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丹尼尔只有13岁，由父母陪在身边，他们一家人很快把我当成了朋友，当成他们家中的一员。他的父母在世时，一直对我关怀备至，始终在各个方面给予我支持。尤其，在后来我去以色列时，他们在各方面都给了我很热心的支持和帮助。
尽管年龄悬殊，我与丹尼尔却结下了真正的友谊。他太渴望成为一名指挥了，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一年前已经是萨尔茨堡指挥家伊戈•马尔克维奇（Markevitch）大师班的学生了。丹尼尔只跟他的父亲学过钢琴，但那时他已经在纽约与米特罗普洛斯及纽约爱乐乐团合作举办过音乐会了。
后来，我们见面较少了，但我们的联系从未间断过，那份友谊长达数十载。我与丹尼尔的第一任妻子，杰出的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du）也成为了朋友。很不幸的是她1987年就去世了。
我另外两个在音乐节上结识的密友是皮恩卡斯•祖克曼（PinchasZukerman）和伊扎克•帕尔曼（ItzhakPerlman）。我们常常在一起演奏音乐，并共同度过了一些政治上、个人问题上的各种困难时期。
在锡耶纳的暑期课程结束后，克劳迪奥•阿巴多来到维也纳，参加了一个我导师施瓦洛夫斯基先生的大师班，并常常跟随我一起去音乐之友协会的合唱团唱歌。我们俩得以在当时最伟大的一些指挥家手下演唱，但却自以为是地只在布鲁诺•瓦尔特、约瑟夫•克雷普斯或卡拉扬指挥时才去合唱团排练。克雷普斯最喜欢的曲子之一，是弗朗兹•施密特的《七印封书》（TheBookwithSevenSeals）。弗朗兹•施密特是位维也纳作曲家，现在已基本淡出了公众的视线，但我仍记得那时我非常喜欢唱那首由他作曲的《七印封书》。
我们只参加几位重要指挥家合唱排练的傲慢做法，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和尴尬境遇。有一次，唱诗班指挥莱因霍尔德•施密特（ReinholdSchmidt）当着卡拉扬和乐团的面把我和阿巴多从舞台上赶下来。他后来指责我们挑三拣四，只参加一些大指挥家指挥的合唱，从不参加他的排练，并警告我们立刻停止这种傲慢的做法。他并没有冤枉我们，不过我始终觉得当众被赶下台，实在有点令人难堪。
那次事件之后，我不能继续待在合唱团，也不能再唱男低音了，不过仍然能演奏低音提琴，偶然赚点小钱。我似乎永远都不会对演奏乐器感兴趣。尽管父母认为演奏乐器至少能让我有点固定的收入和一份较稳定的职业，他们认为当指挥的风险性极高，可我就是一心向往做一名指挥家。我仍然想边走边看，并不是太担心近期甚至将来的收入问题。
音乐是我的一切，我总是不停地寻找一切可以指挥的机会，这一点我从未动摇过。
1956年的秋天，我迎来了又一个满足我做指挥愿望的机会——因为一场偶发的政治□□带来的。1956年11月匈牙利的革命运动，使大批难民涌入奥地利，这时有人想出个主意，用音乐来安抚这些住在临时帐篷里怀着绝望心境的民众们。其实，对于遭遇这样的悲惨境遇的人来说，也许音乐并不能真正给他们带来安慰，但我觉得还是值得一试。我被选中，与其他学生一起在匈牙利边境的音乐学院举办一场音乐会。令人感动的是，演出结束后，一位住在临时帐篷里的避难者——一个匈牙利牧师真诚地为我们所有人祈祷。几十年后在加利福尼亚，我巧遇到一对匈牙利夫妇，他们当时就在临时帐篷里听完了我们的整场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