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许钦文先生在杭州病逝了。这让我联想到他同画家陶元庆的友谊，想到他们两位在青年时代与鲁迅先生的亲切交往。
鲁迅先生非常欣赏陶元庆的画，他的著译《彷徨》、《坟》、《朝花夕拾》、《苦闷的象征》、《唐宋传奇集》等，都是由陶元庆设计的封面。那幅炭笔素描的鲁迅像，更是鲁迅先生十分珍爱的。
鲁迅以为陶元庆的绘画艺术是新的，却又是民族的，品格极高。
陶元庆生于一八九三年，一九二九年八月十日的《鲁迅日记》
记载：“夜得钦文信，报告陶元庆君于六日午后八时逝世。”许钦文深知鲁迅先生痛惜的心情，他从杭州特地托人给鲁迅带来陶元庆死后拍的照片三张。那是在鲁迅得悉陶元庆逝世消息后的第四天。从《日记》上看，十四日这一天夜里有大风雨， “屋漏不能睡”。“午钦文托人送来璇卿逝世后照像三枚。……”故人的这三张照片，怎么能使先生在风雨之夜安然入眠呢。
同月二十六日，许钦文在料理完丧事之后来到上海，当面向鲁迅先生讲了亡友逝世的经过，估计还讲到要为陶元庆修坟和建纪念堂的事，所以在同年九月八日的《鲁迅日记》里便有这样的记载：“下午钦文来，付以泉三百为陶元庆君买冢地。”这样的行动，在鲁迅先生的经历中是不多见的，足见他对这个青年画家爱护之深。
我们当然无法了解当年许钦文是怎样向鲁迅讲的，也没见过有人介绍画家弥留之际的详情。最近偶然翻看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上海光明书局出版的《当代尺牍选注》（谭正璧选注），发现许钦文致钱君匋、黄萍荪的两封信，恰好谈的是陶元庆逝世的经过，可以弥补我们的遗憾。鲁迅先生说过，陶元庆“在那黯然埋藏着的作品中，却满显出作者个人的主观和情绪”，他的死也带着浓厚的艺术家的色彩，显示着一种“主观和情绪”，说起来是令人感伤和激动的。
据许钦文的介绍，陶元庆并非得了什么不治之症，而是长期以来受了生活的颠沛，情绪受到刺激，身心疲惫不堪。他需要一个创作环境，还有许多作品要保藏，可是他被迫不得不经常迁居，房子越住越小，又闷热，又潮湿。他心爱的那些创作，哪怕在搬动时留下一点手指的印痕，在他也是不能忍受的。“在物件上多一手指甲的疤痕，他底心上就会受一创伤，玻璃敲破，画面受损，这在他是何等难堪的事。”（见致钱君匋书）陶元庆是一个追求艺术完美的画家，他希望有一个理想的天地，然而教书得来的报酬，刚够他糊口。他的梦幻无法实现，他的矛盾肯定是很深沉的。他极端衰弱的身体已经承受不住意外的刺激，前后不过十天就故去了。
当陶元庆躺在病床上听音乐的时候，他“屡次赞美世界”，不愿离开人间。这种强烈的求生愿望也是感人的。有一次他虚脱过去，醒来之后，先是笑笑，接着说：“这样死去很是愉快，只觉得轻飘向上，同时也觉得身子有点发沉罢了。”许钦文说他“临终如睡去，无遗嘱”。盖棺的时候，许钦文为他拍手呼唱： “元庆很快乐！元庆胜利了！” （见致黄萍荪信·一九二九年八月二十二日）一个有为的画家，就这样被贫困夺去了生命。当鲁迅听到许钦文当面诉说这一切时，能不为之黯然吗！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四日夜，也就是陶元庆逝世三周年的那几天，鲁迅先生又翻出那本画集《陶元庆的出品》来。他反复摩挲，不忍释手，最后提笔在画册上写下了沉痛的几行字：“此璇卿当时手订见赠之本也。倏忽已逾三载，而作者亦久已永眠于湖滨。草露易晞，留此为念。呜乎！”鲁迅先生时时在怀念这位有才能的青年画家。
一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先生在和茅盾通信时，仍然提到陶元庆，也为许钦文的遭遇鸣不平。他在九月三日的信中说：“最失败的是许钦文，他募款建陶元庆纪念堂，后来收款寥寥，自己欠一批债，而杭州之律师及记者等，以他为富翁，必令涉入命案，几乎寿终牢寝，现在出来了，却专为付利子而工作着。”只有诚实愚讷如许钦文这样的文人，才有如此对待朋友的一片痴情，也只有像鲁迅先生这样赤诚的人，才肯于同情和支持这些带着艺术家的气质，又喜欢做梦的青年人。这个世界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痴愚的人，才显得这么美好，这么使人留恋。
至于鲁迅说的许钦文“涉入命案”和“寿终牢寝”的事，那是因为陶元庆的妹妹陶思瑾住在许家，因妒杀了同学刘梦莹，许钦文被牵累而入狱。
当年在杭州玉泉道上的陶元庆墓，因了鲁迅先生的捐赠，本来周围还有围墙、铁栅和花木，早在解放以前就被人盗光了，不知现在还能找得到这座坟墓否？当初建墓时，鲁迅先生想得很周到，他跟许钦文说：“许多古坟，坟墓本身已经陷下，柏树往往仍巍然存在。”（见许钦文《学习鲁迅先生》）然而，柏树到底没有种起来。这不免让人想起，画家是死了，可他的作品却应该永在。
鲁迅先生是不会忘记陶元庆的，他也一定希望后人能永远记住这位画家的名字。
一九八五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