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个近现代中国最不可或缺的城市，这里聚集着各种各样的人，从贫穷的到富有的，从革命的到投降的，从大字不识的到挥毫泼墨的，应有尽有。
来到上海后，三个人在一个廉价旅店暂时住下来，然后分头去找朋友。梅林找到一个少年时代的同学，在亭子间住了一夜，受不了那狭小的空间，就又返回旅店，而此时萧军和萧红已经搬走了，桌子上只留下一张用钢笔画的地图，上面标明了他们的新住址：拉都路283号。
这里其实是一个贫民区，他们住在一排砖房的楼上，最好的景象就是打开窗户就能看到一片绿油油的菜地。
萧军、萧红到上海一半的原因是躲避青岛的追捕，一半的原因是冲着鲁迅，他们本以为很快就能见到鲁迅，但没想到，他们在这个贫民区里住了很久也没能见到鲁迅，他们接连给鲁迅去信求见，但鲁迅总是简短地回复说见面“可以从缓”；而且，他们寄给鲁迅的稿子也迟迟得不到下文，也不见退稿，因而十分焦急。最重要的是，萧军手中只有不足二十元钱，他们现在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朋友，在潮冷的屋子里不知如何是好，苦闷惆怅总是萦绕在萧军、萧红和梅林三人头上。后来，萧军回忆道：“我们是两只土拨鼠似的来到了上海！认识谁呢？谁是我们的朋友？连天看起来也是生疏的！我本要用我们余下的十八元五角钱做路费开始再去当兵，在上海卖文章的梦，早就不做了，只是想把我们写下的两部稿子留给他，随他怎么处置。不过在临行之先，我们是要见一见我们精神上所信赖的人，谁又知在这里连见一个面也还是这样艰难！”
其实，鲁迅有他的难处，他当时已经上了“该死之榜”，而且，他的书也常常遭到毁禁，因此他的稿费也时断时续；另外，鲁迅对年轻人还是有所顾虑的，因为他曾见过很多年轻人，他们有激情，但却十分不稳定，立场经常改变，因此鲁迅对年轻人并不那么热情。因此，他只是和他们保持通信，却迟迟不肯见面。萧红回忆说：“我们刚来到上海的时候，另外不认识更多的一个人，在冷冷清清的亭子间里，读着他的信，只有他才安慰着两个漂泊的灵魂。”萧军也这样描述收到来信时的情形：“他们除了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诵读之外，出去散步时也必定藏进衣袋里，用手抚摸着，似乎谨防遗失或被夺似的。他们习惯吃过午饭或晚饭，沿着拉都路向南散步。如果是上午来信，吃过午饭，便花六枚小铜板买两小包花生米，每人一包，装在衣袋里，边走边吃，一路漫谈着。遇到行人车马稀少时，就把信掏出来，一人悄声读着，另一人静静地倾听。这是他们日常最大的享受了。信不是读一次为止的，也不是一人读过便完，他们需要慢慢咀嚼，慢慢吮吸……他们完全变成了两个孩子，有时大笑，有时叹息，有时泪流满面，有时还奔跑着彼此追逐……”在这段时间里，鲁迅的信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精神支柱。
当两人在几乎又一次陷入困境的时候，他们得到了鲁迅的一封回信，不但回答了他们许多问题，而且还答应月底见面，且在信中特意嘱咐，不要与霞飞路上那些白俄用俄语对话，那十分危险。这年11月3日，萧军、萧红两人按照鲁迅指定的地点，来到了内山书店，此时，鲁迅已经在此等候。
他们出了内山书店就转入一家咖啡馆，然后畅所欲言，这一天过得很愉快，鲁迅也给了他们所急需的二十元钱，此后，他们继续保持通信联系，在信中，他们谈时局、谈左联、谈文学、直到相是老朋友般地谈各自的内心感受，高兴的，悲伤的，焦躁的，期望的，几乎无所不及。
这一天，萧红、萧军又收到了鲁迅的一封信：
刘吟先生：
本月十九日（星期三）下午六时，我们请你们俩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梁园地址，是广西路三三二号。广西路是二马路与三马路之间的一条横街，若从二马路弯进去，比较的近。
专此布达，并请
俪安
豫广同具
十二月十七日
这一天，主客共计9个人，由鲁迅介绍，萧军、萧红认识了一些朋友：茅盾、聂绀弩和夫人周颖、叶紫，此后又认识了胡风。
1935年11月5日，鲁迅邀请萧军、萧红来家做客。黄昏时分，他们如约而来，那是四川路施高塔路大陆新村9号的一栋三层房子。地层是客厅、饭厅和厨房，鲁迅的工作室兼卧室在第二层，三楼是藏书室。这一天，吃完晚饭后，几个人一直谈到深夜，鲁迅兴致盎然，丝毫没有倦意，直到深夜十二点，在小雨中萧红、萧军才披上雨衣回家，鲁迅则坚持送他们出门。而此后，萧红和萧军就成了鲁迅家的常客。
期间，叶紫、萧红、萧军三人商量自费发行“奴隶丛书”，叶紫的《丰收》首先出版，其后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然后是萧红的《生死场》，鲁迅为这三本书分别写了序言。这其中，萧红看见萧军和叶紫两人的序言中都有鲁迅的亲笔签名，于是也向鲁迅索要，鲁迅回信说：“我不大稀罕亲笔签名制版之类，觉得这有些孩子气，不过悄吟太太既然热心于此，就写了附上，写得太大，制版时可以缩小的。这位太太，到上海以后，好像体格高了一点，两条辫子也长了一点了，然而孩子气不改，真是无可奈何。”语气中充满怜爱。
在《生死场》的序言中，鲁迅也写了很多与《丰收》、《八月的乡村》不同的地方，他写道：“这本稿子到了我的桌上，已是今年的春天，我早重回闸北，周围又熙熙攘攘的时候了，但却看见五年以前，以及更早的哈尔滨。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的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粗看起来，这没有什么不同，但文字之间所透露出细微的情感却是只有两个鲁迅和萧红人能体会到——鲁迅在其他两本书中都强调文学的真实性和战斗性，但唯独在这本书的序言中，他却特别说道艺术的特点，不言而喻地欣赏女性作者的描写的细致、明丽，还有越轨之处。而胡广平也回忆说，鲁迅总是向人特别推荐《生死场》，并说萧红是最有希望的。
当鲁迅和胡风创办《海燕》后，萧红就把这看成是自己的杂志，经常在上面发表散文，同时，由于鲁迅的帮助和推荐，其他一些杂志也开始向萧红约稿，如《作家》等。并且，孟十还邀请萧红、萧军前往杭州游玩，并向他们介绍了史沫特莱、鹿地亘等外国友人。
而在鲁迅努力为萧红做一切的时候，萧军所眷恋的程女士也出现了，她本就是上海人，而她的哥哥就住在离萧红家不远的地方，因此，她常去看她哥哥，萧军也就经常出现在她左右。
这一年，萧红和萧军把家搬到了距离鲁迅家不远的地方，在开始一段时间里，萧红和萧军总是在晚饭后一起前往鲁迅家中，但后来常来的就只有萧红了。萧红有时一天来两次，或者来了就呆上一整天。这年夏天，胡风受鲁迅的委托，正在帮助日本人鹿地亘翻译鲁迅的著作，因此常来鲁迅家中，他的夫人梅志有时也跟着来，而几乎他们每次来都会见到萧红，许广平为此曾向梅志诉苦道：“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吗？唉！真没办法。”但鲁迅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厌倦，相反，鲁迅每次见到萧红都很高兴，有时，如果萧红两三天没来，鲁迅就会显得有些着急。一天，鲁迅正在校对瞿秋白的《海上述林》，萧红刚走他的进卧室，鲁迅立即把转椅转过来了，高兴地说：“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然后回转身去，脸上仍然带着笑容。
但这一年，鲁迅的肺结核病已经相当严重，在6月，鲁迅就病倒了，此后整整一个月，萧红虽然仍然常来，但却很少进入鲁迅的卧室，而萧红的病也渐渐加重起来，她本来就身体虚弱，现在实际上也感染了肺结核。因而，黄源就建议她去日本住一段时间，他的夫人也正在日本学日文，已经在那里开始翻译些短文了。同时，萧红也从白朗处打听到，此时她弟弟张秀珂也正在日本留学。到了7月，鲁迅的病情好转了一些，萧红也再次进入鲁迅的卧室，鲁迅见到她就说：“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儿。”
这时，《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结算了一笔书款，这样，出国的旅费也有了。但萧红和萧军却各自走各自的，萧军要去青岛，萧红则去日本。7月15日，鲁迅在家里为萧红设宴饯行，鲁迅对萧红讲了许多，像是嘱咐孩子一样告诉她每一个该注意的细节：“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啦！来啦！’……”
7月17日，萧红登上了前往日本的客轮。
萧红找到黄源的夫人许粤华，在町区富士见町二丁目九一五中村方找到了一间房子，但很遗憾，她弟弟此时已经返回东北了，而许粤华在一个月之后也返回国内了，于是，萧红一个人留在了诺大的东京。此时，萧红和萧军就常通信，萧红经常说些鸡毛蒜皮的事，萧军看信后颇不耐烦，后来他说：“腿肚上被蚊虫咬了个大包，她也会说一说的，好像如此一说，这‘大包’就可不痛不痒了，其实我对她这‘大包’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也是我们俩体性不相同的地方。在我是不愿向任何人谈论自己的病症或伤害的，我以为这是无益，也伤害到自尊的事，总愿意把‘愉快’给予人……”
其实，萧红在萧军面前就是个女人，婆婆妈妈，大事小事都要叫嚷一番，她爱萧军的时候她说：“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她生气的时候又说：“萧军是一个有着强盗般灵魂的人。”有时她身体不舒服也无缘无故地发发小脾气：“你亦人也，吾亦人也，你则健康，我则多病，常兴健牛与病驴之感，故每暗中惭愧。”
萧军后来解释说：“我的灵魂比她当然要粗大、宽宏一些。她虽然‘崇敬’，但我以为她并不爱具有这样灵魂的人，相反的，她会感到它——这样灵魂——伤害到她的灵魂的自尊，因此她可能还憎恨它，最终要逃开它……她曾写过我是具有‘强盗’一般灵魂的人！这确是伤害了我，如果我没有类于这样的灵魂，恐怕她是不会得救的！”他有时觉得有些委屈，就说：“我曾经有自知之明地评价过自己，我是一柄斧头，在人们需要使用我时，他们会称赞我；当用过以后，就要抛到一边，而且还要加上一句这样的诅咒：‘这是多么蠢笨而蛮野的斧头呵……’”
萧军这些话都是在多年以后写的，萧红此时已经不在人世。实际上，两人各自走各自的，已经预示着必将有一天分道扬镳，他们是两只注定会分开的鸟。当萧军把在青岛写的短篇《为了爱的缘故》寄给萧红时，萧红则回信道：“在那《爱……》的文章里面，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因为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我想我们吵嘴之类，也都是因为了那样的根源——就是为一个人的打算，还是为多数人打算。从此我可就不愿再那样妨害你了。你有你的自由了。”
就在萧红和萧军在分分合合的感情上纠缠不清的时候，突然得到消息，鲁迅死了。而就在此前几天，她还为鲁迅买了一个好看的画册，准备送给他。她此刻只能给萧军写信：
军：
关于周先生的死，21日的报上，我就渺渺茫茫知道一点……
昨夜，我是不能不哭了。我看到一张中国报纸上清清楚楚地登着他的照片，而且是那么痛苦的一刻。可惜我的哭声不能和你们的哭声混在一道。
现在他已经离开我们五天了，不知现在睡到哪里去了？虽然在三个月前向他告别的时候，他是坐在藤椅上，而且说：“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专会吓唬中国人，茶房就会说，验病的来了！来啦……”
我等着你的来信。
可怕的是许女士的悲痛，想个法子，好好安慰着她，最好使她不要安静下来，多多地和她来往。过了这一个最难忍的痛苦的初期，以后总是比开始容易平服下来。还有那孩子，我真不能够想象了。我想一步踏回来，这想象的时间，在一个完全孤独的人是多么可怕！
最后你替我去送一个花圈或是什么。
告诉许女士：看在孩子的面上，不要太多哭。
红
12月24日
后来，《中流》半月刊在“纪念鲁迅先生专号”把这封信以《海上的悲悼》为题发表了。
在失去鲁迅后，萧红不久又失去了萧军——萧军终于正式移情别恋了。萧军在晚年承认说：“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为了要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我们彼此同意促使萧红由日本马上回来。这种‘结束’，也并不能说彼此没有痛苦的！”而出人意料的是，萧军所说的“某君”，就是离日返沪的黄源的夫人许粤华。萧军此时也很苦恼，经常整日喝酒，有意思的是，黄源还把看到萧军沉迷于醉酒的事告诉给萧红，还以为他是在用喝酒报复萧红的抽烟，他此时并不知道，萧军正是为他夫人而苦恼。萧红当时在日本，也不太清楚怎么回事，只是回信道：“清说，你近来的喝酒是在报复我的吃烟，这不应该了，你不能和一个草叶来分胜负，真的，我孤独得和一张草叶似的了。我们刚来上海时，那滋味你是忘记了，而我又在开头尝着……”
终于，在萧红回国前，萧军在信中向萧红坦诚了一切。
1937年1月中旬，萧红回到上海。她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谒鲁迅墓，在扫墓完毕准备离开时，她忽然转过身，奔回到鲁迅墓前，扑倒在地，大声痛哭起来，一个多月后，萧红写下了拜墓的诗。
而萧军除了陪萧红外，就是忙着陪许粤华了，这时，许粤华已经怀上了孩子，必须作人工流产。此时，萧军和萧红已经连貌合神离都说不上了，而是明摆着的分离在即，萧军参加编辑、撰稿等事也多是一个人，连在街道上走，两人都是一前一后的，吵架已经是家常便饭，甚至粗暴的萧军忍不住动了手。
萧红和萧军就这样吵吵闹闹地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直到萧红想去北京。她告诉，她怀念北京，因此想回去一段时间，萧军没有多说什么，同意了，只是说，她先去，然后他再去。
萧红来到北京之后，找了几个住处都不行，最后她跑到学校找到旧日的朋友李镜之，而李镜之又把她带到了李洁吾家。李洁吾很快帮萧红找到了一个住处，那是灯市口一家叫北辰宫的旅馆。
不久，舒群听说萧红来到了北京，很高兴，立即就找到李洁吾，然后一起去找萧红，他们又一起去了中山公园。此后，舒群就经常去找萧红，有一次，他们一起看戏，回来的很晚，舒群住宿的旅店已经关门，就在萧宏的房间里住了一晚。这段时间，经常陪伴萧红左右的不是李洁吾，反倒就是舒群，而在和舒群这段短暂的时光结束时，萧红把鲁迅用红笔修改过的《生死场》的手稿送给了他——对于萧红来说，《生死场》是她最值得纪念的手稿，而且又是鲁迅亲笔修改过的，她在此时却送给了舒群，可谓别有一番滋味。
之后，萧红返回了上海，而这段时间萧红、萧军两人都情绪稳定了很多——看起来似乎是萧军无法得到许粤平，而萧红也用舒群悄悄地报复了萧军，于是双方都平衡了。这之后的一年中，萧红一改往日怨妇的样子，精神饱满地继续从事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