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月19日，萧红和端木蕻良飞抵香港。
但到了香港后，日军的攻势也逼近这里，萧红的心也又一次陷入忧郁和惶恐不安。她在给白朗的信中写道：“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情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转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这时，萧红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而端木却习以为常，说她“没有太多症状”。周鲸文回忆说，端木、萧红两人到了香港后，他的印象就是“端木对萧红不太关心”，反而是他自己“在精神上同情萧红”。
渐渐的，萧红写作越来越艰难，《小城三月》成了她最后一部作品。萧红终于住院了，她被诊断为肺结核，和鲁迅得的是同一种病，这是一种传染病，因此她被送进了隔离病房。她有时就一个人在医院中，时常感到孤苦，有一次，外面狂风大作，她很害怕，就给端木打电话，但端木只是在电话中安慰了她几句，直到第二天才和周鲸文一起来医院。萧红想出院，端木很不赞成，他觉得萧红像个孩子，肺结核这种病在医院都很难治，回到家又怎么能治好？而萧红却觉得，端木很不理解她。于是，她给香港东北救亡协会的领导人于毅夫打了个电话，于毅夫很快就来了，他支持萧红出院。周鲸文却觉得于毅夫过于感情用事，但也没办法，萧红很倔强。
回到家后，萧红继续写作，然而，病却一天比一天严重。
雪上加霜的是，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九龙立刻陷入炮火之中。这天清早，骆宾基来到萧红住处。骆宾基也是东北作家，在1935年时与金剑啸相识，后来读过萧红的《生死场》，非常欣赏。这之后，他又与萧红的弟弟张秀珂成为好友。东北沦陷后，他也辗转来到香港，于是就常来看望骆宾基。他来到香港后一贫如洗，就求萧红帮他找一份工作，端木就把自己在《时代文学》连载的长篇《大时代》停下来，发表他的《人与土地》，用稿费帮助他渡过难关。
香港遭到日军攻击后，端木诚惶诚恐，他就去港岛找人商议是留还是走，当他回来后，他告诉萧红，他决定偷渡海峡。
这天下午三点，骆宾基负责照料萧红，端木携带行李，分坐两辆三轮车来到码头，然后登上小船，在次日黎明前，他们终于悄悄地登上岸，平安无事。然后在时代书店职员的帮助下，他们用躺椅作担架，抬着萧红住进了思豪大酒店。此时，酒店内一片战争来临的景象，雇员很少，客人也很少，桌椅都没有擦拭。
骆宾基此后在40多天里一直陪伴着萧红，而端木则紧张地准备“突围”。同骆宾基在一起，萧红似乎也知道自己时日无多，因此就和骆宾基说了很多，说过去，说感情，说生死离别。萧红说：“……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我要回到家乡去。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这只是一两个礼拜之内的事情。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
说到端木蕻良，萧红说：“他么？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
说到萧军，她说：“如果他在重庆，我现在给他发个电报，他大概还能象在哈尔滨时一样跑来帮我。”
说到骆宾基，她说：“不要哭，你要好好地生活，我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呀！”
说到鲁迅，她说，她希望死后能埋葬在鲁迅墓旁。
说到人的精神，萧红平静地靠在活椅式的病床上说：“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发展的，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端木，我说这话你听着，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讨饭的，袋里若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掷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给他。你不要管有用没有用，你管他有用没有用做什么？凡事对自己并不受多大损失，对人若有些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生活着不是做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
说到她的写作，她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有那么一天……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
说到人言，已经不能说话的她写道：“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说到生命，萧红的眼睛润湿了，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第九章 孟小冬：男人装，女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