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现实情况中，汇率不单纯是一国的货币与外国货币的比价，而是一国政府为了确保国家利益，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的战略工具。因为各国政府的政策目标是不一致的，这个现象会导致各国政府在同样的汇率制度条件下实现自己目标的成本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当国际间的经济往来日益频繁时，不同汇率制度间的冲突就会日趋明显。所以，各国政府不是仅仅要考虑所选择的汇率制度能否保持与外部的协调，而是要更多地考虑所选择的汇率制度是否能最小成本地实现自己的政策目标。
换句话说，当我们的金融业不断开放，经济建设的龙头转向市场，同时宏观调控的重要性日趋增大，银行改革日趋成熟，避险工具的金融创新日益完善时，即已经形成一个良性的“内部均衡”形成机制，那么，采用较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去完成自己的政策目标，其成本肯定会明显地小于现在所采用的这种稳定的汇率制度。当然，随着我国对世界贸易组织承诺的金融业开放的时间表不断临近，留给我们完善这种“内部均衡”形成机制的时间越来越少。
因此，从现在开始，政府对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所需付出的努力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化解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和最大限度地调整资本流入的结构是维持目前固定汇率制度的关键；第二，随着中国对外开放度的提高，应该更加注意与周边贸易伙伴国的货币合作，在此条件下，可选择相对成本较低的一揽子汇率制度；第三，当未来中国形成了成熟的资本市场，并且资本市场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后，来自外部资本市场的冲击就会大大降低，矛盾将可能主要集中在对外贸易的冲突方面。所以，此时政府从战略的角度，应该考虑采用更为灵活的汇率制度。否则，就真像部分经济学家所担心的那样，对汇率的“浮动恐慌”意识反而会给政府带来更高的管理成本。
“海外抄底”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中国资本向国际市场的进军已经引起了海内外高度关注。很多国外学者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强盛的必然结果。它包含了三个不争的事实：一是中国拥有了全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不管这一外汇资产是中国贸易竞争力所赢得的国家财富，还是外国资本看好中国发展的前景而融入中国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只要中国经济自身不出现大的震荡，外汇资产的积累就不会减少。于是，外汇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的动机就必然迫使中国资本走出国门。二是中国企业集群的迅速成长和壮大，让世界刮目相看。这也必然会诱使中资企业向世界知名企业那样，通过并购等资本运作战略，去进一步争夺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更大的海外发展空间。三是中资金融机构海外上市和海外融资战略的成功，为它们在海外的资本运作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为改善这些金融机构的风险和收益的匹配关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当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在流动性过剩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中国若要保持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资机构的海外投资战略就将发挥不可忽视的、“排解内压”的重要作用。
一、中资机构亏损的原因。
我们必须意识到，中国资本走出去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付出了较高的代价，从中可以借鉴的教训也很多。首先，缺乏对海外投资环境的深度认识。比如，对美国次级债的形成和影响机制，事前我们认识得很不充分，使得我们认为所持有的“安全”的海外资产一下子也变得十分“不安全”。中资金融机构在此投资上的损失，让我们充分认识到“收益”和“风险”在金融衍生工具“泛滥”的今天，是完全可以不知不觉地被“分离”开来的，这可以说是我们海外投资第一步所获得的最大的收获。
其次，“逆向行驶”使中国资本的海外运作成本和收益出现了不相匹配的状况。当今世界的资本都在流向高收益的中国、印度等成长潜力巨大的新兴市场，而中国资本却刻意要深入到高交易成本的成熟市场。其结果要么是在自身控制风险能力不高的情况下，因追逐高收益来平衡高成本的投资行为屡屡受挫，要么就是过分拘泥于安全投资而得不到能够平衡海外投资成本所应需要的收益。最后，对于海外投资，如果事前论证不足，一旦受到外部人为的阻碍后，因为自己的投资战略已和盘托出，就会影响到我们下一步争取有利的投资条件。中海油并购优尼科，遭到美国政府否决后而没有进一步拓展的案例更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反思中国的海外投资战略。
二、次级债风波的影响。
我们不可否认，美国的这场次级债风波打乱了当前各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有序步骤，改变了国际金融市场的投资环境。本来次级债风波应该只局限于美国的次级债市场和与之关联的衍生市场，不应该蔓延到美国的其他金融市场，更不应该会席卷全球的金融市场和覆盖海外多层次的投资群体。但是，目前这种狂飙似的破坏，大有打破依旧延续着的全球经济失衡的发展结构和国际资本移动的态势。这一严重性，我们从以下几个市场投资状况的变化中可略见一斑。
一是恐慌性地流动性资产逃避。由于始料不及的影响范围和破坏程度，2008年年初国际金融市场流动性的缺失，作为全球股市风向标的美股市场的剧烈震荡，都在表明全球的投资者在修正自己的风险偏好，暂时转向保守的、流动性充裕的安全资产，他们甚至也在减持新兴市场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
二是“套息交易”的大量平仓导致汇市、股市等市场同时震荡，使得投资者对金融资产的理性选择变得越来越困难。
海外关于套息交易问题的研究表明，世界经济的失衡让全球套息交易活动变得越来越泛滥。因为日本经济长期处于资产低迷的状态，零利率或低利率政策已经成为日本政府刺激经济的一个无奈的政策选择。另一方面，美国经济持续繁荣，消费过旺，通胀压力频生，导致美联储的加息也成为一个持续的态势。再加上在日本投资者和海外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高收益资产的比例大大增加，于是日本资金的大量流出海外或外资对日本资产投资的离场，都导致日元的贬值也成为趋势。
从低息的日元资产上融资，再到高息的美元资产或关联的高息资产上进行投机，并没有像教科书上所写的那样充满风险，反而保持了持续的收益增长的好势头。于是，这场游戏消磨了大众的风险意识，参与群体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庞大，涉及的投资品种也越来越多。结果，次级债风波爆发后，美元利率突然反转，汇率市场开始波动，套息交易的利率空间越来越小，汇率风险越来越大。于是，套息交易强行平仓以偿还日元债务，导致所有利用套息交易的金融品种同时下跌，美元兑换日元的交易瞬间激增，日元大幅升值。而在平仓过程中受创的投资者，不顾汇率风险的增加，继续利用低息的日元融资去寻找高息货币进行短期的套息，力图补偿前一阶段震荡中的套息交易的损失。所以，后来发生的汇率的波动就使得套息交易的相关产品到今天还在跌宕起伏。
三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向下修正。由于次级债风波不仅恶化了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状况，而且对广大的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也产生了负面的冲击，这必然就会影响到美国的产业繁荣和就业市场的稳定。尤其在世界经济失衡的情况下，美国经济的下滑不仅会影响到美国自身的企业业绩，也必然会影响到目前对外依存度较高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业绩。于是，在经济放缓的环境下，企业业绩所支撑的资产估值就会发生质的变化，中资机构对海外企业的参股资本运作方式也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负面影响。
三、“海外抄底”的时机还未到来。
我们经常说在金融资产大跌的时候就蕴藏着再生获利的“商机”，“逢低入市”是近来很多乐观的分析师对中资机构海外投资所提出的“东山再起”的扩张建议。但是，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入场”，风险可能大于收益。因为并不是所有惨跌的资产都是有价值投资的产品，在这个时候入场，要想获利首先应该重视风险控制，然后才能考虑“落袋为安”。否则，这个时候的交易即使获利，也不能平衡不可忽视的“机会”成本。一句话，当前这个阶段，是“劣质”的投资者主导着市场，“优质”的投资者如果不能确立自己的投资品种，很可能就会“同流合污”，最后惨败而归。
目前，在选择长期投资产品困难的时期，我们不妨去关注一下安全资产的投资，它们被市场青睐的力度正变得越来越大。那些在安全期看来是低收益的国债和市政债券，在目前的动乱期，却会赢得“超常”的收益。所以，先选择安全资产，等市场稳定后再作进一步的资产组合调整，才是海外投资机构目前投资的上策。
至于这场次级债风波什么时候会完全平息，资产定价什么时候能够回到正常的状态，市场什么时候能够平息“恐慌”心理，停止向流动性高的安全资产“一味逃避”的状态，目前还很难判断。这取决于市场的信心恢复，至少要等到中旬，最终到期的次级债和相关结构性金融产品的支付状况出来后才能作进一步的判断。不管怎样，世界经济的失衡已经使得中国机构海外投资的风险加剧，所以风险控制是海外运作成功与否最为关键的环节。
四、未来将要面临的挑战。
笔者对中资机构海外投资所面临的挑战提出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一是密切注意“套息交易”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干扰。目前宁愿选择国债类安全资产也不要被“想当然”的高收益资产所诱惑，在动荡期这种保守的选择，反而更能取得较好的投资业绩。二是密切关注世界经济的动向。根据次级债风波前的经济状况所作的可行性论证，不能够反映目前世界经济放缓状态下资产价值的估值水平。所以，当前轻易地展开企业并购或股权投资的海外资本运作，可能会得不偿失。三是密切注意本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和投资环境，否则一味地去鼓励民间部门进行海外投资，就会引发中资机构在海外的“逆向选择”，从而大幅度增加其投资风险，使得中资机构的海外投资战略无法正常持续下去。
总之，笔者并不认为中资机构会遭遇竞争对手事先给我们设计好的“陷阱”。但是，对于上述的海外投资的风险，我们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除了通过改善投资机构的内部治理机制提高风险管理的责任外，最重要的是，在中国海外投资战略的规划中，要把人才培养和人才管理当做头等大事。因为很多成功或失败的案例都告诉我们，投资机遇的把握及其盈亏主要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能够认识和管理海外投资风险的“操盘手”，以及能够对其操作风险进行及时管理的高端监管人才。尤其在今天国际金融市场跌宕起伏和世界经济趋于疲软的状况下，风控能力的高低就显得更为重要。
“人民币国际化”能“先行一步”吗？
今天，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大海啸面前，无论是改革现有的美元主导货币体系，还是纠正目前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人民币汇率体制的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问题。面对来自外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和中国应该加快人民币国际化的呼声，中国政府目前的应对态度显然是比较积极的。这说明我们已经从以前被动调整汇率水平的阶段进入今天主动参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阶段。从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超主权储备货币构想到王岐山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体制改革问题所提出的权利和义务对等的要求；从外交部发言人提出的对美联储启动“印钞机”的忧虑到国务院批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都在表明中国开始重视货币主导权了。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可能是我们今后参与经济全球化所需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安全港”。因为人们容易形成这样的共识：利益多元化的欧元经济区没有像“华人经济圈”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那么大，用它来对冲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所带来的风险，交易成本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