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瞿伯阶要进城的消息传开后，当地民众自发举行的欢迎仪式也可见瞿伯阶的确迷惑了众多民众。随着消息传遍凤城的大街小巷，人们对这个“豪侠仗义”的土匪十分好奇，因为多年来瞿伯阶的大名始终环绕在耳边，但由于瞿伯阶为人小心谨慎，因而并没有多少人见过他，如今听说他要来拜会来凤县乡绅，于是争相前来围观，一睹为快。
五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九时许，一群身着青色短装便衣首先悄悄进城，然后不声不响地分散在城门、官府门口、个个街口等地，此后，才有一队身穿国民党军服的官兵列队而来，为首的一位是一个身材瘦高、身着草绿色将军服、脸庞清瘦、满脸烟倦的人，他直奔县政府大门口而来，两旁欢迎的人群当他走来时骚动不已，时而夹杂着阵阵热烈掌声，这个人则频频回敬以军礼，点头示意。当来到县政府门口后，县长早已等待在门口，他疾步上前与县长丁裕超握手。而瞿伯阶的身后，仅仅跟随着两位彪形大汉，这两位保镖双手紧握插在腰际的盒子枪，大拇指压在张开的机头上，目光阴冷地扫视着人群。
瞿伯阶与丁裕超一番礼让，宾主进入县府，县里党、团、参和各单位负责人相继跟随鱼贯而入，在会议室纷纷就座。县长丁裕超一一介绍各机关首脑，瞿伯阶每见一位，则一一握手；对素昧平生者，则热情口呼：“伯阶幸会！”对闻知其名者，则好似一见如故连声“伯阶久仰！”之后，丁县长致欢迎词，他热情祝贺瞿伯阶荣膺将命，驻镇湘鄂，使来凤十二万六千民众得其护佑，德沾其惠等。瞿伯阶答词说：“伯阶感谢来凤各界的盛情接待，感谢来凤同胞对我的谅解。伯阶设身于那互相倾轧的时代，环境迫使我有负于来凤民众，如今是功过尤人，毁誉由人了。但知我苦衷者，定能得到他们谅解……在程主席的开导下，指我迷津，委我重任，不过，伯阶是山野村夫，没有才学，治军无方，还望诸位多多指教。今后，军民携起手来，通力合作，使伯阶得有竭力报效地方父老万一的机会！”
然而，这个告别会仅仅进行了不足两个小时，上午11点半，瞿伯阶就有些坐卧不安了，脸现阴云，呵欠连天。其随从副官马上给丁县长一张纸条，丁阅后宣布马上散会。瞿伯阶强打精神与众人点头告别，然后县长陪同着瞿伯阶迫不及待走向客房。而在客房中，早有一榻横阵，床铺上已经摆好大烟灯具，一个便衣侍从正倦缩着从烟盘上用烟钎挑起一粒鸦片，在烟灯和打石上滚动。瞿伯阶推门进入后，师长大人和县长大人就双双急匆匆地倒向卧榻，立即拿起一支别致的大烟枪，顿时烟雾袅袅，香溢满室，原来瞿伯阶也是个瘾君子。而就在刚刚的道别会上，瞿伯阶还信誓旦旦地说要厉行禁烟，而县长大人也连声附和，一转身，瞿伯阶和县长大人就吞云吐雾了。
瞿伯阶在来凤县城呆了两天。白天接见各机关首脑和地方士绅。凡求见之人，均需先递名片，由县长审查后经瞿部副官再审，然后方能进入客房，由瞿伯阶躺在烟榻上接见。晚上，由县政府配合瞿部侍从，加强警戒，下达口令，县政府外过往行人，心存戒惧，几至路断人稀。三天后，瞿伯阶告辞回龙山，《新湖北日报》驻县记者以“倦鸟欲还，瞿伯阶携械投诚”为题，在该报显要位置大号刊发。瞿部被收编，来凤县的匪患也稍减，总算是一福吧。
但实际上，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瞿伯阶突然前来道别的真正用意——他根本不是来到别的，而是来联络感情的。瞿伯阶在此地为匪二十年，为人又甚是精明，岂能看不透程潜的用意？但他也深知如不服从，可能还会遭到国民党军的重力围剿，因为国民党绝不希望他倒向共产党。于是他选择了奉命移防宜都。但他临走前要维护好他的老巢，因而他特意前来来凤县与此地达官贵人叙谈。而此中还有个秘密大家并不知晓，那就是瞿伯阶也是汉流中人。
何谓汉流？所谓汉流四川话又称“袍哥”，即“与子同袍”之意，也就是帮会组织。袍哥又分“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清水者，汉流中之官场权要，巨商富豪，绅士把头之类；“浑水”者，绿林好汉，土匪逃犯，下九流之人也。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并无决然界限，瞿伯阶早在为匪是就已经加入汉流，但当时只能算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浑水袍哥，而今他已经摇身一变为清水袍哥，混迹官场，贵为将军。
汉流帮会与红枪会不同，红枪会是一个纯粹的农民组织，而汉流帮会则是包容社会三教九流，又以其中的清流为核心，分布极广，却又不显山不露水，外人难以注意到，而其内则有极深的关系，如同上海的青帮，不仅是一个黑社会，也是个上可通天的秘密组织。但汉流与红枪会却有一个差不多的起源，红枪会其源自反元的白莲教，而汉流则出自反清复明的宗旨，自然，这个组织在大清站稳脚跟后也就慢慢沉寂了，但实际上这个组织始终没有消失。当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建立，各地汉流组织又如雨后春笋般浮起，但此时其宗旨早已当然无存，反而变成了一个结帮向上的组织。许多地主、好强、军阀都是清流中人，而他们彼此相认，互相扶助，由此渐渐形成一个极为广大的清流圈，尽管没有一定的会规、会教等形式，却十分稳固。在卓安、来凤县中，许多匪首都是汉流中人，而许多官府之人也是汉流中人，甚至就是清流。
国民党为了防止汉流形成气候，数次下令严禁汉流活动，但却难以见效。1945年，蒋介石处心积虑，把盘踞四川几十年的川军潘文华和陈兰亭部调到鄂湘川边剿匪。就是因为该部中四川棒匪、强人、游民甚多，吸毒成瘾，军风不振，军纪严重败坏，而且该军几乎为汉流所把持，不是汉流中人在此军中根本上无法立足，下级间主要靠汉流关系来维系。所以，蒋介石希望调该军处川。
而当来凤县闻听川军163师陈兰亭要来，当即一阵骚动，原来，此军乃是汉流之军早已声名远播，且军纪十分败坏，因而来凤县民众防军甚于防匪。来凤县乡绅豪强一时也惶恐不安，无奈之下，他们竟然想出一个以毒攻毒的办法，那就是将来凤县明文取缔的汉流重新放出来，希望借助本地汉流的势力来约束陈兰亭一部。结果，禁令一开，鬼蜮登台，来凤汉流仁、义、礼三堂正式开山设堂，公开发展组织。而原本就是汉流秘密成员的国民党党、政、军、警、特各要员纷纷登台亮相，其他各色人等也急急忙忙找关系加入其中，甚至来年这三堂的家眷也纷纷组成什么“群美社”、“凤仪亭”、“桃花宫”等乌七八糟组织。
当川军163师官兵肩扛双抢（即“汉阳造”和大烟枪）入城后，来凤县的汉流们纷纷开始邀请163师中的师长、团长、营长、甚至连长、排长到其家中，设宴款待。自然，政府名义下的各种宴请更是接连不断，一时间，来凤县内政府、帮会、官员、军官之间往来不断，车水马龙，迎进奉出。整个县城一片乌烟瘴气。而川军也带来了一个礼物，那就是制造吗啡的技术，也就是能把乌黑的烟土提炼成精美的“白面”，这种技术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毒品提纯技术，鸦片又大又重，且吸食起来十分费劲，而提炼成“白面”之后，就好处多多了，一来便与吸食，二来便与携带，十分有利于走私。因而，这项技术大大刺激了来凤的烟毒业，各种烟馆争相购买此技术。1947年前，来凤有大小汉流组织20多个，共计约9000余人参加，其中“仁”字号4000余人，“义”字号5000余人，“礼”字号400余人。1947年秋，国民党为了整合汉流，于是利用国民党三青团来收拢来凤县的汉流，将来凤“仁”、“义”、“礼”三字号一起改组为合流组织“大同社”，对外称“地方自治励进会”，而“大同社”的实权则落入国民党三青团的手中，成为国民党合法的外围组织，人数已发展到13000多人。而“大同社”的活动则一点不逊于土匪。
瞿伯阶当然清楚这一切，因而，他临走前特意来到来凤县，与三青团的人把酒言欢，为的是稳住他的老巢。而当来凤县眼看着瞿伯阶由一个小土匪成为耀武扬威的将军，不由讽刺地说：“想做官，去拉杆”。
到1949年，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收编湘西土匪，以对抗解放军攻势的时候，瞿伯阶因实力强大，被任命为“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起初只是师兴周一个营长的瞿伯阶，在经过二十余年的争斗之后，师兴周最终只能屈居其下，担任副司令了。瞿伯阶最后也没能被击毙，而是病死。瞿伯阶死后，素有“舍命王”的瞿波平继任。
这一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大江南北，国民党撤退前不仅在这里封官许愿，收买了所有的匪首，而且还为股匪派遣了参谋人员、联络特务，提供了军用电台、地图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用以对抗革命洪流。但有600年历史的湘西土匪，终于随着它赖以生存的旧社会一齐彻底灭亡。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野战军20余万大军陆续过境，进军大西南。湘西地方游杂、土匪武装极度恐慌，大部分化大股为小股，潜入深山老林，暂避锋芒；部分明智者则与解放军联系，表示愿意归顺投诚。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一一二师三三六团，攻占泸溪县城。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奉命进驻湘西，其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和一四。师之四一八团，完成对大庸的包围，歼灭国民党一二二军。10月19日，永顺解放；23日，古丈解放（因进占部队调离，1950年由四二二团、四一六团等部再次进占解放）。11月5日，第二野战军一。三团一部和平进驻乾城县城。11月6日，第二野战军一O六团一部进占永绥县城，后一四一师进驻接管。11月7日，通过原永顺专员聂鹏升与解放军接头，保靖县和平解放，一四一师进驻接管。11月7日，凤凰县通电起义，和平解放。龙山县于11月11日由第二野战军十一军侦察营进驻解放。
永顺解放后的第三天（10月22日），国民党暂一军副军长兼暂五师师长汪援华、副师长肖仰之，在一四一师的归劝下进城投诚，受到解放军优待。随之投诚的还有其部下一旅旅长曹培斌、副旅长兼一团团长鲁邦典、第二团团长汪楚雄、第三团团长覃培五等数十人，交长短枪30余支。汪援华还向盘据永顺县匪军发出《告暂四、暂五师及地方部队官兵书》。至1949年底，境域10县原国民党军政要员和游杂、土匪武装向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投诚的还有绥保司令聂鹏升、乾城自卫军指挥黄鹤鸣、湘西人民自卫军大庸指挥部指挥长张晋武及暂九师师长张剑初等，共受降官兵3，000余人，收缴枪支万余件，收编武装1，700余人。但古丈张大治、龙山瞿波平、师兴周、泸溪徐汉章等人，假意投诚，交坏枪不交好枪，交明枪不交暗枪，掩其真面目，等待时机反扑。不交好枪，交明枪不交暗枪，掩其真面目，等待时机反扑。
1949年10月底，四十七军配合二野人川作战。古丈县仍沦人张大治统治之下。农村大部分为国民党残余势力所占据。此时，反共老手周燮卿在永绥成立“中国人民救国军川黔湘鄂边区游击队”，瞿波平、师兴周、陈士、杨树成等又打起“湘鄂川反共救国军”的旗帜。保靖县徐雅南成立“湘鄂川黔反共救国军”。永顺县曹振亚、曹子西，泸溪县徐汉章，古丈县张平等，大肆造谣破坏，收罗枪支，派款派捐、张贴布告，目标对准新生人民政权。一时股匪增至3万人枪。这段时间，股匪极为嚣张，个别县准备围攻县城，多处发生攻打区政府，杀害工作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甚至袭击解放军小部队。1950年3月3日，沅陵军分区以四一五团两个营和四一六团一个营，分三路，从泸溪、凤凰、麻阳出发向兴隆场合围。由于徐汉章事先警觉，将其主力一团和直属营转移，仅毙伤、俘获匪首匪众160余人。徐匪逃出兴隆场后，化整为零，剿匪部队也随之开展搜索，并开展强大政治攻势，发动群众协助清剿。至4月底，共歼灭、瓦解徐匪1.0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徐汉章只身流窜躲藏，改名换姓逃至贵州省晃县农村。1950年11月10日，解放军战士击毙“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杨树臣，活捉暂五师师长曹振亚、旅长陈植树和湘川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徐雅南，最后终于迫使“湘鄂川边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瞿波平、副总司令向阳、第四纵队司令贾奇才、第三纵队司令瞿南楷、副司令向奎和“湘鄂川边区军政委员会”主任师兴周等主要匪首向解放军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