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讲你的道理。我是听道理的。刚才这样说，只是要你警惕。你同谭永富之间的恩怨已是明摆的事。因此，我先提醒你，以免被人揸你的把柄。”
“好吧，我会说出我的道理。”何说：“第一，这只是一个慢性病，小量痰中带血，并无任何指征需要进行股静脉切开。如果说静脉难注射，也不是切开股静脉的理由。上肢的肘静脉及其下的分枝；下肢的大隐静脉及其份枝、足背静脉等，都是经常选择作为静脉切开的地方，而且，这两组血管危险性极少，为甚么不选择，非要在股静脉不可？你看！后来在抢救时，护士不是可以一下就剌中了上肢的血管吗？第二，就算要进行，也应请一些有经验的医生去做。当晚值二线班的王国耀医生，就是一个很有经验的医生。为何不找他协助？不找他在旁指导？怕失面子？怕自己这个不称职的医务科长、内科副主任丢架？结果，绕过了正常的医疗秩序，在二线医生完全不知情底下，去冒这个险。如果当晚事前同王国耀医生商量，此事百分百可以避免。正因为自己不懂，硬是装懂，结果切断了病人的大动脉，大量出血致病人于死。不是严重的人为事故是甚么？第三，甘涌也有严重错误。在危急时刻，他应该请外科医生来协助抢救。
因为手术已失败，不应该只由内科去收拾残局。结果内科医生无此经验，丧失了最后挽救病人生命的机会；第四，谭永富从这一件事件中可以看出，他不配做医务科长及内科副主任。这是一项技术性职务，从抢救病人过程中的混乱程序，就可以看出他根本连做初级住院医生应有的起码条件都不具备。而且他不单是医疗理论及技术不配，连做医生的品德也不配。因为做医生最低限度的品德是“救死扶伤”，而不是拿病人的生命开玩笑、学教飞！”何医生越说越激动，最后他还加上了一句：“我不管别人怎样看我，也不管你说我是公报私仇也好。我认为今次事件完全可以避免，完全应该避免。病人不应该死亡！我完全是为病人，不是在报仇！”
“你的意见我会留意。”黄书记说：“但是刚才甘医生来我处，也谈这件事。
他的说法同你的讲法有很大的出入。他认为抢救是必需的，救不成功，也尽了医生的责任。而且，他也在内科支部讨论了此事，支部的结论认为抢救病人，有成功，也有失败。失败后不能怪责任何当事的医生。一致同意认为此事做得正确。个别细节做得不当，今后吸取教训就是了。当然，我会将两方面的意见，带到党委会去讨论，以便统一思想。”
听到这些说话，何金水清楚了，他一个人拗不过他们。何况何金水又不是党员，没有任何人支持他。从基层的内科支部，到医务科开会，甚至在党委会内，所有参加讨论的人中，没有一个会听他何金水的意见。因为何金水无权参加这三个会议。就算黄书记有心支持，也会因为“独力难持”。何况黄书记也有心偏袒甘涌这个人。
内儿科支部书记是李贾善，副书记是谭永富，支部委员是甘涌、护士长大琴姐、护士长冯小容及护士陈雅萍。全部都是文革时专案组全班人马，一个鼻孔出气。何金水这一次注定又要失败。
一个明显摆着的严重将病人作试验死亡的事件，却被一个集团保护着，轻轻带过。
中央仍在斗争，谁胜谁负似乎还未见分晓，因此黄书记这个执行党政策的人，他仍然在窥测方向。老实讲，那一段时间，究竟谁是真正的“毛主席革命路线”？谁的路线才是最正确？是“批林批孔批周公”、“批判右倾翻案风”这个谁对呢？还是被批这些人对？结论还未知。虽然不少人，尤其是过去旗派这些人是支持周总理、邓小平这一边；但是括起反右倾这邦人却是以江青为首，夥同张春桥、王洪文及姚文元等。这些人是掌握实权者。不管是谁，都拿“热爱毛主席，热爱党中央”这个招牌，来打击对方。医院的既得利益者，也同样拿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金字招牌，执行的却是百分百江青路线。总之，大局未定，以隐为妥。他不想过分得罪文革中红起来的人。所以甘涌、谭永富……等等仍旧掌握大权实权。
他参加革命起码几十年了，也经历了党内历次斗争。每一次斗争他都可以吸取到一些经验。这次文革亦有七、八年，不少老干部被打倒，现在也在恢复原职。就算在最初时提出“打倒刘邓路线”中的邓小平，同样复出担任党副主席及国务院副总理。以他的政治嗅觉，以他参加革命这些年的经验。他不认为昨天被打倒的都是坏人。何况，到目前为止，被打倒的人中，究竟有多少个是坏人呢？
他是一个革命老干部，不想“冤枉好人”，因此，当上级要派他来“落实政策”时，他一遍又一遍地翻读了何的档案，奠定了要解放何金水的决心。与此同时，他不得不在走钢丝，平衡两方面。既不想得罪已得利益者；又想在解放何金水等人之后，希望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因为这些人，才是真真正正医院的中坚分子，这就是黄书记的立场。
就这样，这件事支部讨论认为谭永富“无大错”；而且，为了“挽回声誉”，一次在科室会议时，甘涌向全科医生护士说：“谭主任为了抢救病人，整夜不休息，这点精神，值得我们全科同志们作为学习榜样！”真是啼笑皆非，拿人命开了一次玩笑，却受到表扬，要全科向他学习！医务科不便再追究，就此了事。何金水想打抱不平的念头完全失败了。
教育要改革，不过从第一届工农兵学员毕业之后，从各方面得来的意见，均认为不妥。于是每年都在改，要保证入学的学历、入学分数、学制要有一定时间、适当的大学课时不能过于短促。1975年以后，学生的质量有了显著改善。部分第一期工农兵学员再回到原来的大学以“进修”的形式进行“回炉”
。
最近来了两个部队医生。他们是工农兵学员之一，大学毕业之后，被派到边防部队做军医。当然，他们感到在学时间太短，课时修改太多，自己也感到不足。部队的医务所，也觉得新派来的医生水平不够。于是与阳关医院联系，派这两名军医来实习进修。这两人来到医院之后，被派到何金水处，何医生是他们的指导老师。
“我先同你们说清楚，我在前几年入过牛栏，做过几年牛。你们如果觉得不合适，可以同甘主任讲清楚，也可以同内科支部，甚至党委提出意见，改由另外老师来带教。”何金水见面的第一句说话，就是先介绍自己。因为他们是军人，是现职的解放军军医。可自己仍是一个“未解决问题”的人。不讲清楚不好，以免以后碍手碍脚。
“我们已清楚你的背景。知到你进过牛栏。”一位北方藉的林姓军医，高高瘦瘦的接着说：“入过牛栏，经过审查的知识分子多着呢，无甚么稀奇。文化大革命中接受审查的老干部也不知多少。就拿我们部队的干部，也有不少被审查。这不能说明甚么问题。”
“我也认为这是无关重要的事，”另一个军医郑医生也说，他是一位身材中等，略略肥胖的年青人广东籍军官说：“群众运动总会出现一些偏向，我认为还是毛主席说得对“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党的政策是英明的。你问题今天未解决，明天会解决；一时未解决，总会有解决。所以医院院长办公室，院党委及内科既然指定由你带教我们，我们就服从你的安排。”
“好的，既然我们之间知已知彼，那就最好。总之，在医学上，不管理论、实际工作、诊断、治疗等等，你们是我的学生，就只好按学生的要求。我对学生素来都是从严的。其他的事，我就不管了。如果你们对我有甚么意见，最好当面提出，总比你们将不满向上反映更为直接。这样好吗？”何老师同这些军人学生摆明车马，开门见山，这样可以解除互相之间的介缔。
他们两人都是共产党员，又是军人，他们的军阶是中尉，有军人的纪律。较有自觉性，比起带一些散散漫漫的普通大学生，听话些。
于是，每天查房时，除了正式医学院实习医生、县进修医生之外，加多两个穿军装的学生，十个八个浩浩荡荡跟在他的背后，或是围着病人病床。
不过他还是怕他们依着自己是解放军，又是党员：“你这个独角牛竟然管到我的头上来？”这种心态如果存在的话，怎样带教他们！他将这种顾虑同黄书记谈了。
“你只管带好他们。我已经同他们讲得清清楚楚，老师是老师，在学习问题上，一定要听老师的话。他们很服从的，你只管像带普通学生一样，无分彼此，应该批评的，就批评，如果不服从，直接来找我。在部队，他们是军人；在党内，他们是党员；在病房，在你的面前，他们只是学生。”黄书记说了，其后他再问一句：“小钟怎样，最近学习成绩如何？”他顺便问起钟银钳。
自从何金水留医出院后，钟银钳又再由何金水带他。
“还好，他很努力，虽然根基差些，但来医院之后，医院的学术风气浓，也带动了他。上次谭永富的股动脉事件之后，也给了他一个很大的教训。这个教训就是，做医生，一定要打好基础功，基本理论不够，直接影响临床工作。做医生，更不能靠侥幸，一次过了关，第二次不一定过得了的。”何金水虽然在这个医院最高领导面前，可是，一讲起谭永富，就会毫不留情、直接了当地说话。
“你真的用这个例子，来同小钟讲？”
“是的，他是当事人。虽然责任不在他，但是他是最清楚当时的情况。用这个作为事例来教育下一代，是最好不过的！”
“唉！我说，老何，有时候要讲一下策略。”他以政治老辣的经验，来教训这个虽然在政治上跌过大跤、可是仍不懂政治的人：“是的，你反映的情况，我也调查过，也同意你的讲法。但是，现在不是时候。你有无看报纸？现在是进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搞得不好，你又会被扯上，到时你的麻烦会更大。你所反映的情况虽然是正确，但有无其他人支持你呢？没有！找不到。当班的护士会不会出来支持你呢？不会，肯定不会！小钟会不会呢？我想也不会！最低限度目前不会。那么，你所提出的问题，就成了被人说是“攻击”、“报复”的理由。这不是“右倾翻案风”的具体表现？你为甚么要给人以这种把柄呢？”他的一番说话，不是无道理。邓小平虽然重新掌政，被任命为党副主席及国务院副总理。可是那些小报清楚地报导，江青等人正在大搞批林批孔批周公，矛头指向周恩来总理。而所谓反击右倾翻案，正指着邓小平等重新掌权的一批革命老干部。毛主席健康日渐恶化，政局非常不明朗。上头的斗争仍然相当激烈啊！
一开始的工农兵学员，就受到多方面的批评。还好，一批批原来的老干部开始重新掌权。教育制度一年比一年地渐上轨道。恢复原有的入学考试、按报考志原与考试成绩相结合作统一份配，学习内容也按高等教育部的正规大专院校教材进行。来医院实习的学生的成绩及理论，一年比一年好。
其实第一届的工农兵学员也有不少勤奋好学的人。就拿分配到阳关医院的四个工农兵学员毕业生中，就有两个是其中的佼佼者，一个是内科的吕小护；另一个是外科的梁生民。
在那个年代的年青人，确有一股坚韧性。他们不单有冲劲，而且刻苦。就拿吕小护和梁生民来说。前者是一个干部的儿子，他父亲是地区一个局级的干部。
那个年代，他被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而梁生民是一个穷沙田区农民的儿子。世世代代都是贫农。由于他出身正，很容易便入了党，成了正式的共产党员。他们在初中毕业后，就遇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使他们失去了进入高中的机会。在社会上冲擦了两三年，一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于是十多廿岁毛头小子的吕小护，就背起了背包，同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知青”一起，跑到穷乡辟野处“战天斗地”。就在下乡期间，日间拿着锄头，在日晒雨淋下修理地球。但晚上，却在火水灯下自学高中课程。结果下乡几年中，不单只受到当地农民的赞偿，也学得了失去的知识。在挑选工农兵学员过程中，他俩被选上。毕业后被派到阳关医院来。他们清楚自己学习上的不足，于是跟老前辈的医生们学习，学习他们的临床经验及实践知识；也到图书馆去啃，啃全部大学的基础，啃近年杂志，啃外语。就这样，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当第一届招收硕士研究生时，他俩以优越成绩被取录了。成了阳关医院两个第一批，也是全国第一批，靠自己的努力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有谁知到，他们最初的学历只有初中的工农兵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