讲下去。
“谁能邦助我？好了，天无绝人之路，一个我爱人过去医好他一家儿女的病人。他只是一名工人。这名“响当当”工人出身的人，他自原收留了我的两个女儿。安排小女到机关幼儿园。要知到如果以我当时的身分，她是不能进机幼的。可是他却敢冒这个风险，成功地为我安排了这一着，使我的幼女有所依托。
而大女儿也就在他家中寄养。否则我的女儿会是怎样？饿死？冻死？都有可能。我真是妻离子散啊！一个本来是完整的家，就这样散了；叶主任则是家破人亡；李彼得逼到含冤而死，这是人间惨剧！是现实，不是讲故事，是在你们旁边发生的事，是在你们最熟悉的人所发生的事，对不对？回想一下吧！是谁导演这出悲剧？究竟这些害我的人，有没有人性？有没有良心？”他摊开了双手，作问在坐所有人的状，其后拿起水杯，喝一口水，继续他的演说：
“他们明明知到我不是反革命，不是特务，更不是间谍，却偏偏拿这些名堂硬是要强加在我的身上，害我不单止，还要害我的家属，儿女，他们的居心何在？他们有没有人性？他们是不是人？”何金水完全没有考虑到这批人正坐在听他的讲话，他根本不去理他们，他从人的良知去谈，从人性去谈。
“有人在利用当时一句口号“深揭狠批一小撮阶级敌人”！于是实行打击一大片。将毛主席讲过95％以上是好人，于是他们就按5％去找他们认为是“坏”的人。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被他们认定了，你就得是坏人。我们不妨按中国6亿人口计算，看看5％有多少？有三千万！三千万个坏人！全国有三千万坏人，这还了得？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去找。他们有无想过，三千万坏人中，他们都有家属，按每一个家庭有四口人，那就是有一亿二千万是坏人及其家属了。占全国六分之一人还多。还有他们的亲戚无计在内。将这么多人变成了革命的反面，是不是“打击一大片”呢？他们的动机，是不是要将真正革命的动力缩小，扩大了“反革命”的层面。如果真正按他们的划分，超过全国六分一是反革命及其家属，你们想想看，将会是甚么样的局面！”
“我在1965年前，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全院“评功摆好”中，我是内科最多“功”和“好”的一个成员。这些功及好，都是大家给我的荣誉，不是我自封的，也不是因为我有甚么权力，去逼使人们提我的。这些，都是在我们医院内发生的，有档案记录可查。可是一年之后，文革开始了，全部功与好，都是罪过。为甚么会这样呢？是全体内科同事在65年前瞎了眼？抑或是66年后有些人颠倒是非，混肴黑白，唯恐天下不乱地诬告陷害别人？这些人，应不应该有罪？”何金水越说越激昂，越说越大声，越说越有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