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菊隐（一九○五—一九七五）是一位久享盛名的戏剧艺术家。六十年代初，我有幸看到他彩排话剧《武则天》，实在惊叹他工作起来的那种严格精神。戏在进行中，他不时让台上的演员停下来，用话筒再三指点，甚至毫不客气地严责一些名演员，害得朱琳、董行佶反复地在表演某个动作，直到满意方才罢休。当然，我也很佩服那些名演员对焦氏的尊重和服从导演的认真精神。这是一批严肃的艺术家。
我们时常念及的也正是作为戏剧家的焦氏品性，然而我们却几乎忘记了他一开始的文学活动，以及他为我们的新文学留下的几部作品。
“五四”以后，他同赵景深、于赓虞等人在天津组织了一个文学社团绿波社，相当活跃，还出版了文学刊物和丛书。据赵景深先生回忆，有一本诗的合集《春云》，其中便包括他们三人初期的诗作。焦菊隐是以诗创作开始他的文学生涯的。
焦菊隐个人的第一本集子是《夜哭》，初版于一九二六年七月，这是一本散文诗集，也可以说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散文诗集，它比鲁迅先生的《野草》整整早了一年。《野草》是一九二七年七月由北新书局出版的。当然，就其思想和艺术的成就来说， 《夜哭》与《野草》是不能相比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夜哭》的出版也是有意义的，当时确曾吸引了不少青年读者。到了一九三三年四月，它已经印行了第六版，以后是否再印过还不清楚。这至少说明一种崭新的文学样式的出现，曾经怎样地影响了读书界的风气。只是限于当时的条件，本书六版的累积印数也不过八千册而已。
《夜哭》的基调是低沉而感伤的。诗人于赓虞为本书题序时说，他读《夜哭》如同喝着飘零的苦酒，“倍增凄寂荒渺的感怀”。
作者在本书再版自序里也承认：“我受着微小的压迫，已经不去反抗，终日呻吟……”“我所刊行的这一本《夜哭》中的诗，只是些微风细雨之夜，伴憧恍孤灯的寡妇之啜泣声，而非号啕的勇士的泪痕。我所以自己惭愧，也就是因为这个。”在本书四版自叙里，作者又说：“我不作革命的诗，因为那不能表现大众的人生，要看大众的人生，还须跑到社会去。”看人生要到社会上去，这是不错的。而革命和大众本来就没有矛盾，作者的不屑作革命诗，显然是一种偏见，源于他对革命的不理解。他甚至认为革命文学家是虚伪的，因为他确信，只有产生了革命的环境之后，才能有革命文学的诞生。说这话时是在一九二九年的七月，只能证明焦氏对于革命太隔膜了。他相信自己，并把自己的呻吟看作是真正在表现大众的人生。《夜哭》里有一首《安慰》，写的正是他这种心理状态。他孤独地站在河边，躲开林后突出的一片红光。一位庄严的朋友告诉他： “要快乐，看方才红光的辉煌，那就是你的将来。”他只能强装欢喜，怕见这红光，跑回屋里哭了一晚。
《夜哭》开头的几首散文诗，大体写于一九二四年左右的天津，那时作者正遭遇家庭的不幸，唱的是母亲病中的呻吟。作者的感情是真实的，可又是“自我”的，整部《夜哭》始终无法摆脱这种局限。一组写北京的盔甲厂、泡子河、王府和街头槐花香的散文诗，寄托的也只是作者寂寞的心境。只有一首《夜的舞蹈》，抒写的是夜姑娘欢乐纯真的感情。读者还是喜爱青春和欢乐的。丰子恺先生为本书作了两幅插图，其中之一便是夜姑娘在跳舞。
一九二八年底，焦菊隐又在北新书局出版了他的第二本散文诗集《他乡》。这一次，他在书前“自记”里不敢称《他乡》是散文诗，而改称散文。这不仅因为顾虑到诗的意境不足，更重要的是他不能改变《夜哭》里的哀调和呻吟。此后，焦氏几乎怀疑是否还有人喜欢读他的哀唱，转而热衷于戏剧艺术活动，不再写散文诗了。
抗战时期的一九四四年，焦氏又提起笔来写了长篇小说《重庆小夜曲》（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中国文化事业社出版），他以山城重庆的现实生活为背景，写了一个少女对一个教师的纯真爱情，终于被一个暴发户以金钱和阴谋所夺。这是焦菊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最后的一部。他原想追随这个少女的命运写成连续的几部，但是终于不成。焦菊隐的事业和成就到底还是在戏剧艺术方面。人们记得的也还是他在这方面的译著，那正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
一九八四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