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一年七月，上海广益书局有张豂子著《歌舞春秋》一书出版，封面题字者梅兰芳。这是《听歌想影录》作者张聊公的又一部作品。
《听歌想影录》所记观剧札记，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止；本书所记则为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三五年。上编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四年，在北京部分；下编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在天津部分。连接《听歌想影录》的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三五年间的观剧札记，作者拟另编一本《听歌想影录续集》，但未能出版，不知此稿尚存人间否。
这一本记事性的《歌舞春秋》，似乎对一般读者来说更有兴味，每篇都有一个比较吸引人的题目。如《刘少少赞美刘喜奎》，向我们介绍了燕市歌台的一大掌故，即辛亥革命以后，北京的剧场才开始有女艺人登台献艺。当时前门外大栅栏各戏园，“几全为女艺人所占据，而刘喜奎、鲜灵芝、金玉兰，尤为个中翘楚”。据作者称，当时谭鑫培不胜感慨，说过：“我男不及梅兰芳，女不及刘喜奎。”所谓刘少少，是指当时北京《亚细亚报》的主笔，剧捧刘喜奎，而从未与刘有识面之缘。盖女艺人刘喜奎洁身自爱，除演戏以外，屏绝一切酬酢。解放以后，刘喜奎受到人们的尊敬，周恩来同志还向她敬过酒，并提及当年在天津看过她的戏。剧作家吴祖光还准备以她为模特儿写一部戏。
在《谭鑫培盖棺论定》一文中，有趣的是提供了老谭在唱词中热衷于改革的故事。如在《击鼓骂曹》中，加上时行的成语“狗仗人势”，更在《珠帘寨》李克用的唱词中，加上“自由平等”
的新名词。他同别人议论起戏来，口头上常说： “咱们改呀！”有的改法也未必妥当，但是这位老伶工的天真劲儿还是挺可爱的。
又《京剧艺人为人力车夫服务》一文，记载了一九一九年十一月间，以梅兰芳领衔发起，为北京人力车夫添筑休息所而举行的义演。可贵的是作者抄录了当时发起人的“启事”，以及这场义务戏的公演剧目。“启事”中说： “人力车夫，为劳动界极贫苦之生活。北京地邻边徼，时多暴风，人力车夫向无栖息之所，每每受风雨之侵，冻馁堪怜……”演出地点是新明大戏院，梅兰芳演了双出，反串《辕门射戟》和《游园惊梦》。其他有余叔岩的《碰碑》，程艳秋的《琴挑》等。这种史料，在当时唾手可得，如今恐怕知其事者也寥寥了。
其他如《记窝窝头会义务戏》、《军警罢岗声中之剧场》、《一场离奇之堂会戏》等，都是人们感兴趣的题目。即以《梅兰芳三十生日闻见录》、《程砚秋婚礼汇志》来说，恐怕也是后人撰写梅程两位大师艺术生活时不可多得的史料。过生日不过是当时的风气，生日会上又是旧京文界的一次聚会和文化活动。当日到会的画家有姚茫父、陈半丁、王梦白、金拱北等，都当场濡毫伸纸作画。余兴节目还有刘宝全、良小楼的京韵大鼓，德寿山的单弦，焦德海的相声。如今真的都已成为绝唱。
说起这位张豂子，“五四”时期倒也是一位有名的人物。因为当时在《新青年》上，以胡适、刘半农、钱玄同为一方，以北京大学学生的张厚载（即张豂子、张聊公）为一方，对于京剧的前途，有过一场论战。又因为上海《新申报》刊载林纾诋毁新文化运动的文章《荆生》和《妖梦》，有影射攻击钱玄同、蔡元培处，而林的文章都是通过张的介绍发表的，终于被北大当局以“在沪报通讯损坏校誉”为名开除了学籍。张与林纾相识则因他是林纾在五城学堂教书时的学生。我们在林纾的文集中还可以找到《送张生厚载出北大序》，承认张的离开北大与自己有关。至于张厚载同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在《新青年》上论辩的文章，我们在郑振铎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中可以找到。在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潮流中，显然张豂子是站在保守的一面，但胡、钱也有偏激之处。例如钱玄同就说京戏的脸谱是粪谱，就像他主张废除汉字一样，他提出要彻底毁灭京剧。
解放以后，张豂子住在上海，还把自己保存多年的前代艺人剧照捐献国家。这些都是稀世的绝本，平时秘藏，甚至舍不得让朋友们触摸。仅此一端，足见他晚年仍然一如既往地热爱京剧艺术。
一九八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