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的《且介亭杂文》里，有两篇文章是给《戏》周刊编者的信，一“答”一“寄”，都是给袁牧之的。当时袁牧之在上海《中华日报》编了一个《戏》周刊，是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九日创刊的。从创刊号开始，连载了袁牧之改编的剧本《阿Ｑ正传》。鲁迅先生回答他的信，当然都是研究《阿Ｑ正传》的重要依据。
《戏》周刊的前身是《戏》月刊，一九三三年九月由上海中外书店出版，袁牧之主编。十月出版了第二期便停刊了。在《戏》
的封面上标榜：“现中国仅有的纯戏剧刊物。”袁牧之同志是早期中国电影艺术的活动家，不仅创作剧本，也写理论文章，还是个优秀的演员，《戏》的创办，又证明他是热心于编辑出版工作的。
创刊号发表了编者写的《为戏剧运动前途打算》，他鉴于以前戏剧刊物的厄运，想以个人的苦干来试验着支撑一年，“向未有戏剧运动的各地拓荒”。然而还是只办了两期便提前结束了。
田汉在创刊号发表了政论《戏》，呼吁着： “全世界被压迫大众现在被准备着去做全世界剥削者其最后统治的牺牲。”因此他号召戏剧家们不要回避或歪曲这个事实。郑伯奇发表了《大众所要求的戏剧》，同他当时热衷于提倡文学的大众化一样，他要求戏剧也走大众化的道路。顾仲彝发表了《戏剧运动的新途径》，针对当局对进步戏剧运动的严厉制裁和干涉，他提出发展讽刺的喜剧和隐谕的历史剧，借以暴露现实，暗示反抗的精神。袁牧之发表了专论《中国剧作家及其作品》和《一九三三年之上海剧坛》。前者分析了丁西林的主要剧作，后者介绍了话剧艺术怎样在痛苦的挣扎中求生。袁牧之还在刊物上发表了提倡木偶戏的文章。此外还有洪深的《表演电影与表演话剧》，郑君里的《从舞台到银幕》，以及戏剧协社公演《怒吼吧中国》的特辑。为这个特辑写文章的有孙师毅、欧阳予倩、沈西苓、应云卫等人。这个戏是由应云卫导演的，但是夏衍同志等事先也多次参加了讨论。
在《戏》第二期的开首，发表了《国际调查团代表对于〈怒吼吧中国〉的批评》，这是因为《怒吼吧中国》上演之际，恰好赶上国际反战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世界反战委员会派了四位国际代表到上海，英国人马莱、哈密尔敦，法国人古久列，比利时人马尔度。这次大会鲁迅先生是积极支持者，不仅见了马莱和古久列，有人说鲁迅也参加了大会。《戏》上发表的是马莱和哈密尔敦看完戏剧协社演出后的观感。马莱是国际代表的领队，他说：“在经济问题和剧院等种种关系之下，这一次，这剧本的演出，其成绩确是惊人的。表演的技巧是了不得，特别是那小饭店一景。……”赫（哈）密尔登（敦）说，他在四年前的一个大雨天，在法兰克福看过本剧的德语演出。“在这里，上海，我又带着特殊的高兴应召于参加该剧的华语演出；我被这剧本和表演，又深深地感动了。对于这剧的第二次的观光，倾盆的大雨，奇怪得很，又陪伴着我，可是，上海的大风比了德国较温和的雨是要利害得多多了。……”《怒吼吧中国》是苏联作家写的反映一九二六年九月发生的“万县事件”的剧本。这个剧本在世界各地公演以后，博得了人们对中国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同情。三十年代初，在广州和上海公演了此剧，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巨大兴趣。
《戏》月刊更留下马莱等人的文章和签名，也是中国话剧运动史上的重要资料。
第二期发表了洪深的《三个Ｓ———对于初上舞台者的话》，许幸之的《构成派的舞台装置》，郭阳的《读陈白尘的〈虞姬〉后》，马彦祥的对《戏》第一期的读后感，等等。这一期还发表了袁牧之的《〈一个女人和一条狗〉的自我批判》，这出戏是袁牧之创作的只有两个角色的剧本，也是他为了办刊物筹募基金的一次公演，想以卖票所得来维持《戏》的出版，事实证明这也是编者的一场梦而已。
两期刊物还着重介绍了苏联的新剧运动，并且有不少舞台演出的剧照，这在当时也是很难得的。
一九八五年三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