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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父亲戒烟

赵德斌

前几天,母亲打电话来,一如往常的唠叨着叮嘱着,其实一切都还好,我想母亲只不过想听听她儿子的声音罢了。聊的过程中,母亲说了一句:“你爸把烟戒了。”“真的啊?”我充满了惊奇和疑惑地问。“嗯,真的戒了。”母亲的话语很平静,然而我却感到一阵莫名的惊颤——一个抽了几十年烟的男人,要戒掉谈何容易?

最近一年,母亲有时会在父亲耳边半真半假地唠叨:“把烟戒了,一个月烟钱就几十块,现在开销这么大……”父亲则在一旁默不作声,有时只是嘿嘿地笑。其实,母亲说归说,却从来没跟父亲认真过,父亲依然抽着两块五一包的“经济烟”。没想到,这学期一开学,父亲就真正地戒了烟,而且还戒得那么干净,那么彻底,这让我多少有些不解。

母亲曾感慨地说:我们这一辈人,真的是什么都遇上了。长身体的时候遇上饥荒,读书的时候遇上文革,改革开放后适逢日子好过一点了,儿女上大学又要“缴费上大学”。

父亲生于1954年,他初中毕业时,成绩一直都很好,原本是有资格继续念书的,可是不知乡里哪个干部的儿子顶替了父亲的名额,父亲没能继续上学。一九八零年,父亲和母亲结婚。一年后,我出生了,刚好遇上“包产到户”,于是,我家分到了三个人的田地。和所有经历过饥饿和公社大锅饭的淳朴农民一样,父亲母亲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新生活的战斗中去。因此,当我还是婴孩的时候,我常常一个人坐在山地里、田埂上,看着父母挥汗的身影;所以,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家里建了一个石仓,装满了水稻、玉米和小麦,同时也装满了父母对新生活的美好憧憬。

随着人口流动的幅度逐渐下降,八零年代中期,已经开始有农民走出农村,来到城市谋生了。我的父亲也称得上是中国改革史上的第一批“民工”了。大约是八五年,经父亲的姐姐介绍,父亲单枪匹马来到了省城成都,进了某大型国有电器厂,成了一名“临时工”。八六年,母亲生下妹妹后,也来到了成都,就这样,父母亲开始了他们的“打工生涯”。那时候,那家国有企业经营非常红火,父亲一干就是十来年。九三、九四年,国企开始走下坡路,企业内部开始精简人员。减了好多次,都没有减到父亲,虽然父亲只是一个“临时工”——这或许是好事也或许是坏事。我初中毕业时,那家电器厂已经没什么发展前途了,父亲终于自己跳了出来。

自那家国企出来后,父亲蹬了三年左右的三轮车,收入比在厂里上班多了两三倍,虽然父亲每天早出晚归,却洋溢着对新生活的满足与欣慰。但是,好景不长,2000年左右,城市里严禁“无证三轮车”了。交警天天抓,一旦抓到,车辆就会被没收,父亲的车被收了两三次,越到后来,好像连车带人一起抓,然后交几百元“什么什么费”取人,无奈之下,父亲不得不另谋出路。经人介绍,父亲在火车货运站当过搬运工,也在摩托车市场扛过摩托。虽然生活的担子日益沉重,可是父亲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表现出来。

大三那年寒假回家时,父亲又一次面临失业的打击。因为我上大学的缘故,父母的积蓄早已用完了。事实上,在国企上班的那些年,父母根本就没存什么钱。工资也就从最初的每月几十元到一百元、两百元,好像最高也就四五百元。

父亲又开始另谋出路了,每天翻报纸,跑劳务市场,可不幸的是,不是遇上骗钱的假广告,就是人家嫌父亲年纪太大,或者需要“大专以上学历”。父亲的言语少了,他竭力想要掩饰什么,然而,我看得出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与无奈。这些年来,每年寒暑假回家,都会发现父亲越来越老了:皮肤很黑,脸上皱纹也出来了,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头发里夹杂着好多白的印迹。

春节过后,父亲又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虽然工资很低,工作也很辛苦,但父亲却很高兴。母亲有时会在我耳边唠叨:你爸这辈子也够累的了,自从有了这个家,有了你和妹妹,一直以来,他从来都没闲过,从早到晚,年年月月……我知道的,生活虽然艰辛,但父亲从未丧失对生活的信心,从未放下肩上沉重的担子。

今年九月开学时,家里又借钱了,将近有一万元钱,一是我的学费,一是妹妹上高中的“择校费”。

意想不到的是,父亲将妹妹送回老家读书后,就戒了烟。

虽然我不抽烟,但我深深知道,对一个抽了几十年烟的男人而言,戒烟是多么痛苦而艰难的事情。

然而父亲却做到了,平静得好像什么事都未发生过一样。

只是不能想像父亲“烟瘾”上来时,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