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听到这个词从一个七十三岁的老妪口中说出时，我震惊得目瞪口呆，一时语塞，呆呆地站在那里。
“怎么了？”她说，“你觉得我没有吗？”
休加入“风景联合会”三个月以后，会员通过投票决定上街游行。这些会员们平日的工作是为电影和话剧绘制背景幕布。为了表示支持，我一直苦思冥想适合写在罢工条幅上的口号，例如“百老汇对我们829个人毫不理会”或者是“新合同让风景画家无处落笔”。
在罢工开始的第一天，休早上七点就离开了家。不久后，海伦就打来电话，通常情况下，在那个时间我不会去接她的电话，但她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含糊不清、慌张错乱。由于她以前告诉过我她曾经得过三次中风，虽然都不严重，但我很担心她会再次犯病。于是我赶紧穿好衣服，穿过走廊去了她的房间。我还没有敲门，门就从里面被她猛地拉开了。她站在那里，下巴陷进去，嘴唇也看不见了。她冲着我呜呜噜噜地说了一阵后，我觉得事情的经过似乎是这样的：她本来站在窗边观察楼下的动静，这时公寓管理员往我们的垃圾箱中扔了一个烟蒂，她就开始破口大骂。由于骂得太用力，最终她的假牙从嘴里飞了出去。“它寨留底下，”她说，“出把它造肥来。”（它在楼底下，去把它找回来。）
一分钟后，我就站在我们公寓楼前的街道上满地找牙了。我先发现了一个啤酒瓶，又看到一块爬满了蚂蚁的比萨饼，最后终于找到了它。神奇的是，它从五楼摔下来竟然毫发无损。其实把别人热乎乎的牙齿拿在手里并不怎么舒服。上楼之前我停下了脚步，研究了一下手中这个被海伦当做口香糖嚼来嚼去的潮乎乎的马蹄状东西。它看起来很不真实，因为做得太完美了，没有任何缺陷。上面没有一颗牙齿是突出的，也没有一颗压在旁边伙伴的身上。即使是形状和颜色，它们看起来也像是一排整齐的陶瓷瓦片。
走到楼上的时候，我发现海伦正站在楼梯平台处等我。我把假牙递给她之后，她洗也没洗就一把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就好像往一个脏兮兮的玩具里塞进电池一样。她的吐词立即清晰起来：“那些狗娘养的浑蛋早晚会把我们这座楼给烧了。”
海伦每天早晨都会听广播，但听的都是些老掉牙的电台节目。里面的演唱家似乎都是意大利人，而且背景音乐中乐器的琴弦都有着极大的张力。每当播放到海伦最喜爱的歌曲时，她就会调大音量，间接地逼迫我们收听播放了无数遍的“飞啊”和“那就是爱”。
对于海伦来说，收音机在她的生活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但也只有属于她的电台节目才能让她感兴趣。美国国家公共电台曾经邀请我去录制了几期评论节目，在第一期节目播出的那天早晨，她过来用拳头砸我们家的门。我正在卧室里用枕头蒙着自己的头，所以休过去开了门，然后示意她降低音量。“快听，”他低声说，“大卫上电台节目了。”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海伦说，“有很多人都录过电台节目啊！”然后她递给他一个信封，让我们帮她去邮局寄一下她大便的采样。“不是全部，只是样本涂片”，她告诉他说。当广播结束后，我终于从被窝里钻了出来，发现她已经在那个信封上贴了一张圣诞节邮票，还写了横七竖八的几个字：“假期快乐！”
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住在我们楼里的许多房客都被海伦列入了她的黑名单。有人从搬进来的那天起就注定如此，因为她不喜欢他们的长相或者说话的声音：他们像是外星人一样，就这样再也无法翻身。我们房东在不远的布里克大街上有个不大的办事处，海伦每天都会至少给他打三次电话汇报情况。她就像是个地下侦探一样，总是在暗自观察，在记笔记。
后来房东死了，这幢大楼就被卖给了新泽西一个什么地方的房地产公司。大楼的新主人不在乎二楼的女人有个黑人男朋友，也不在乎住在公寓的管理员正在搞电子音乐，而不是练习英语口语。一夜之间海伦失去了自己的特权，以前那些畏惧她的人也都慢慢地开始公然顶撞她。也许你会觉得她肯定会很讨厌别人叫她“八卦老太婆”或者更难听的“聒噪的老母狗”之类的称呼，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些称呼非但没有让她伤心难过却极大地鼓舞了她的斗志。
“你觉得我不敢把你痛扁一顿吗？”我会听到她这样吼叫，“你这个蠢货，小心我用你拖地板！”
刚开始听到这话时，我禁不住笑出了声，但后来当她威胁说下次擦地板用的是我时，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好笑了。那是缘于一次无中生有的争吵，你说一句，我说一句，然后突然间我们就恶言相向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场争吵是因为一根烧断了的保险丝引起的。保险丝烧断后，屋里停电了，所以我需要去地下室扳电闸。只有海伦才有地下室的钥匙，但她死活不肯借给我。我一怒之下告诉她，她的行为就像是个浑蛋。
“那也比酒鬼好——”她说。她顿了顿，似乎在等我接话。然后她接着说：“好了。你以为我看不到每天早晨你拿着空啤酒瓶和易拉罐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你整张脸都已经水肿了吗？”
若不是我当时由于全身肿胀已经很难站稳，否则加以否定的话肯定会更有分量。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我的生活听起来如此凄惨。“你不了解。是关于……一些事情……发生了……我……”我断断续续地说。
我们当时就站在她门前的走廊里。然后她就把双手放在了我胸口，边推搡我边说：“你以为你很厉害是吗？你以为我不敢把你痛扁一顿吗？”
就在这时休沿着楼梯跑了上来，他的耳朵对于一切噪声都很灵敏。“你们就像孩子一样幼稚，你俩都是！”他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过后，我和海伦一个月都没有说话。有时我会听到她在走廊里说话，通常是在清晨给乔送食物的时候。“这是我著名的意大利通心粉。如果你隔壁的那个希腊浑蛋知道我给你这个，他一定会气死的。”
最终却是一个陌生人让我们重归于好的。海伦曾经告诉过我，在她退休的十年前，她曾经为曼哈顿莫瑞丘区的一群牧师打扫过房间。“他们都是些伪君子，”她告诉我，“他们虽然信奉上帝，却不信奉厕所手纸。你应该看看他们的内裤，脏死了！”
根据她的观点，一个雇用清洁工来给自己打扫卫生的人应该是那种自认为高人一等的人。她喜欢那些势利小人最终恶有恶报的故事，但是我的雇主却都是那种很会为别人着想，而且十分体贴入微的人。我总是对着她喋喋不休，告诉她每个人都多么的慷慨大方，多么的易于沟通。所以有一次去现代艺术博物馆旁边的一户人家打扫房屋时，我的非凡遭遇让我忍不住又惊又喜。住在那里的女主人已经快七十岁了，头发的颜色就像是一只刚孵出的小鸡一样。奥克利太太，我这样称呼她。她穿着一件棉质短裙和配套的棉质衬衫，还在脖子上围了一条有彩色斑点的大围巾。如果有些人这样打扮的话，看起来不会很别扭，因为她们本身就是这种感觉。但这些衣服被她穿在身上就像是小丑穿上了戏服，要去参加一个以斗牛为主题的聚会。
通常情况下，主人们都会接过我的外套，或者告诉我衣柜在哪里。奥克利太太都没有。当我想把衣服挂到铜质的衣架上时，她看到后顿时咆哮了起来，因为很显然那个衣架只有她自己才能用。“不能挂那里！你把自己的东西放到客房的洗手间里去吧，但不能放在台面上，只能放在马桶上。”她指着门厅尽头的一个门说。“先把马桶盖放下来，”她告诉我，“然后把你的外套和围巾放在马桶盖上。”
我当时就忍不住想，谁会傻到不知道先放下马桶盖再把东西放上去啊！我脑海中勾勒出了一个满脸困惑的小傻瓜形象。他会疑惑地问：“嘿！如果我的衣服都湿了怎么办呢？我把衣服放在那里后，谁往我的口袋里放了大便怎么办啊？！”
“有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好笑是吗？”奥克利太太问道。我赶紧说：“不，没有，没有。”然后我匆匆在我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记下了开始工作的时间。她看到我在本子上写字之后就把手叉在了腰间。“我付钱让你来，
是让你来干活的，不是让你来练习英语的。”她告诉我。“您说什么？”她指着我的本子说：“这里不是语言培训机构。你到这里是来工
作的，不是来学习新单词的。”“但是我是个美国人啊！”我告诉她，“我来这里之前就说英语。我在家里也是，从小到大都是。”
她做出了嗤之以鼻的表情，也没有向我道歉。我觉得她一直都期待着一个外国人的出现，以至于她认为自己听到的纯正美语也带有口音。我还能怎样向她解释呢？既然我是个被上帝遗弃的绝望的移民，那么我肯定垂涎眼前的这一切：那从房间一端伸展到另一端的白色地毯，装裱起来的雷诺阿①的复制作品《提水壶的小孩》②，还有到处都铺满大理石的主卧室卫生间里那镀金的毛巾架。
“我有很多好东西，”她宣布，“而且我希望你离开后这里的东西一样都不少。”我不知道自己是在那一刻下定决心要和海伦和好，还是在后来当我
①雷诺阿：全名皮耶尔奥古斯特雷诺阿（Pierre-Auguste Renoir），法国印象画派著名画家、雕刻家。——译者注
②《提水壶的小孩》：雷诺阿的原作应该是《提水壶的女孩》（ Girl and Watering Can），但由于文章中作者提到的女主人家的画像是复制品，上面的印刷出现了错误，因此印成了《提水壶的小孩》，这显得这件复制品更加劣质。——译者注
打开药柜后，奥克利夫人朝着我尖叫的时候。“我告诉你清理主卧室的卫生间，也就是除了药柜都可以清理。这都不懂，你是白痴吗？”
那天晚上我是坐地铁回家的。当走向我们的公寓楼时，我发现海伦正坐在她的窗边往大街上看。于是我朝着她挥了挥手，然后她也朝我挥了手。三分钟后，我坐在了她厨房的饭桌旁边。“然后我告诉她‘我希望你离开后这里的东西一样都不少’。”
“噢，这个贱人，她可真欠揍，”海伦说，“你扇她耳光的时候说了
什么？”“我没扇她耳光。”她露出了失望的表情。“那好吧，那你从房间里冲出来的时候摔了她
家什么东西啊？”“什么也没摔。我是说，我没跑出来。”“你别告诉我，你就留在那里任由她侮辱。”“嗯……是这样的。”“那你他妈的是为了什么呢？”她点了一支烟，然后把她的一次性
打火机塞回口袋里，“你他妈的到底是为了什么啊？”
我第一次去诺曼底的时候在那里待了三个星期。我回来后就直接去了海伦的房间给她讲我的所见所闻，但她却表示不想听。“法国人都是同性恋。”她说。为了提供证据，她把伯纳德搬了出来。伯纳德在尼斯出生，现在住在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