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7月，周璇此时身孕8个月，她不知是该返回上海还是滞留在香港。当时，上海已经解放，新中国建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地区已经所剩无几，由于内战而聚集在香港的一些上海舞台、电影艺人们也都依据各自的情况选择留在香港、去台湾、去海外、还是返回中国共产党治理下的上海。当时，中共出于统战的需要，也在极力争取一些上海的老明星重新回来，继续拍摄电影，丁伶就是在此时给周璇写了一封信，让人带给她，她告诉周璇，现在的上海和歌里唱的一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可以回来，继续当她的歌星、影星，仍然还是影坛皇后。
周璇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回上海。她没有通知谁，就一个人悄悄上了去广州的车，然后再返回上海，甚至连好友作曲家李厚襄都没告诉。而周璇为什么这么毅然决然地返回上海，而且如此行事低调，这始终都是个谜，普遍的猜测是，她来上海是为了寻找朱怀德，因为朱怀德是孩子的父亲，但当朱怀德却否认他是这个父亲。他见到周璇后，曾说了一句：“这孩子，恐怕和你自己一样，是领来的吧？”
在周璇来到上海后不久，报纸上就出现了一则启事，那就是朱怀德与周璇登报声明脱离同居关系。
外界可能普遍猜错了，周璇返回上海可能与朱怀德有关，也许她想过让朱怀德做这个孩子的父亲，但也一定知道朱怀德可能不会承认他是孩子父亲，因为这个孩子的确不是朱怀德的，而是另有其人。当时，在孩子出生的时候，接产的医生看到这个婴儿后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这孩子怎么这么像……”——而究竟像谁似乎无法公开，但确定无疑的是，这个孩子应该不是朱怀德的。
从1950年7月到1951年10月，周璇先后给在香港的李厚襄写过9封信，1975年，这些信被公布在香港《万象》杂志上，而这9封信却露出了周璇在这段时间内的一些秘密，如孩子的父亲究竟是谁，她巨额财产的去向，还有她为什么渐渐变得精神异常等。
1950年7月2日，周璇从香港返回到上海，之后第5天，她就给李厚襄写了第一封信，她在信中写道：“……唱片及股票都放在你处寄存，多费心！公债票已由龚秋霞在14日那天给我送来了，您一点不知道吗？我已收到了，谢谢您！”——看来，至少周璇信中所提及的财产是分为两部分的，一部分寄存在李厚襄处，另一部分原本寄存在龚秋霞处，现在也回到周璇手中。而这两部分加起来包括公债、唱片（应该是唱片版税）、股票三方面，这样看起来，至少周璇的大部分财产应该还在她自己手中。
1951年1月18日，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中，她告诉李厚襄，她已经与朱怀德彻底决裂了。
1951年2月12日，周璇给李厚襄去了第三封信，这封信写得较长，信中透露了一些比较重要的信息。她在信一开头，就这样写道：“……近因播音唱了歌，报上挨骂，在任何环境中都有派别，将来拍戏又不知怎么样来应付呢！太难了！”显然，这是因为上海这块复杂的土地上现在正处在巨大的漩涡中，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上海一段人所共知的岁月，政治斗争、经济斗争、文化斗争以及各种难以预料的人际关系全都交织到一起，周璇看起来此时的处境已经不妙，此时她返回上海也不过半年多一点的时间，看起来上海这片天空并不是像歌中唱的那样明朗，至少她头顶上的那片天空是如此。为此，她已萌生了退意，她想返回香港，只是还要考虑到孩子，她在这封信中请求李厚襄联系张善琨、邵屯人等香港著名电影制片商，帮助她想想办法，她想离开上海了，她说：“香港暂时不能来，我预想是一年以后，等孩子大一点……还是到南洋走一趟，既轻便又能赚钱，你的话不错，趁能赚钱的时候（赶快赚）别将来悲哀，我怎么能不知道呢！”
1951年2月18日，周璇发出了第四封信，她写道：“……很多家公司要我拍戏，我真怕自己情绪不好，怎么能工作呢？最大原因还是厌倦了这工作，我真想休息一个时期，能不拍戏最好，来港后决定去南洋，能否把歌在上海练好，希望你来上海，我们计划一下弄得好好的。到时还得和邵老二商议，让他帮忙，我们能去唱歌他一定高兴……你说怎么样？反正这唱歌我一定会实行，这钱为什么不赚？不过是时间问题，暂时小孩不放心，所以想在上海待着不拍戏，也不知行吗？拍呢也真没意思透了……”显然，她在上海已经“没意思透了！”她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明星，根本不适合上海解放后那种政治气氛浓厚、阶级斗争严峻的生活，也不甘心去拍那些毫无意义的电影。
1951年3月14日，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五封信。“有一点要告诉你，关于（赴南洋）唱歌之事暂时要守秘密，上海知道他们会对我不满，切记！切记……我觉得自己意志不定，心又太直，所以害了自己，到今天真是吃足了苦头，一言难尽，不说也罢。”处于政治原因，如果周璇这样的明星悄悄潜逃出上海，去了南洋，那当然会引起“上海他们”的不满——周璇似乎也决心离开上海了，她只是在等待机会，因为她的处境越来越不好，日子变得举步维艰，她在信中哭诉道：“最近我的情绪仍然很坏，心境不能舒畅，总是想要哭，要大哭一场才好，想想自己的事，真是伤心也！暂时也不会工作，不过他们总不会放过你，将来给谁家先拍，免不了又要得罪人，这是件伤脑筋的事，在我真是烦恼的，为什么做人这么烦？”
1951年4月12日，她给李厚襄的写了第六封信，她说：“我因大光明公司的剧本还好，所以第一部先给他们拍……”，继而又写道：“这次也是给他们逼上梁山，本来谁也拖不动我，就是这样喜欢闷在家里，对于酬劳极少不能同香港比，当然也是帮忙性质……”新中国的文艺政策与三十年代的上海当然截然不同，演员所得的酬劳自然也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像周璇这样的明星，她所能得到的酬劳在她看来就少得可怜了，她当然不情愿。但她迫于压力不得不接受大光明影业公司的邀请，投入到《和平鸽》的拍摄中去，而让她没想到的是，这竟然是她最后一部电影。只是，她的处境已经让她越来越感到害怕，她在这封信中说：“拍了戏恐怕会很忙了，这次我也真不知怎样来准备它，真是害怕的……”
1951年5月8日，周璇给李厚襄写了第七封信。在这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这次因王人美背后破坏，引起他们对我很大的误会，将来还是会事实证明的。”此时，她的精神状态还很好，只是似乎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而且有人让她感到很不舒服，她写道：“这个家伙的确不是好东西……那天他喝醉了酒开着汽车，我就知道不是个好人……”这时，她在拍戏中受到的压力似乎也让她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她说：“不拍戏人家以为你是做什么的。这真是太冤枉，他们不能相信就不能愿谅！这痛苦只有自己知道……”，只能说，这部电影她拍的极不情愿、极为勉强。
在第七封信和第八封信之间，周璇的生命中还出现的最后一个男人，这就是唐棣。
唐棣的出现很让人感到费解，因为这个人无论是出身、行事、乃至最后的消失都颇为诡异——他本是一个国民党县团级人员，他出现在周璇精神病期间，而且他诱奸或者强奸了周璇，还因此生下一个儿子。
1951年8月上旬，也就是在拍摄《和平鸽》期间，导演顾而已把周璇叫到自己的寓所，在这里，他向周璇介绍了一个人，这就是唐棣，他当时是《和平鸽》剧组的业余美工，在绘制广告宣传画。唐棣后来在受审时交待了他的来历，他说：“一、1938年，我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39年至1943年，参加抗日工作，（在国共合作时）的总政治部第三厅宣教科战地政工大队（工作）。二、解放后，由于我家在上海，按照人民政府颁布的规定，‘国民党县团级以上者’必须具备经历证件，可自动向户籍派出所、公安部门进行登记……三、从事解放后的美术工作和任教‘新苑’、‘市四’、‘育才’中学……”
1951年9月25日，此时周璇已经被送进了虹桥疗养院，她就在这里给李厚襄写了第八封信。她说：“我病倒了！真惨，一言难尽……”然后又告诉李厚襄，他寄给她的钱，她会归还的——这很让人感到吃惊，周璇难道已经没有钱了吗？已经沦落到了要向李厚襄借钱的地步了吗？那么她那些巨额财产呢？
1951年10月3日，周璇出院后，给李厚襄写了第九封信，她在这封信中写了一件事，她给了王人美一个耳光，也写到了她似乎还未完全恢复记忆，她说“许多事情已经记不起来了，因还没恢复记忆力……”最后，她写了这么一句话：“现在我是在倒霉，太倒霉！痛苦万分，灰心！你不知道，真气死人了！他们有恶意。”
此后，周璇再也没有给李厚襄写信，而她已经被定为精神病，同时，她最后的一段爱也横遭劫难，1952年5月，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和诱奸罪判处唐棣有期徒刑三年。唐棣说他并不是诱奸了周璇，而是和周璇处在恋爱中；他也的确从周璇那里得到了一部分钱财，共计有两根小金条和1200万元（旧币），但这些是周璇给他的，不是诈骗。
唐棣后来牢狱之灾不断——他在被判诱奸罪后一年又被释放，因为此时周璇已经有了他的孩子，且周璇正处在病中，需要他的照顾。唐棣后来带着他和周璇的儿子四处奔走申告，但此后牢狱之灾不断：1956年9月，唐棣被告在其执教的常熟中学诱奸了一个年仅15岁的初中女学生；周璇1959年病逝后，他又被打成右派，又被告犯了刑事案件，结果再次被判12年，直到1979年他才在劳改农场摘去右派帽子，撤销历史问题，但诱奸周璇、初中女生两案却始终没有撤销。
这之后，当时的剧影协会成立一个“周璇财产保管小组”，来负责管理周璇的财产，说是为了防止唐棣这样的人盗取周璇的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