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笃审其清者，无所存问，疑其浊者，旁责举人，虽云疾恶不疑，是亦好善不笃。——《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译文】明知是为官清廉的人，却没有任何慰问的话；怀疑为官贪污的人，连带处罚推荐者，虽然说憎恨坏人无可置疑，其实这也是喜欢好人不深厚。贞观八年（634），唐太宗得知原桂州都督李弘节死后，他的家里出卖珠宝。太宗大感惊讶，因为李弘节生前素有清廉慎守的好名声，于是他向朝廷文武百官宣布说:“这个人平时的所作所为，连当朝宰相都说他清廉，没想到死后竟然家里出卖珠宝，推荐他的人难道没有罪过吗？我一定要严加处理，不能姑息放过！”魏徵不赞同太宗的话，便找准机会向他进谏。
魏徵认为，李弘节生前为国立功，受到过太宗的赏赐，但是他去世之后，却没有人同情和帮助他的家人，家里人迫于生计变卖珠宝，并不算罪过。魏徵还提到屈突通、张道源两个人，他们生前为国家尽忠，自始至终都是清廉守节，然而，他们的后人却没有得到合理的待遇，竟然连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憎恨坏人是毋庸置疑的事情，然而，不珍惜、不善待好人，也是非常大的罪过。因为惩恶扬善是一项并举的活动，只惩罚坏人却不表扬好人，也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管理者通过奖励做得好的人，可以树立正面的榜样，让组织内的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值得学习和效仿的，要让他们直截了当地看到“善有善报”。奖励做得好的人，让他们得到善待，管理者应将这一原则作为组织激励的常态。
星期四数战数胜而先亡
昔魏文侯问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贞观政要.纳谏第五》【译文】过去魏文侯问李克，诸侯中谁先灭亡？李克回答:“吴国先亡。”魏文侯说:“什么原因？”李克说:“吴国几战几胜。几次胜利之后，君主必然骄傲，几次战争之后，百姓必然疲乏困苦，不灭亡还等待什么？”这段话是魏徵的谏言，他借用战国时期魏文侯与李克之间的对话，来劝谏李世民不可骄傲自大，更不可劳民。管理者面对成绩，很容易丧失应有的冷静和理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探索出成功的模式，只要复制模式，扩大规模，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功。于是，借助资本的杠杆，获得迅速膨胀。殊不知，组织架构、管理模式、组织文化等的滞后，成为严重制约和阻碍组织成长的因素。现代商业社会中，因为错误地评估自身能力而盲目求大求强，最终导致自身消亡的企业不胜枚举。管理最重要的事情永远是做基础，只有将基础夯实，组织才会具有强劲的竞争力，才会厚积薄发，获得展翅腾飞的力量。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在骄人的成绩面前保持清醒和理智。星期五戒奢从俭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帝范.诫盈第七》【译文】做国君的，应该以俭约质朴之道涵养自己的品性，应该用淡泊静远之方修炼自己的德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俭约可以使人民不至于困顿疲惫，静远可以使百姓不至于进退失据。唐太宗看到秦始皇、汉武帝无事生非，穷兵黩武，劳师袭远，给国家和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原因正是他们的野心恶性膨胀，从而破坏了俭约和静远的原则。因此，唐太宗特别强调俭约和静远。所谓俭约、静远，不是要求管理者居陋室、穿布衣、食无肉、出无车。管理者提倡俭约、静远，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杜绝那些不利于身心健康的娱乐和享受，这样不仅有利于降低组织运营成本，而且对管理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管理者如果过度追求高屋广厦、珠玉珍玩、奇木异石、衮衮华服……就会渐渐丢弃美好的道德修养，做出玩物丧志的丑事，陷入乱性败德的池沼不能自拔。一旦到达这种地步，就会无心于经营事业，最终的衰败也就在所难免。制定措施在组织内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杜绝损害身心健康的享受。
第三周
星期一同治
乱，共安危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第六》【译文】君臣之间本应共同治理混乱，一起享安福，一起担当危险。如果国君能够接纳臣下的忠告直谏，臣下也敢于直言不讳，这样君臣之间和睦默契，自古来都是受到推崇的。如果国君自以为贤能，臣下也不去进谏规劝，想让国家不危亡就不可能了。君王失去了国家，那么臣下也无法单独保全个人的家庭。这是在贞观三年（629），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所说的治乱安危、君臣与共的治国之道。其意义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同治乱”。君臣之间虽然政治地位悬殊，但是在唐太宗看来，都需要共同面对同一个难题: 治乱。君王是国家的最高领导者，臣子是辅助君王的肱骨耳目，二者谁都离不开谁。在古代等级森严的背景下，唐太宗此话可谓用心良苦。
因为想保住李氏江山，仅仅靠他孤家寡人是绝对不行的，还需要笼络一大批贤能之士，为其出谋划策。二是“共安危”。“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范蠡帮助勾践灭掉吴国，韩信帮助刘邦完成灭楚兴汉霸业，但是，以勾践、刘邦为代表的统治者，均可以共患难，却不愿意有福同享。于是，在中国历史上便不断上演“共危不共安”的丑剧。但是，相比之下，唐太宗远比勾践、刘邦等人心胸更开阔，眼光更长远。他重用谏官，就是在行动上与臣下有福同享的证明。三是“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国家与个人家庭唇齿相依，一旦集体不在，那么，小家也必将不保。今天，企业领导者无不要求员工同舟共济，但是，员工们往往“人在曹营心在汉”，原因何在？需要领导者多反思自己是否真正褪去了勾践、刘邦之流的恶性。优秀的领导既要在团队内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又能够培养员工“厂兴我荣，厂衰我亡”的依存意识，倡导公司管理人人有责的集体治理理念，让整个团队在存亡观念上成为“铁板一块”。
星期二须相匡谏，不避诛戮
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何能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第六》【译文】不仅隋炀帝无道，他的臣子也不尽心办事，臣子一定要匡正规谏，不怕诛杀，怎能专干谄媚奉承，苟且讨得国君的欢心与称赞的事呢？君臣全这样，哪能不失败？我仰仗你们共同辅佐，从而使监狱空虚，希望你们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隋炀帝在位时，曾发生过一桩盗窃案。隋炀帝下令追捕罪犯，下面的官员只要怀疑谁像贼就将其抓起来严加拷打，很多人因为难以忍受酷刑而含冤承认自己是贼，最后竟然达到两千多人。隋炀帝下令将这两千多人在同一天斩首，负责行刑的官吏虽然明明知道很多人根本就不是贼，但因为隋炀帝已经下令，就不再上奏实情，导致两千人全部被杀。唐太宗听说这件事之后，很受震惊，于是他对自己的臣子们说了上面的话。要在组织内避免这样严重的错误发生，管理者必须鼓励下属多提意见。作为下属，也要具有冒死劝谏的勇气，这样才能真正起到辅佐作用。管理者不仅要热心欢迎下属的劝谏、虚心采纳合理的建议，更要有意识地引导和鼓励下属敢于劝谏。
星期三勿忘其身
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第六》【译文】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一个健忘的人，搬家的时候把他的老婆给忘记了。”孔子说:“还有比这个人更健忘的呢！我看夏桀、商纣这一类国君，把自己的身子也给忘了。”古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唐太宗对此深有体会，他曾对身边的大臣说，颜回、闵子骞等人虽然是普通平民，但是，如果有人把哪一个帝王比作此二人，帝王也会引以为荣。这是帝王应该感到羞惭的。所以他常常以这件事为借鉴，唯恐身为帝王的自己，在德行上赶不上颜、闵而被人耻笑。
魏徵听后则说了上述的故事，以此劝谏唐太宗应该牢记自己身为天下人父母的责任。魏徵为唐太宗讲述的勿忘其身，包含着深刻的治国之道: 一是帝王应该担负起安抚百姓的责任，而不是一味地享受至上的权威，一旦忘记责任和义务，那么，帝王的权威就只能是葬送国家的导火索。二是帝王不应忘记自身创业时期的艰苦，不能因为眼前的安乐稳定就忘记了身在何处，要居安思危。这对于“贞观之治”初期已经有了骄傲情绪的唐太宗来说，无疑具有直接的现实警示意义。领导者在享受光环和荣耀的时候，不要忘记自己身负整个团队生存的重任；在获得成绩的时候，不要忘记最初创业的艰苦和志向，要坚持最初的宏大理想，不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星期四不忘创业艰难
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恣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贞观政要.君臣鉴戒第六》【译文】我看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拨乱创业的时候，必定很谨慎，随时警戒自己，善于采纳平民百姓的意见，听从忠诚正直的建议。天下已经安定，他们就恣意放纵欲望，喜欢听谄谗阿谀的奉承话，厌恶刚正的规谏。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曾与他的臣子管仲、鲍叔牙、甯戚在一起饮酒，鲍叔牙举起酒杯对齐桓公说:“但愿君王不要忘记当年出奔在莒国的情景，管仲不要忘记在鲁国被捆绑时的状况，甯戚不要忘记喂牛于车下时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