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不敢鼓起勇气要第二杯圣代的日子里，我都是一勺一勺地品尝圣代，撒在上面的每一粒腰果和花生都要分开吃，就像是小鸟在吃东西一样，等把坚果吃完了，我会在椅子上躺一会儿，再起来接着吃饴糖，最后冰淇淋也吃完了，我就会把椅子放平，通过扶手旁边的小电视屏幕看电影。调节座位高低的遥控器一般都放在两个座位共用的扶手处，我坐了三四次航班之后才学会了怎么使用，但这次，我一直在拼命地按上面的按钮，可它们就是不起作用，无论是“腿部抬高”、“腿部降低”、“背部降低”还是“背部抬高”，哪个键都不起作用。正当我想叫空姐过来帮忙时，我往身边看了一眼，发现那个波兰男人正无助地任凭自己的椅子活蹦乱跳，那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按错了按钮，“真是不好意思。”我说，他又挥了挥自己平底锅一样的手掌，意思是说“没关系”。
当空姐把我的空冰淇淋碗拿走以后，我快速地浏览了一遍飞机上的杂志，虚度着自己的时光，直到我邻居的晕眩感觉渐渐褪去，进入梦乡。但为了尽量表示尊重他的情绪，我已经错过了第一部电影的时间，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多久。往前面望去，正好放到电影的幽默环节，机舱中有人笑出了声，那种笑声不是你在听别人讲笑话时事先练习好的笑声，而是真正的捧腹大笑，十分真实。那种笑声是只有你在飞机上看一些搞笑的喜剧时才会发出的笑声，而在电影院里看到同样的电影你却笑不出来。我觉得是因为机舱的气氛过于凝重，使你的神经都变得敏感脆弱起来，即使是飞行员讲一些老掉牙的笑话，虽然还是那一套陈词滥调，却总会使大家笑得前仰后合。我听过的最有意思的一句话是一个男乘务员说的，当我们的飞机在旧金山机场的跑道上滑行时，他抓起麦克风对大家说：“那些站在过道里的乘客，你们会很容易欣赏到窗外‘请系好安全带’的标语牌。”
正当我回忆那个乘务员严厉且坚决的声音时，我的思绪被我的邻居打断了，他好像受到了什么挫折似的，又开始哭起来，声音不大，但从未间断过。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哭得有点过火了，不过这种猜测大概对他不太公平。我偷偷地瞥了一眼他那泪痕斑驳的脸庞，思绪回到了我十五岁那年，那时我的一个初中同学因为得了白血病这种爱情悲剧中的常见病而不治身亡，当校长对大家宣布这个消息时，我和所有的朋友们都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我们互相拥抱安慰，在校园的旗杆下面摆放了许多悼念的鲜花，我不敢想象，如果我们认识她的话，那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我不是夸口，但当时我的确是所有人当中最难过的一个，“为什么死的人是她，不是我？”我恸哭着说。
“真有意思，”我母亲说，“我记得你从来没在我们面前提过这个叫莫妮卡的女孩啊！”
不过和我母亲相比，还是我的朋友们更能理解我的心情，特别是芭芭拉，葬礼结束一个星期后，她在班里宣布，她可能也会因此而自杀。
我们都没有提醒她，莫妮卡是因为得了不治之症才死的。不过她的死因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已经死了，而我们的生活再也不会和从前一样，因为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已经有人过世了。这也就是说，我们从此和悲剧沾上了边，因此也就变得特别起来。虽然我的表现和反应让我显得极其绝望无助，但其实我从未感到如此充实，从未感到生命如此完整过。
第二次遇到类似的情况时，离世的人是我真正的好朋友，一个叫丹娜的年轻女孩，在我们大一的时候她出了车祸，因而丧生。我从内心感到十分悲痛，但无论我怎样竭力否定，都免不了有些作秀的成分在里面，我希望别人看到之后说：“你看起来就像失去了最好的好朋友。”
然后我就会回答说：“的确是这样。”而且我的声音听起来既绝望又无力。
我似乎是通过看电视才学会如何表达感伤的：你可以哭喊，可以扑到床上大哭，还可以盯着镜子中的自己，觉得自己泪流满面的样子是如此动人。
就像圆滑的江湖骗子一样，我也会怀疑别人和我一样不够真诚，不够坦率。例如身边这个波兰男人，如果算上他买机票并到达肯尼迪机场的时间，他母亲离开人世至少也有六小时了，甚至更久，难道他还没有缓过来吗？我是说，真的，这些眼泪都是为了谁流的呢？好像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显示出：“我对我母亲的爱比你对你母亲的爱要深厚。”难怪在此之前，和他挨着坐的邻居们都会抱怨呢！这个人太争强好胜，太咄咄逼人，太自以为是了。
前面几排又爆发出一阵笑声，这时我才忽然意识到自己的同情心似乎用错了对象，他那些眼泪也许是因愧疚而不是悲伤而生。这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个面色苍白、鼻子呈土豆形状的女人，她的胳膊上连着一根输液管，液体一滴滴地进入她的体内，她开始给在美国的独生子拨打昂贵的国际长途。“快回来吧！”她说，但他却忙于自己的生活，无暇顾及自己的母亲，很多事情要做：他的妻子正在等待“脱衣舞娘资格证”获得批准；他还要去儿子的假释听证会作证；“我告诉你吧，”他说，“等到赛狗比赛结束后，我就回去看你。”然后……这一切就发生了。他的母亲躺在一张大床上孤独地离开了人间，而他现在乘坐飞机的商务精英舱去参加她的葬礼。然而，就因为这个男人的母亲因为他的忽视而伤心致死，我就不能在飞机上看电影了吗？
我将椅子旁边的小电视机拉过来放在扶手旁边，正在我戴上耳机的时候，飞机乘务员走过来对他说：“您确定您什么都不吃吗，先生？”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写字板，说话的声音就像在用石头漱口一样。
那个波兰男人摇了摇头，表示还是不需要，然后那个空姐朝我投来失望的目光，就好像激起他的食欲是我的任务一样。“我以为你很特别，和别人不一样的。”她的目光似乎在说。
我很想马上告诉她，至少我坐在他身边，我并没有抱怨什么，并没有打开电视机，因为我觉得那样就会不尊重他的悲伤。但就在她转身并消失在黑暗中时，我立刻就打开了电视机，可以选择播放的四部电影中，我已经看过了三部，另外一部没看过的电影叫做《重返人间》，主演是克里斯罗克，一个不走运的末流喜剧演员。某天他被一辆突如其来的卡车撞倒，当场失去了生命，但到了天堂之后他才发现，自己阳寿未尽，天堂中还没有准备好他的位置，于是转悠了一圈以后，他就又被遣送回了人间，投胎变成了一位年长的白人。虽然这部电影的预告片看起来一般，但我发誓我绝对没有看过比这部更好笑的电影了。我一直竭力忍住不笑出声来，我真的尽力了，但还是失败了。这一点我从小就没学好，虽然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但没有比自己孩子快乐时发出的声音更能惹恼我父亲的了。如果有人集体痛哭，他还可以接受，但如果大家一起大笑，尤其是在饭桌前的时候，那就等于自讨苦吃。
但问题是，我和姐妹们总是能发现很多好笑的事情，尤其是在我们从希腊来的奶奶住在我们家的那些年里。如果我们再年长几岁，情形可能就会有所不同：“那个可怜的人放屁了”，我们可能只会这样说，但对于孩子来说，没有什么能比一位得了肠胃气胀的老太太更好笑的了。更有意思的是，奶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的尴尬，就好像家里的柯利牧羊犬“公爵夫人”一样，她发出的声音只是在测试链锯是否好用，但她的面部表情却没有丝毫的改变，始终泰然自若。
“有什么事情那么好笑吗？”我们的父亲会这样问，就好像他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好像他的椅子在余震中也没有晃动一样，“你们觉得有
什么事情很好笑，对吗？”如果竭力忍住笑声是件难度很大的事情，那么再让我们说出“不”
这个字简直就是世间最苛刻的要求。“所以你们笑成这样其实是没有任何原因是吗？”“是的，”我们会说，“没有任何原因。”这时奶奶那里又会传出一声巨响，原本就苛刻的要求现在已经变得
几乎不可能实现了。我父亲的餐盘旁边放着一把沉重的铁勺，我已经记
不清他用那把勺子敲打过多少次我的头了。“你还是觉得有什么事情很好笑是吗？”奇怪的是，父亲拿勺子猛击过我的头以后，整件事情就显得更加好
笑了。我和姐妹们立刻会笑得直不起腰来，牛奶从我们的嘴巴和鼻子里喷出，力度很大，就好像打开了一瓶碳酸饮料一样。有时候，那把勺子甚至还能敲出血迹来，我的头发会和血液粘连在一起，但我们亲爱的奶奶还是在放屁，所以我们会一直笑到家里的墙壁都开始颤抖。
这些真的是四十年前发生的事情吗？那时我和姐妹们还那么年幼，那么少不经事，那么天真无邪。不到一分钟，电视屏幕上的克里斯罗克就已经模糊了，我也变成了那个在飞往巴黎的夜间航班上啜泣的男人。不过，我的本意并不是抢那个波兰男人的风头，我只需要一两分钟就足够了，但此刻，我们这两个坐在商务精英舱中的成年男人，在机舱昏黄的灯光下同时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