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七点，从纽约飞往巴黎的夜间航班都会准时从肯尼迪机场起飞，到达戴高乐机场的时间是次日上午八点四十五分，不过这是法国时间，所以在飞机上度过的这个夜晚就会很有趣：乘客们吃过晚饭后，托盘都被清理干净了，然而过了四小时，又到了吃早餐的时间。也许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营造出你已经在飞机上度过了整整一晚的感觉——虽然你只是觉得自己刚刚打了个盹，依然很有睡意，但其实你已经睡了个好觉，现在要打起精神来吃个煎蛋了。
大概为了让这个谎言更有说服力，许多乘客纷纷起身洗漱，准备睡觉。我看到大家在卫生间外面排起了长队，有人手里拿着牙刷，有人穿着拖鞋，还有人穿着宽松肥大的睡衣式家居服。他们缓缓地向前挪动，这让我觉得机舱更像是医院的病房：昏暗的过道就是病房的走廊，飞机上的乘务员则都是护士。离开经济舱到商务舱看看，那里更像是医院了，放眼望去，座位几乎全都放平，像是一张张平坦的床位，那些娇贵的乘客都躺在毯子下面呼呼大睡。我听说空乘人员都将商务舱称做“病危患者集中营”，因为那里的人总是想方设法得到你持续的关注，他们也想得到比他们高一等的头等舱中同样的待遇，所以就不停地怨东怨西，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引起重视。
通常，我乘坐的来往于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航班只分为两等，商务舱和商务精英舱。我第一次坐商务精英舱是飞往美国参加一次图书巡展活动。“真的，”我一直坚持这样告诉主办方，“完全没有必要。”坐进“商务精英舱”我会觉得有些尴尬，直到乘务员为我端来一碗热乎乎的坚果仁，我才开始心动了，不过我确实花费了一些时间来适应这种类似于宠爱的待遇。一位空姐一直称呼我为“赛德瑞斯先生”，这让我很过意不去，因为她必须得记住我的名字，而不是自己孙女的手机号。不过，就在这趟航班上，她们的表现都十分自然，至少越来越自然。
“赛德瑞斯先生，请问您在享用这些热乎乎的坚果仁时需要喝点什么吗？”负责照顾我的那位空姐问道，这时，商务舱的乘客们依然在外面排队登机，他们看我的那种眼神，就和我看加长型轿车开门时的眼神一样。你总是会期待看到一位电影明星，或者至少是个比你衣着光鲜的人士，但每一次你总是很失望地看到一个衣着邋遢、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所以那种眼神的含义就是：“去死吧！你这个邋遢的小人物，还得劳烦我扭头看你一眼！”
在以往的航班上，我所乘坐的商务精英舱都是一个整体，但这次却被分为两部分，前面四排是一部分，后面两排是一部分。飞机乘务员向我们保证，虽然我们坐在后面的两排，但不会有任何坐在后面的感觉，我们和坐在前面的那些乘客有着同等的权利。但他们的确坐在我们前面，我难免会有一种他们比我们更加优越的感觉。
去纽约的时候，一个留小胡子的法国人坐在了我旁边，飞机起飞后他就跳起来走开了，直到飞机要降落时他才回来。在回法国的航班上，我身边那个座位是空的，至少在刚起飞的那半小时之内是空的，然后就有个空姐跪在我座位旁边的过道上，问我能不能帮她一个忙。我明白，在商务精英舱中，她们就是以这种方式说话的。“赛德瑞斯先生，我想
问一下，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当时我嘴巴里塞满了热乎乎的坚果仁，只能像一只松鼠那样点点头。“前面几排有个乘客一直在哭，他旁边的人都被他打扰了。你是否介意他坐在您的旁边呢？”
这位空姐的头发是金黄色的，脸上化了很浓的妆，戴着一副眼镜，镜腿上绑着一根绕脖子一圈的小链子。随着她抬起手指了指我身边的空座位，我似乎闻到了一股麦片饼干的香味。“我觉得他是个波兰人，”她小声说，“也就是说他是从波兰那个国家来的。”
“他是个孩子吗？”我问道，空姐告诉我不是。“那么他喝醉了吗？”她又否定了这个猜测：“他母亲刚刚去世，他现在坐飞机赶回去参加
母亲的葬礼。”“大家都很心烦，是因为他正在为去世的母亲哭泣吗？”“确实如此。”她告诉我。我曾经听说过有头等舱的客人抱怨，甚至扬言要去法院起诉坐在他
身边的盲人，因为那个盲人和一只导盲犬同时上了飞机。这个乘客对狗并不过敏，他承认，别人在大街上训练拉布拉多猎犬都不会对他产生丝毫的影响，但他花几千美元坐头等舱不是为了坐在一只狗旁边的，至少他是这样辩解的。如果说这种话的人都是浑蛋，那么我看那些会因为别人哭泣感到厌烦的人离浑蛋也不远了。
我说那个人当然可以坐在我身边，然后空姐消失在黑暗中，几分钟
后她又返回来，身后跟着一位伤痛欲绝的乘客。“谢谢。”她小声地说。然后我回答：“不客气。”那个波兰男人四十五六岁，但看起来还要更老一些，大概和我父母
差不多的年纪。不知道因为是外国人还是压力太大的缘故，他早已脱离了青年期——而目前在美国，他同龄人的青年期都已经大大延长了。因此，虽然他的脸上虽然没有很多皱纹，但看起来却比我年长很多，有种饱经风霜的感觉。他的眼睛里面布满了血丝，因为哭得太久，眼睛都已经肿胀起来了。他的鼻子很大，而且棱角分明，看起来就像是刚从树上砍下的一块木头，只是还没有打磨平滑罢了。在昏暗的灯光下，他就像是一只做工精良的葡萄酒瓶塞，只要你拉一下绳子，慈祥的农夫或者性情温和的酒鬼就会为你摘下他的帽子。坐稳之后，那个男人就把头转向漆黑的窗外，然后用嘴巴咬住下嘴唇，用非同寻常的大手掌捂住了脸庞，开始抽泣，深深地抽泣。我觉得自己应该说些什么，但是说什么呢？又如何开口呢？如果我只是假装没有看到他在哭，只是忽略他的存在的话，大概会好一点，也不会让他那么尴尬，所以我就这样做了。
那个波兰男人不想吃晚饭，空姐把晚饭端过来的时候，他只是挥了挥他那拳击手套一样大的手掌。不过当我拿起刀叉开始吃盘中用药草炖过的鸡肉时，我能感觉到他注视着我的眼光，好像在说在一个如此悲伤的时刻，怎么可能还有人吃得下去东西。我母亲去世时，我也是这种感觉。母亲的葬礼是在十一月一个周六的下午举行的，那天天气异常的温暖，在罗利市也不常见，在从教堂回来的路上，我们从路边正在修整草坪的人们身边经过，他们的一举一动看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衬衫脱掉了，光着上身。“你能受得了吗？”我问姐姐丽莎，却没有想到过那么多年来参加葬礼回来的人们从我身边经过时的感受：他们会看到仰天大笑的我，看到往路边标志牌上扔石头的我，以及试图站到自行车车座上去的我。现在我却坐在这里吃晚饭，而且还是那么可口的晚饭，不过这趟航班最吸引人之处还在于晚餐后的圣代，碗里已经放好了香草味的冰淇淋球，你还可以从多种果酱中任意选择，最后我点了饴糖和碎坚果，空姐就在我眼前把它们一勺勺地浇在冰淇淋上面。“这些果酱够了吗，赛德瑞斯先生？”她会这样问，“你确定不再来点奶油了吗？”我已经有很多年都不敢鼓起勇气再要一杯了，
所以当我最终这样做了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是个傻瓜：“你觉得，嗯……我是说，我能再要一杯吗？”
“噢，当然可以了，赛德瑞斯先生！您再要个三杯四杯都没有问题的！”
这就是商务精英舱的好处。你花八千美元买张机票，如果想再要一杯价值只有十三美分的冰淇淋的话，尽管张嘴就可以了，就好像你买了一辆高尔夫球车，无论你扔进去几个高尔夫球座都可以。“太好了，”我说，“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