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当他们的蜜月期结束之后，萧红很快发现，萧军很有些“色”，在他们不到两年的同居生活中，仅萧红感觉到的就有敏子、汪林、程女士三个女人和萧军有暧昧关系。其中程女士后来在萧红死后在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了萧红所不知道的一些事。程女士，原名陈丽娟，笔名陈涓，宁波人，从上海来到哈尔滨寻亲，在朋友家中认识了萧军，之后没几天就来到萧红、萧军居住的商市街拜访。萧红回忆说，程女士很漂亮，很素净，不施粉黛，直发垂肩，十分清新可爱，就连萧红当时都很喜欢她，但此后程女士就经常来，后来萧红发现她和萧军之间还互相写信，于是她就开始有所怀疑。而果如萧红所怀疑的那样，程女士后来在报上以一狷的笔名发表了一篇回忆和萧军之间的暧昧之事，她回忆说，有一次去萧军家，房东的女儿对她说：“你不要和他再亲近吧，有人妒忌你呢！”她也感觉到了萧红不大友好的态度，于是主动疏远了。而当她要回南方前来告别时，萧军忽然悄悄塞给她一封信，里面除了信件之外，还有一个干枯的玫瑰花瓣。后来，萧军还吻了她。
自然，除了这些情情爱爱的事外，更主要的还是他们在一些政治上志同道合。“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半年时间，日本迅速占领了东三省。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立前清废帝溥仪为皇帝。萧军、萧红当时和许多爱国志士常有来往，其中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人，也有激进分子，还有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他们经常聚会的地点是画家冯咏秋的住处，这处房子的窗外开满了牵牛花，他们就称之为“牵牛房”，萧红很喜欢这段时光，她说这是她为数不多的“几个欢乐的日子”。当时，罗烽、金剑啸等人组织了一次“维纳斯助赈画展”，用义卖的款子救助灾民，萧红也为这次画展画了两幅小粉笔画，一幅是两根胡萝卜，一幅画的是萧军的一双破鞋和两个杠子头，所谓杠子头也就是山东硬面火烧。这次画展很成功，《哈尔滨五日画刊》还特意为这次画展发行了一个专号，萧军和方未艾写了很多画评。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星星剧团”，罗烽负责事务性工作，金剑啸担任导演和舞美设计，萧军、舒群、萧红、白朗、刘毓海、徐志等人担任演员，但尽管他们都很认真地排练，却始终没有条件公演，最后日本人在外面大搜捕，徐志突然失踪，剧团也因而解散。
但此时他们仍然一穷二白，整日除了那一点热情之外，剩下的还是为柴米油盐发愁。直到金剑啸开办了一个天马广告社，萧红才算有了一个当助手的机会，她认真地刻钢板、画插图、抄写，但此时他们也不失时机地出版油印小报《东北民众报》，鼓励抗日，整套的刻印工具就藏在萧红家中的柴火堆里。
此时，萧军也有了一个重返《国际协报》的机会。裴馨园由于发表批评哈尔滨市政当局的杂文而被革职，方未艾接任主编，于是萧军重新开始为《国际协报》撰稿。而萧军此刻鼓励萧红也来撰写文章，萧红其先很怕自己不行，不敢投稿，但萧军和朋友们始终支持她，都认为她是有写作天赋的。于是，1932年底，当《国际协报》要出版一期“新年征文”的特刊时，萧红写下第一个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由此，萧红大受鼓舞，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先后写下《弃儿》、《看风筝》、《腿上的绷带》等作品，投寄到长春的《大同报》副刊《大同俱乐部》和《哈尔滨公报》副刊《公田》，这时，她的笔名是“悄吟”。1933年8月，罗烽和金剑啸通过萧军的旧日同学陈华的关系，在《大同报》上创办了一个文艺副刊《夜哨》。金剑啸负责画刊头，萧军腐负责约稿，陈华负责编辑。此后，《夜哨》每期都有萧红的文章发表，她在此刊上先后发表了《两只青蛙》、《哑老人》、《夜风》、《清晨的马路上》、《渺茫中》、《烦扰的一日》，以及诗作《八月天》。但《夜哨》明显具有左翼倾向，因而不久就被迫停刊，而陈华也失踪了。这之后，罗烽、让白朗在《国际协报》又创办了又一个文艺副刊，刊名就叫《文艺》。白朗以特约记者的名义，每月给萧军和萧红每人二十块哈尔滨大洋，此时，萧红已经是副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有了这四十块钱两人的日子也稍微好转了些。
而对萧红、萧军来说，在牵牛房的岁月里，最可纪念的就是《跋涉》的出版。《跋涉》虽然是萧红和萧军两人的合集，但却可以说是当时这些有志者集体的结晶，因为这本书是自费出版的，萧红和萧军的朋友们自由认股资助，一般是每人出5元，而舒群则将积攒了许久用来补贴家用的30元钱全给了他们，这笔钱本来已经送给了父亲，但他得知他们要出书后又从父亲手中要了回来，然后给了萧军。在印刷厂出小册子这一天，萧红和萧军先吃了一顿外国包子，还要了两杯伏特加，两人互相祝贺。而在《跋涉》装订成册的时候，赶上中秋节，工人放假三天，两人不愿耽搁时间，于是就到印刷厂请了排字师傅，然后他们两人在诺大的厂房里亲自动手装订，忙了一整天，两人装订了一百册，然后萧军雇了一辆斗车，把这些小册子全部装到车上，再拉回家，萧红则骄傲地坐在车上，在黄昏的斜阳中一起回家。当晚，在两人的家中，聚集了许多朋友，大家人手一册，兴高采烈的谈论着。
但紧接下来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几天后，这本书被禁止发售了。
原来，有消息说，日本人看到了这本书，于是日本宪兵队正在没收此书，而且很可能要抓人。这让两人顿时紧张起来，他们急忙把家中任何违法的东西都销毁掉，许多违禁的书都投入火炉，连高尔基的照片也烧掉了。此时，也就是剧团徐志等人失踪的前后，因而剧团中经常传来各种各样的消息，不是说这个被抓，就是那个逃走，因而萧红和萧军很紧张，连上街都提心吊胆，总是担心街上随时可能会出现宪兵队，回到家时又仔细察看窗户、门等是否有被开过的痕迹。偏偏此时，房东又接到一封黑信，说萧军要绑架他们的儿子，结果萧军的学生也不敢来了。
此时，罗烽、白朗等人也接到组织的命令，让他们尽快离开哈尔滨，舒群也已经去了青岛，于是，大家开始准备离开东北。萧红开始变卖他们那点可怜的家产，其实也不过就是些破被子、旧暖瓶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小锅，小红后来回忆道：“小锅第二天早晨又用它烧一次饭吃，这是最后的一次。我伤心，明天它就要离开我们到别人家去了！永远不会再遇见，我们的小锅，没有钱买米的时候，我们用它盛着开水来喝；有米太少的时候，就用它煮稀饭给我们吃。现在它要去了！共患难的小锅呀！与我们别开，伤心不伤心……留恋没有用。都卖掉了，卖空了！空了……”
1934年6月12日，萧军和萧红终于乘火车离开哈尔滨，次日到达大连。然后他们在朋友家里住了两天，再搭乘日本轮船“大连丸”号，前往青岛。
到达青岛后的第二天就是端午节，也就是萧宏的生日，但23岁的萧红却有开始了流浪。舒群为他们租了一个房子，这是一栋用石头垒的二层小楼，这里依山靠海，倒是环境优雅。之后，舒群又帮助萧军、萧红联系了一份工作，在《青岛晨报》担任副刊主编，萧红则主编《新女性周刊》，这倒算是两人都有了一份正式工作。
这段时间里，萧军和萧红过的还算安稳，除了收入仍然不多外，其他的倒也不错，两人整日忙的都是报社和自己的稿子。有一天，萧军和荒岛书店的老板孙乐文闲聊，孙乐文就说起他在上海内山书店中曾见到过鲁迅，萧军忽然就起了一个念头：能不能给鲁迅写封信呢？他就问孙乐文如果把信寄到内山书店，鲁迅能否收到呢？孙乐文说可以试一试，并建议回信地址就用他的荒岛书店，以免引起什么麻烦。萧军回去后就写了封信，然后发出，但他不确定鲁迅能否收到。而让萧军感到惊喜地是，不久他就收到了鲁迅的回信：
刘军先生：
给我的信是收到的。徐玉诺的名字我很熟，但好像没有见过人，因为他是做诗的，我却不留心诗，所以未必会见面。现在久不见他的作品，不知到哪里去了？
来信的两个问题的答复：
一、不必问现在要什么。只要问自己能做什么。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如果作者是斗争者，那么无论他写什么，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斗争的。就是写咖啡馆跳舞场吧，少爷们和革命者的作品，也决不会一样。
二、我可以看一看的，但恐怕没有功夫和本领来批评。稿子可以寄“上海，北京四川路底，内山书店转，周豫才收”。最好是挂号，以免遗失。
我的那一本《野草》，技术并不算坏，但心情太颓唐了，因为那是我碰了许多钉子之后写出来的。我希望你脱离这种颓唐心情的影响。
专此布复，即颂
时绥
迅上
十月九夜
读着鲁迅的回信，萧军和萧红异常兴奋，他们随即把萧红的《生死场》原稿和《跋涉》一起邮给了鲁迅，同时还附上了两人的合影照片。
而就在萧军和萧红沉浸在鲁迅回信所带来的喜悦中时，《青岛晨报》却出事了，在中秋节晚上，舒群夫妇被捕，还有他们的妻兄和妻弟。不久，孙乐文通知萧军，报社不得不关闭了，他将出面同报主和印刷厂方面洽谈结束报刊事宜。不久，孙乐文又找到萧军，给了他40元钱，然后让他在次日就转移，尽快离开青岛，此时，萧军和萧红才知道，孙乐文原来是中共地下党。萧军回家后立即给鲁迅去了一封信，告知不要再往青岛来信了。
但直到11月1日，萧红、萧军、梅林才买的船票，很巧，这次搭乘的又是日本的“大连丸”号，只不过，这一次，他们又降了一等，住的是四等舱，和咸鱼、粉条等杂货挤在一道，离开了青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