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一个王朝初建时，皇帝往往不仅自己崇奉佛教、道教，并且召开庞大的法会等，以确立权威，收揽人心。同时，宗教方面也希望尽早接近新登场的统治者，得到庇护。因此，在一个王朝初建时，政治与宗教的关系特别密切，史籍中也有许多关于道、佛两教的记载。宋代亦不例外。然而，迄今尚未见论述宋初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论文。在拙著《宋朝的太祖和太宗———变革时期的帝王》中，虽概述了宋初政治状况，但未涉及当时的宗教状况及宗教政策。 拙著仅提及在后世称为“千古疑案”的太祖与太宗帝位传承事件中道士所起的作用，以及太宗晚年留意黄老之道的事。其后，在研究宋代佛教社会史时，虽曾论及宋初的宗教政策，却未曾检讨包括道教在内的全部宗教政策。因此，本文欲综合诸文所及，通过考察宋太祖、太宗两朝政治与道、佛二教的关系，阐明宗教在宋朝建立过程中的作用。记述这一时期佛教史的，主要是南宋末年的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卷四三《法运通塞志》第１７１１０部分，为免烦赘，以下在引用此书时，省其卷数。
一、即位前的太祖和佛僧
身为后唐禁军将领之子的赵匡胤，即后来的宋太祖，在后汉时曾离开双亲，漫游四方，以寻求主公。在后世的记载中，有不少关于他这一段生活的轶闻趣事。其中，还有一些他会见佛僧并获得帮助的记载。《宋史》卷一载，汉初漫游时，太祖曾投宿于襄阳的僧寺，有老僧善术数，对太祖说：“吾厚赆汝，北往则有遇矣。”太祖遂北行，投入征讨李守贞的枢密使郭威幕下。这段记载无疑出自宋代笔记，但具体出处不明。
第二件事见载于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一：太祖微时，游渭州潘原县，过泾州长武镇。寺僧守严者，异其骨相，阴使画工图于寺壁。后入洛阳，枕长寿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础昼寝，有藏经院主僧见赤蛇出入其鼻中，异之，待其醒后，僧问其所向，云：“欲见柴太尉于澶州，无以为资。”主僧遂赠其驴子与钱币。太祖即位后，召见该主僧，欲官之，僧辞，乃以为天下都僧录，归洛。今长寿殿中有僧画像。《佛祖统纪》亦载此事，注出《杨文公谈苑》。
第三件事，见载于李廌《师友谈记》等书所载苏东坡谈话。 五代时，有僧某，著庵道旁，艺蔬丐钱。一日昼寝，梦一金色黄龙，食所艺莴苣数畦。僧惊寤，且曰必有异人至。已而见一伟丈夫，于所梦之所，取莴苣食之。僧视其状貌凛然，遂摄衣延之，馈食甚勤。临别，又赠钱数贯，且嘱曰：“公他日得志，愿为老僧只于此地建一大寺。”伟丈夫即宋太祖。既即位，遂为僧建一寺，赐名普安。都人称为道者院。这是元祐八年（１０９３）在普安院送别知庆州范河中（即范子奇，字中济）时，东坡告知李廌的。中华书局排印本《苏轼诗集》即有此次的送别诗。 普安院，俗称道者院，位于汴京城西金明池西侧，在北宋时是很繁华的寺院。
上述三事的共同点是，均讲微时的太祖在漫游四方时见到佛僧，佛僧预见其将成大器并予援助。但故事的内容与因果报应的佛教说教无关，又非佛教典籍所载，乃出自俗人所著的所谓外典。同时，这些故事也并非以佛教宣传为目的而创作的。故事似非事实，但由此至少可以推测，即位前的太祖常与佛僧交往。
此外，《佛祖统纪》引《杨文公谈苑》载，后晋开运年间，宋州异僧曾预言，不出二十年，该地定会出帝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载，五代战乱，生民涂地，有一僧曰：“欲望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太祖统一天下后，人皆谓系定光佛后身。还有，《佛祖统纪》引《蔡氏笔谈》载，麻衣和尚曰：“辰申之间，有真主兴起，佛法也将大兴。”其后，太祖于庚申年正月甲辰获禅让，即其应报。这些预言太祖即位者也是异僧、神僧。除太祖自己外，预言宋朝出现而又广为人知的，是梁代神僧宝志的谶记。宋朝建国前，民间有得“梁志公铜牌记”者，云：“有一真人起冀州，开口张弓在左边，子子孙孙保永年。”因此，江南国（南唐）王李氏名其子曰弘冀，吴越国钱氏诸子皆连“弘”字，而当其讳者乃宋太祖之父赵弘殷。此段记载，出于江少虞《皇朝类苑》卷四七引《杨文公谈苑》，又见于《佛祖统纪》引赵普《皇朝龙飞记》。饶有趣味的是，“有一真人起冀州，开口张弓在左边”的谶语，被载入近代通行的“推背图”第四十一象及第四十八象。追溯其源，应是在南宋时已被载入“推背图”。岳珂《桯史》卷一载：“唐李淳风作《推背图》。五季之乱，王侯崛起，人有悻心，故其学益炽。‘开口张弓’之谶，吴越至以遍名其子，而不知兆昭武基命之烈也。宋兴受命之符，尤为著名。”北宋初期被视为志公之谶的预言，其后却编入了《推背图》。上述种种预言，表明了佛教方面对宋朝的期待。
太祖即位时，也得到佛僧帮助。９６０年正月，接报契丹入侵而出兵，在陈桥驿禁军将士们拥立太祖为帝时，其母杜太后等家人在开封城内的定力院举办佛事，祈求太祖平安。兵变消息传来，官府搜及定力院，赖寺僧机敏，太祖家人才幸免于难。定力院位于大内前的州桥东街巷，建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９２８）。据传寺内有宣祖（太祖之父）、杜太后及太祖的画像，与赵氏一家关系极深。 此事是宋代的著名故事，见载于多种笔记中，如《杨文公谈苑》、陶谷《清异录》卷一、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五。
显示与佛僧有关的故事很多，与此相反，却找不出太祖与道士有关系的故事。仅魏泰《东轩笔录》卷一、《邵氏闻见录》卷七载，陈抟闻太祖即位，大笑曰：“天下于是定矣。”但如后所述，陈抟一次也未应允太祖之召见，对太祖采取了冷淡的态度。这就是说，太祖即位前与道教接触极少，与太宗大不相同。
要之，据宋代笔记所载，太祖早就和佛僧有交往，得到他们支持，成为他们期待和欢迎的天子。因是逸事，故并非史实，有可能是后来编造的故事。然而，竟有如此多的与佛僧有关的逸事，在宋代或北宋流传，不能不说是引人注目的。这表明太祖与佛教关系密切，佛教界支持这位维护佛教的好天子。那么，太祖即位后的宗教政策，是如何对待佛教的呢？
二、太祖的宗教政策
毋庸赘言，佛教界欢迎和支持太祖登基，是出于对周世宗废佛政策的反感，期待太祖复兴佛教。周世宗的废佛政策，大致包括下列三项内容：（１）废毁无额寺院；（２）限制出家为僧尼；（３）销毁铜像等供养物。施行于显德二年（９５５）。佛教方面称为“三武一宗”的法难之一。但是，这实际上并非全面废佛，只是整顿多余的僧尼和寺院，并进而整肃佛教教团。 上述三项政策中，最招致佛教方面反感的，是第三项：销毁佛像，改铸铜钱。据传，周世宗因亲自用斧砍坏镇州大悲像胸部，结果遭到报应，在北征途中胸部生疽而突逝。《佛祖统纪》载，目睹这一事件的宋太祖和太宗，对神僧麻衣和尚说：“今毁佛法，大非社稷之福。”
果然，太祖的佛教政策，是朝着缓和世宗废佛政策的方向前进的。太祖即位伊始，即沿袭唐代以来的成例，将其诞生日二月十六日定为长春节，在汴京大相国寺开设祝寿道场，百官赴此行香，天子赐宴。 作为天子的恩惠，在当日普度童行八千人。所谓普度，即无须试验而允许童行剃度。当时，两京及诸州的僧尼，有六万七千四百三人。 将此数与周世宗废佛时允许存留的僧尼数六万一千二百人比较，五年间至少增加了六千二百人。由此看来，此次普度八千人，在当时是极大的恩典。而且，据说此后每年普度一千人，总共又普度了八千人。 僧尼的数量，由此大增。
关于第二项废毁无额寺院，建隆元年二年，太祖即位之初，便允许因显德二年令而废毁的寺院中，在灵境古迹而又未毁坏的寺院，可以存留。同年六月辛卯德音云：
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
这虽缓和了二年的措施，但并未全面撤销废毁令。然而，《佛祖统纪》仅记载：“诏诸路寺院，经显德二年当废未毁者听存。”“停废者勿复置”六字被删除了。紧接这段记载，有撰者志磐赞云：“太祖？ ？初登大宝，便下复兴之诏，有道之君，必隆佛教。”歪曲事实，把宋太祖打扮成护教者，以显示奉佛乃宋朝祖宗之法，这就是撰者的意图。
太祖并未全面撤销废佛令，同样，也未撤销铜像销毁令。《佛祖统纪》紧接上文载：“应已毁寺院佛像，可移置存留。故民间所藏佛像，渐次出世。”这是允许保留废毁寺院的铜像，与禁铜令并无直接关系。关于存留铜像的决定，乃是七年后的乾德五年七月丁酉做出的。《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三载有当时之诏敕《存留铜像诏》：
禁铜以来，天下多辇佛像赴京销毁。顾惟佛教，民所瞻仰，忽从镕废，有异修崇。应诸道州府有铜像处，依旧存留。此后不得以铜为像。
此诏允许保留现存铜像，但却禁止新造，所以仍然只是废佛令的部分缓和。其后，太平兴国二年（９７７），从无禁铜令的征服地区江南，也适用这道诏令，“除寺观先有道佛像、钟、磬、铙钹、相轮、火珠、轮（铃）铎及人家常用铜鉴外，民间所蓄铜器悉送官，给钱偿之。敢有匿而不闻者，论如律”。 这一诏令，与显德二年的禁铜令大致相同，只是加入了佛像作为例外的铜器。大约是由于乾德五年诏令，才加入了“佛像”的。直到南宋，禁铜令依然有效，仍然允许保留寺观的佛像、钟、磬、铙钹等，全面继承了宋初的法令。
由此看来，太祖的佛教政策确实是朝着缓和周世宗废佛令的方向发展，但并非如佛教史籍所载“全面复兴”、无条件的“复寺立像”。宋初的赞宁即明言，宋代的僧籍制度是沿用显德条贯的。
不仅如此，到太祖晚年的开宝年间，反而出现了各种限制宗教的统制政策。首先，开宝三年（９７０）十月甲午，诏开封府规定士庶之家丧葬不得用僧道威仪前引。 紧接着，在开宝五六年间，相继发布了许多关系宗教的禁令。其开端便是开宝五年正月丁酉的“禁以铁铸佛像诏”，禁止毁农器造佛像。 这是禁铜令后的一个重要诏令，《佛祖统纪》等佛教史籍却未载。
招致佛教方面反抗的，是同年二月禁止尼众在僧寺受戒的规定。此即《宋大诏令集》卷二二三《禁尼与僧统摄诏》，亦载于《宋会要·道释》二之一。发布年月，前者作正月乙卯，后者作二月，《长编》作二月己卯。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二也节录了此禁令。其文如下：
男女有别，著在礼经。僧尼无间，实紊教法。自今应两京及诸道州府，尼有合度者，只许于本寺趣坛受戒，令尼大德主之。其尼院公事，大者申送所在长吏鞫断，小者委逐寺三纲区分，无得与僧司更相统摄。如违，重置其罪。
《大宋僧史略》（下称《僧史略》）卷上《尼得戒由》，亦提及此事，并声讨说：“护法之士宜奏乞依旧行事，以免法灭遄速。”《佛祖统纪》亦载：“廷议惟欲分别僧尼，不知尼女受戒须依大僧，无置坛自受之律。此虽可救一时弊，但不可为法。今则不复用矣。”由于佛教方面反对，到南宋时似已撤销此令。
同时，取缔诸法会上男女混杂情况的《禁灌顶道场、水陆斋会夜集士女诏》公布了。此诏《宋大诏令集》系于开宝八年四月丁酉，《佛祖统纪》系于五年，《长编》则作六年四月丁酉。《佛祖统纪》对此诏未加评论，可能是这禁令发布后无多大效果，故以为无必要反对吧。
开宝六年出台的重要佛教政策，是四月甲申朔规定度僧数额。《长编》卷一四载：“限诸州度僧额。僧帐及百人者，每岁度一人，仍度有经业者。”《宋大诏令集》全录此诏，《宋会要·道释》一之一四则记有更详细的施行细则。如前所述，国初曾普度八千人，而当时僧尼数目是六万一千二百人，平均约八千人便许普度一人。与之相比，此次诏令是相当严格的度僧限制。以各州的僧尼总数为基准核定度僧数，这种新方法也引人注目。但《佛祖统纪》却未载此事。相反，《佛祖统纪》大书的，却是开宝五年定朝堂班位为僧先道后之事。此事见载于《僧史略》卷中《僧道班位》，作为宋初置佛教于道教之上的证据，受到佛教徒特别的重视。南宋初年，法道等人为将此祖宗之法昭示天下，重刊了《僧史略》。 但《僧史略》并未标名确定班位的日期，故《佛祖统纪》有何根据将此事置于开宝五年，尚不甚明了。
有关太祖朝宗教政策的记事，即使在一般史籍中，占压倒多数的也是关于佛教的。当时，佛教教团的势力超过道教，和朝廷的关系也极为密切。太祖朝的重臣，也是酷信佛教者多。 太祖自己在晚年亦信佛教，据《长编》卷一七等记载，开宝九年三月行幸洛阳时，太祖曾幸龙门广化寺，开无畏三藏塔，瞻仰其真像。他返回京城后，抄写《金刚经》并常诵读，曾被入来奏事的宰相赵普看到。太祖云：勿泄于甲胄之士。如有见朕读书者，就说朕读兵书。
太祖也并非与道教毫无关系。开宝二年闰五月壬申，太祖北征归来，在镇州召见道士苏澄，厚赐之。 也在开宝五年，与佛教同样，对道教纲纪也提出了整顿措施。其一是闰二月戊午，“禁道士寄褐及私度人为道士”。《长编》卷一三的记事极其简略，诏文见载于《宋大诏令集》与《宋朝事实》卷七，有关禁令发布的详情见载于《燕翼诒谋录》卷二。道士皆有妻孥，虽居宫观，而嫁娶生子与俗人无异。奉其教而诵经，则曰“道士”；不奉其教不诵经，惟假其冠服，则曰“寄褐”，皆游惰无所业者。亦有凶岁无所给食，假寄褐之名，挈家以入者，大抵主首之亲故也。为正肃道观混乱之风纪，诏曰：“末俗窃服冠裳，号为‘寄褐’，杂居宫观者，一切禁断。道士不得畜养妻孥，已有家者，遣出外居止。今后不许私度。须本师、知观同诣长吏陈牒，给公凭，违者捕系抵罪。”由此，道士得度也与僧尼是同样手续了。同年十月癸卯，诏功德使与左街道录刘若拙，集京师道士试验，其学业未至而不修饰者，皆斥之。
上述两项措施，是从未实行过的对道教教团的国家统制，与实施于佛教者一样，故其在宗教政策上意义重大。据《燕翼诒谋录》，禁止寄褐等后，宫观不许停著妇女，亦无寄食者矣。而道士之兄弟、父子、孙侄犹依凭以居，不肯去也，名曰“亲属”。大中祥符二年（１００９）二月庚子，真宗皇帝诏道士不得以亲属住宫观，犯者严惩之。自后始与僧同其禁约矣。
此外，《长编》卷一三载，开宝五年九月，禁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十一月癸亥，禁释、道私习天文、地理。由于实施了包括以净化宗教界、强化国家统制为目的政策在内的一系列政策，宋朝在建国后十二年，终于稳固了国家基础，在统治方面显示出自信心在加强。但此后三年，太祖即猝死。
太祖的佛教文化事业中值得大书特书者，乃是开宝四年派遣高品张从信去益州（成都），开雕最古的木版大藏经，即“开宝藏”。对此，《北山录》、《佛祖统纪》、《释氏稽古录》等佛教史籍均有记载，其残卷日中两国合计现存八卷。 据记载，该项工作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９８３）完成并进上。从现存经卷的刊记看，始于开宝五年，至开宝八年已完成大部分雕版。版本进上之迟，应是太宗初年政变的影响。
三、太宗的即位与道教
围绕着开宝九年（９７６）十月十九日到二十一日太祖猝死与其弟太宗即位之事，在宋朝当时就有许多臆测，其真相成为无法明了的千古疑案。 李焘在撰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对史料的取舍煞费苦心，加了一个异常长的注释，说明史料选择的理由。该书最先采用的，是玉帝辅臣黑杀将军降语的故事：
有神降于盩厔县（今属陕西）民张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号黑杀将军，玉帝之辅也。”守真每斋戒祈请，神必降室中，风肃然，声若婴儿，独守真能晓之，所言祸福多验。守真遂为道士。上（太祖）不豫，驿召守真至阙下。壬子（十月十九日），命内侍王继恩就建隆观设黄箓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宫阙已成，玉锁开。晋王有仁心。”言讫不复降。
注云：“此据《国史·符瑞志》，稍增以杨亿《谈苑》。《谈苑》又云：‘太祖闻守真言以为妖，将加诛，会晏驾。’恐不然也，今不取。”宋初国史，有王旦监修的《两朝国史》１２０卷，大中祥符元年（１００８）进上；吕夷简等修的《三朝国史》１５０卷，天圣八年（１０３０）成书；后者有《符瑞志》。 杨亿《谈苑》即《杨文公谈苑》，乃集杨亿平日对门人所语而成，原有１５卷，门人黄鉴纂修；宋庠削其重复，整理为２１目。原书虽已亡佚，但其中有关五代宋初政治、宗教的重要史料多被诸书引用；特别是《皇朝类苑》，引用达数十条，这个降神的故事，见于该书卷四四《黑杀将军》。记述此故事的，还有王钦若奉真宗之敕编集的《翊圣保德传》三卷。 该书于大中祥符九年（１０１６）进上。以上三书的记述有出入，仅据编纂年代之先后，很难判断其因果关系。
这一天神降语故事，对太宗继承帝位的正当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表明了其后朝廷崇奉天神的事实。此事发生后半年，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修建了祀奉天神的终南山北帝宫，命名为上清太平宫；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壬戌，从道士张守真之请，封天神为翊圣将军。张守真亦获赐紫衣，号崇元大师，常被召入宫廷。 这一事件表明，道教方面借助太宗扩大了势力，特别是组成了楼观派。
的确，张守真是传达“天神降语”的有功之臣，但还有一位参与者，即宦官王继恩，也不能不予重视。他在建隆观开设黄箓醮，为天神降语提供了舞台。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载，太祖去世后，宋皇后命继恩召皇子德芳，继恩以太祖传国晋王之志素定，乃不诣德芳，径赴晋邸，催促踌躇的晋王来到宫廷。《长编》采用了这一记事。《长编》卷四一，至道三年（９９７）五月甲戌条载：“太宗之继位也，继恩有力焉，太宗以为忠，自是宠遇莫比。”《长编》明确记载，王继恩得宠是因为即位时的功劳。《宋史》卷四六六本传的记载比《长编》更明白：“继恩中夜驰诣府邸，请太宗入，太宗忠之，自是宠遇莫比。”本传将他视为太宗即位的有功之臣。他在整个太宗朝受到宠遇，与朝臣相结，势力大张。至道三年（９９７）三月，太宗不豫，他与参知政事李昌龄、知制诰胡旦等人合谋，企图拥立已被废的太宗长子楚王元佐，被发觉后，三人获罪，继恩被流放均州，家产籍没。据《长编》注，三人的罪状，《实录》、《国史》并不明著，盖当时有所讳避，不得不然。事实上，《宋史》本传提及其罪状，只云：“及真宗初，继恩益豪横”，未言及拥立楚王之事。《长编》注中所谓“有所讳避”，是指与王继恩息息相关的重臣当时还有不少在朝廷。两年后的咸平二年（９９９），他卒于贬所，遣使将其家属还京师，假官舍处之。咸平四年，听归葬。大中祥符三年（１０１０），特诏追复官爵，以白金千两赐其家。至此，完全恢复了他的名誉。
在记述天神降语故事的上述三种史籍中，出现王继恩之名的，是在他恢复名誉后编纂的《翊圣传》和《国史·符瑞志》。《谈苑》中无其名，大约杨亿谈那些话时，继恩尚在贬谪中。咸平三年（１０００）六月十二日立石的《宋传应大法师（张守真）行状》中，未出现王继恩之事，是理所当然的。由此看来，“天神降语”的故事，是宦官王继恩为拥立太宗而利用道教编造出来的；可以想见，在其背后有太宗的旨意。
预言太宗登极的，不只是黑杀将军。开宝末，晋王的亲信诣西边市马，还，宿于（甘肃）宁州真宁县的要册神祠，梦神人语之曰：“晋王已即位矣，汝可倍道还都。”使者至长安，果闻太祖升遐。第二年———太平兴国二年闰七月（《长编》作：七月癸亥），封其神普济王为显圣王，增饰庙宇，春秋奉祠，仍立碑纪其事。
《翊德保圣传》载，乾德中，太宗在晋邸，闻真君灵应，遣近侍赴北帝宫斋醮。使者斋戒焚香祷告，云晋王久仰真君灵异，欲增修殿宇。真君云：“将来太平君主宋朝第二王将修建上清太平宫。”“此宫观上天已定下修建年月，今非其时。”使者回报，晋王大惊，遂息增建之念。由此看来，太宗自晋王时起，便与道教有很深的关系。
作为太祖之弟，他在宋朝建立的第二年任开封府尹，开宝六年封晋王，朝会排班位于宰相之上，已是天下第二人的地位。因此，在其府邸即晋邸，聚集了许多文武人才。《长编》、《宋史》等书中，服侍于晋邸者的传很多，据蒋复璁考证，其数达六十六人之多；他们在太宗即位后受到信任，位至高官者不少。
晋邸幕僚之一的程德玄，与习天文三式之学的方士马韶友善。开宝中，太宗以晋王尹京邑，时朝廷申严私习天文之禁，德玄每戒马韶不令及门。开宝九年十月十九日既夕，马韶造访德玄，告知他：“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为天子之日）也。”仅此一例，便可知晋邸幕僚中颇有与方士亲善者。
在晋邸时代，太宗还因医病接触过道士。开宝五年他患病时，医官刘干与道士马应曾进行治疗，建隆观道士王怀隐也在那时“侍以汤剂”。上述的程德玄，也是因善医术而被晋王召见，得到信任的。大约是因为生病的缘故，太宗自此时起即关心医学，收藏有名方千余首。即位后，他即下诏翰林医官院，命献上各自所藏经验方，令王怀隐编集为《太平圣惠方》一百卷。 如此关心医学，故太宗与精通医术的道士们接触，可视为与道教的接纳。另一方面，不像太祖那样，有讲述他与神僧关系的故事，其幕僚中也未见太祖身边那种酷信佛教者。由此可以推断，与太祖宫廷浓厚的奉佛气氛相反，晋邸是为道教氛围所环绕。如前述拙著所云，太祖和太宗是不同类型的亲兄弟，二人性格各异。在与宗教的关系中也可看出不同，这是引人注目的。
四、太宗的道教政策
太宗即位时道教徒的支持，晋邸时代的道教氛围，也反映到即位后的宗教政策上，采取了太祖时期所未见的优待道教政策。
其一，营造道观。除上述的上清太平宫外，重要的尚有太一宫和上清宫。太平兴国六年（９８１）十月甲午，苏州兴建祀奉五福太一神的太一宫；八年五月，从司天春官正楚芝兰上言，移建于汴京东南部的苏村，十一月已未落成。这座近一百区的大道宫，因其后又营造了西太一宫、中太一宫，故称为东太一宫。 上清宫的营造，始于端拱元年（９８８）二月，由于工程进展不利，反对意见增多，一度被迫中止；太宗乃复出晋邸时所贮旧金银器，以数万两鬻于市，以给工钱旋其役，终于在至道元年（９９５）正月丙辰（宋敏求《东京记》作八月）完成。其规模大过太一宫，总千二百四十二区，《儒林公议》卷上云：“殿塔排空，金碧照耀”。这座宫观于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十月失火烧毁，神宗朝由灵惠大师王太初再建。
其二，征召道士。太宗一即位，首先应召的是陈抟。 陈抟字图南，后唐长兴中科举落第，遂不仕宦，游于山水间，隐于武当山九室岭二十余年，又徒居华山云台。显德二年（９５５）被后周世宗召至宫中，留居月余，好黄白之术的世宗询问飞升黄白之术，他答云：“陛下当专心于政治，不宜留意此术。”世宗欲任为谏议大夫，他固辞归山。其后，他对太祖的征召一次也未回应；太宗一即位，他马上下山进京。对于此次进京，在其各传记中均有记载。《长编》卷二五乃追记：“上之即位也，召华山隐士陈抟入见”；卷一七开宝九年十月甲寅至该年年末，无此记事。如后所述，《长编》这一时期的记事脱漏颇多。陈抟于太平兴国九年十月再次被迎至宫廷，益加重礼，赐号希夷先生，太宗屡与属和诗篇；留京都数月遣还。归山后的第二年雍熙二年（９８５）死去，据说享年百十八岁。
与陈抟齐名的著名道士丁少微，也在太平兴国三年四月应召赴朝廷，献上金丹、巨胜、南芝、玄芝等。他隐居于华山潼谷，与陈抟居处很近；但与陈抟嗜酒放旷相反，少微遵守礼仪，崇尚清洁。两人因性格各异，故未来往过。他也活了百余岁。比陈抟早三年，卒于太平兴国七年。
据《宋史·方技传》，被太宗召见的道士还有赵自然和柴通玄。自陈抟处得授《先天图》而又传授给穆修的种放，也在淳化三年（９９２）被召，也以病辞，太宗嘉其高节，命京兆府岁时存问。如此大张旗鼓地征召道士，在太祖时期是没有的，表明了太宗对道教的重视。
其三，收集道教典籍。从端拱二年（９８９）到淳化二年（９９１），太宗收集道书，得七千余卷，命徐铉等雠校，去其重复，裁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 这是真宗朝编纂道藏的先声。 正如孙克宽所指出的，由于太宗实施的诸种政策，宋代道教始于太宗朝，为真宗朝的隆盛期做了充分的准备。
还有，太宗自己爱读《老子》，好黄老之道。据《长编》等书所载，太宗经常与宰相、近侍所谈的话，不仅是关乎国政的公事，而且也涉及平时的生活信条和回忆等，从中可以看出其人情味，这是意味深长的。前面提及的拙著，已经运用那些史料描述了太宗的人品。 特别指出他经常引用《老子》之语，晚年以其思想为政治的指导方针。淳化四年闰十月丙午，他对宰相说：“清静致治，黄老之深旨也。夫万务自有为以至于无为。无为之道，朕当力行之。”太宗还尝对左右说：“大凡帝王举动，贵其自然。”又教导寿王元侃（即后来的真宗）说：“夫政教之设，在乎得人心而不扰之尔。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诚信，不扰之无如镇之以清静。”他更著有《逍遥咏》十一卷，将老庄思想表现于诗中，端拱二年十一月，命僧录京城义学文章僧可升等笺注，入藏颁行。 虽然此书入佛藏，但正如书名所示，实际上是依据《庄子·逍遥篇》阐明其道的。
如前所述，太宗对道教及老庄的喜好，始于晋邸时代；但在与契丹交战而失败，自己也负伤，厌战情绪增强后，特别显著。他对近臣述说心怀道：“朕读《老子》，至‘兵者，不祥之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尝不三复以为规戒。”
五、太宗的佛教政策
太宗对于佛教，是否就冷淡呢？并非如此。太宗比太祖时期更积极地推进优待佛教政策。其表现之一是普度，太宗朝在太平兴国元年（９７６）、七年（９８２）、雍熙三年（９８６）实施了三次。史籍所载，则次数各异，故有必要加以考辨。其一，同时代的赞宁《僧史略》卷下《临坛法》载：
我大宋太平兴国元年及七年，度僧一十七万有余，自古无比。缁徒之炽在兹矣。
《僧史略》所载，仅太平兴国元年及七年两次。《佛祖统纪》太平兴国元年条载：“诏普度天下童子，凡十七万人。”注出《国朝会要》。被视作北宋初年人的慧宝《北山录》卷一〇《外信篇》亦注云：“太宗初登极，度天下系帐童子出家。”因此，太宗与太祖一样，即位伊始，即行普度，确系事实。但今本《宋会要辑稿》不载此事，《长编》等史书亦不载。如前所述，这一年陈抟进京事，这些史书亦未记载。《长编》等书对太宗即位之年，严格讲是十月二十一日以后的记事，脱漏颇多。此次普度的记事，为佛教史籍可补一般史书之缺的罕有之例。其发布月日不明，不知是即位后的十月乙卯还是改元后的十二月甲寅。
关于第二次太平兴国七年的普度，《长编》卷二二、《宋会要·道释》一之一四、《宋朝事实》卷七、《宋史》卷四等一般史书，《佛祖统纪》等佛教史籍，均有记载，问题不大。谨录《长编》九月己巳朔条记事如下：
诏曰：朕方降教法，用福邦家。眷言求度之人，颇限有司之制，俾申素愿，式表殊恩。应先系籍童行、长发，并特许剃度，自今勿以为例。
这是具有以兴隆佛法来获取国家安宁的明确政治目的的，故予佛教徒以特别恩典。所谓童行，乃指虽已出家修行但未得度为沙弥者；长发乃女性童行，亦称尼童。《宋会要》、《宋史》将童行当作沙弥是错误的。在此诏令发出的太平兴国七年，建立了译经院，开始译经事业，献上志公谶记的刻名，普度之策与这些事件也是有关联的。
第三次是雍熙三年十月，诏祠部，凡僧尼籍有名者，悉牒度之；又诏自今须经业精熟，阅试及三百者乃许系籍，此事见载于《长编》卷二七、《宋会要·道释》一之一四（作二年）、《佛祖统纪》。《长编》注云：“太宗普度特放凡两次，太平兴国七年及此年也。《实录》不记此年事，今追书之。”可见《太宗实录》似未载此事。但今本《宋会要》也有上述记载，此年的普度实际上进行过。为何在此年进行，尚不清楚。作为同时代史料的《僧史略》，亦未记载，不知为何。
总之，据《僧史略》，前两次普度，合计得度十七万余人，平均一次八万五千多人，是太祖朝的十倍以上。后周世宗削减僧尼数量的政策，实际上被废除了。至道元年（９９５）规定，在五代以来被称为佛国的江浙、福建地区，原先僧百人许岁度一人，今后以见在僧数每三百人放一人，尼从不限制改为每百人许放一人，合格标准也从读经三百纸改为五百纸；第二年，又诏淮南、川陕路并依此制。
得度的缓和到真宗朝更进了一步，天禧三年（１０１９）的普度达二十四万五千余人。结果，天禧五年的僧尼总数达到四十五万八千八百余人，创宋代最高纪录。
寺塔的营造也大规模进行。特别是汴京的开宝寺宝塔，历经八年岁月，所费以亿万计，端拱二年（９８９）八月癸亥完工，为八角十一层、高三十六丈的大塔，“巨丽精巧，近代所无”。太宗赐其匾额曰“福胜塔院”，塔上奉安千佛万菩萨，塔下有天宫，安置阿育王佛舍利塔。这原是杭州著名工匠喻皓为吴越钱弘俶所造，吴越国归顺宋朝后，被从杭州运到汴京的。 由于后周废佛而成了官仓的龙兴寺，太宗即位伊始即恢复为佛寺，改称太平兴国寺。 这所伽蓝极其雄壮，特别是西阁，高与开宝寺塔相侔，以安大像。
此外，在太宗的诞生地后晋的护圣营建寺，历经六年，于雍熙二年四月己卯落成，取名启圣禅院。此寺耗用了巨大的工费，共有九百间房，是屋顶用琉璃瓦修建的豪华建筑物。在此安放了从江南运来的优填王旃檀瑞像、宝志和尚真身等。 在地方上，已知者有重建泗州普照王寺的增伽大师塔。据入宋僧成寻记载，此塔八角十三层，高十五六丈，每层皆用黄色瓦铺成，在西南部有“雍熙之塔”的匾额。
后周世宗整理寺院，即废毁无敕赐匾额的所谓无额寺院。太祖朝仍遵循这条原则。但是，太平兴国三年三月，仿唐朝官寺制度，赐天下无名寺院“太平兴国”、“乾明”之敕额，赐额之数逾百。 这就大幅度地改变了世宗的“废佛策”。
对太宗如此盛大的崇佛的政策，官僚中当然会有反对意见。王禹偁直言道：“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观。”田锡针对开宝寺塔的营造切谏：“众以为金碧荧煌，臣以为涂膏衅血。”据说太宗对此言亦无异议。
作为太宗崇佛事业的重要部分，太平兴国七年六月建立了译经院，后改称传法院，重开唐元和以后绝迹的佛典翻译事业。八年，设置印经院，印刷由成都运来的大藏经版。 太宗自己亦有许多与佛教有关系的著作。据《大中祥符法宝录》卷一八，其著作有：《莲华心轮回文偈颂》十一卷，《秘藏诠》二十卷，《同佛赋歌行》共一卷，《同幽隐律诗》四卷，《同感怀诗》四卷，《同怀感回文诗》一卷，《逍遥咏》十一卷，《缘识》五卷，《妙觉集》五卷，共六十二卷。如前所述，其中的《逍遥咏》十一卷是关于道教的著作。
太宗的崇佛事业，其规模比宋代任何一位皇帝都更加豪壮，但并非溺佛。太平兴国八年十月，在以传法院进上的新译经五卷示宰相时，太宗有如下的话：
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达者自悟渊微，愚者妄生诬谤，朕于此道，微究宗旨。凡为君治人，即是修行之地，行一好事，天下获利，即释氏所谓利他者也？ ？虽方外之说，亦有观者，卿等试读之。盖存其教，非溺于释氏也。
这是表明君主佛教观的意味深长的讲话。治理人民即是修行，行一好事天下获利，此即佛教的利他行。这与后周世宗毁佛像、改铸铜钱、为佛舍身的行为，是如出一辙的。佛教虽是方外之教，却有可观者，要求宰相读佛典，这是太祖所未有的积极利用佛教的态度。具体地说，普度是希望“造福邦家”。雍熙二年六月己卯诏，两街供奉僧于内殿建道场，即是“恐百姓或有灾患”。 太宗朝进行的各种崇佛事业，将为百姓祈福作为其首要目的，明确显示出佛教服从于政治需要的立场。
结 束 语
本文考察了宋初政治和宗教的关系，涉及太祖和太宗两朝。其结果表明，佛教徒支持和欢迎太祖的登极，期待着废除后周世宗的废佛策。太祖为此也缓和了禁令，采取了优待佛教的政策，但未必达到了佛教方面的期待，因为这一时期政策的基调是继承后周世宗的。另一方面，太宗从晋邸时即与道士交往，可见其关心道教，又在即位时得到道士支持。从著名的道士陈抟的行迹看，太宗和后周世宗是道士们期待的君主。因此，太宗朝奉行了太祖朝未曾有过的积极的崇奉道教的政策。我们必须注意到两朝宗教政策的这种差异。两者的差异，正如前文业已指出的那样，在其他各种政策方面，也有共同的倾向。但是，在太宗朝，佛教也和道教一样受到崇奉，后周的“废佛令”事实上已被废除。太宗的谥议云：
释老之教，崇奉为先，名山大川，灵迹胜境，仁祠仙宇，经之营之，致恭之诚广也。
这段话很重要。这种赞词，是宋代其他皇帝所没有的，显示出太宗是宋代最重视宗教的皇帝。各种崇奉事业，归根结底是治理政事的工具，应该给人民带来利益。真宗朝原封不动地继承了这种政策。真宗时期，是宋代道教的极盛期；佛教的僧尼和寺院的数量也创下了宋代最多的记录。
原载日本同朋舍１９８９年９月版《刘子健博士颂寿纪念宋史研究论集》。
１９９２年３月译于广州暨南园羊城苑。
（原载《历史文献与传统文化》第３集，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月版）
附言：本文曾经暨南大学外语系王岩先生校正，谨此志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