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笔者将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问题（实际上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践，因为它更多地先从“中心”这个实验田开始起步），从四个必要性、五个障碍、六个努力方向来阐述笔者个人对中国政府“货币主导权”战略的解读。笔者得出的结论是，从战术上讲，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眼下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比较优势”；但从战略上讲，如果忽视了货币主导权，那么，我们在整个世界经济的产业链上会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无法“对冲”外部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渗透作用，更不用说让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丰厚收益的外部经济体也来承担中国经济调整所产生的各类风险。而且这常常会造成“收益别人拿得多，风险自己兜着走”的被动结果——而这种格局恰恰是由于我们竞争力结构的失衡所导致的。所以，尽管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任重道远，但为了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形成有利于国家财富保值的“货币主导权”，我们应该从现在就开始去努力构建一个“人民币国际化”所需要的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性。
第一，中国目前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美元资产，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资产收益和风险的背离造成了我们这些委托美国来管理外汇财富的国家承担了和自己收益不相匹配的风险。无论是危机发生给我们带来的直接损失，还是美国自身利益至上的注入流动性的救市政策对我们产生的负面影响，都让我们深深地感到缺乏一个对冲“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所产生的风险的工具。中国的经济规模未来会不断增大，中国市场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因此，未来实体经济的强大完全可以支撑起今天为我们对冲市场风险提供有效工具而在努力推进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第二，目前，我们在动用国家整体的高储蓄来缓解世界经济失衡结构的同时，更应该要重视“人民币走出去”的市场培育。虽然任重道远，但是要做到让海外市场都能够完全接受人民币结算，那还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它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瞬间形成，所以，今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不是一个空喊的口号，而是刻不容缓要启动的工程。
第三，东亚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其金融体系都还有很多缺陷，正是因为彼此之间不分上下的缘故，才使得具有全世界2/3外汇储备的亚洲国家，它们之间争夺金融主导权的竞争变得如此白热化。东京、首尔、新加坡都有把自己打造成亚洲区域国际金融中心的具体计划。而且，各国都意识到，金融发展不仅是提高本国对财富价值的定价权的能力，而且更有利于促进本国产业升级、产业结构转型以及产品和企业走向世界舞台。所以，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开展的美元离岸业务、人民币国际化业务都有利于提升我国整体的竞争力。
第四，世界需要中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中国政府采取了主动应对的方法，而不是过去那种韬光养晦的策略，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意识到，顺应世界的呼声做强人民币的思路，比被动接受人民币升值和资本账户开放的压力要好得多。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在实际推动过程中，一定要量力而行，采取非常谨慎的步骤。否则，过于冲动，效果反而适得其反。
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人民币国际化）任重道远。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我们去克服的障碍确实不少，这也是我们实实在在需要努力去解决的问题。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大方面：
第一，制度障碍。由于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中国经济的增长方式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还很脆弱，所以，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推进和人民币资本账户的开放不可能马上到位，这就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业务开展带来了制度性的障碍。再加上我们缺乏保证国际业务健康发展所需要的一整套成熟的法律、会计和监管体系，要想把上海打造成像伦敦、纽约、新加坡和香港那样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第二，市场约束。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发展起步较晚，中国金融机构的业务大量集中在传统的信贷业务上，所以，虽然我们没有在这场危机中受到致命打击，但是，我们大而不强的弱点经受不起完全开放后带给我们的冲击。另外，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更为单一，市场的投资文化和金融产品的缺失很容易引起追涨杀跌的格局。这也是非常不利于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三，人才约束。我们缺乏一批能够胜任国际金融业务的人才团队。造成这次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金融创新的滥用。而制约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却是我们缺乏金融创新的能力。这从我们主权基金的投资业绩不佳和中资企业外汇管理亏损的报道中就可见一斑。当然，我们在重视人才团队建设问题的同时，也要防患于未然。吸取美国的人才激励机制存在漏洞的经验教训，尽快建立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做强做大所需要的健康而又充满活力的人才管理体系。
第四，文化约束。从本质上讲，美国长期以来的金融创新打破了消费者购买力的约束，支撑了美国贸易逆差的格局。将来中国如何接受贸易逆差（有悖于我们勤俭节约的文化）的格局、输出人民币而不至于导致本国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出现不安定的因素，这是需要我们努力探索的问题。它给我们带来了改变消费观念、建立新的消费文化等从未有过的价值观挑战。另外，美国通过金融创新来强化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大量的外资即使在如今美国金融体系动荡不安的格局中还依然选择去持有美国国债，从而导致美元指数大幅升值。而亚洲国家更多地强调金融监管，通过控制金融风险，甚至是抑制金融创新（管理汇率和利率等影响金融资产价格的关键指标），来保证自己的实体经济部门获得低成本的资金和高额的生产和出口收益。所以，未来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遇到挫折时，我们是选择消极地关闭这种产生高风险的金融创新环境，还是选择强化制度建设以提高应对风险的能力，这也是关系到中国能否做强金融、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增长模式的约束。如今美元主导的货币体系之所以在危机中也能表现出它的强势，其中关键一个要素，就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没有出现本质上的动摇。美国依然以它拥有世界一流的品牌、技术以及超强的标准制定和研发能力，甚至没有遭到重创的金融风险管理能力吸引着国际资本，并没有出现市场用脚投票所带来的美元超跌的状况。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中国不能加快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转变，固定投资、加工贸易和就业保障目标客观上依然是维持中国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所不能摆脱的“重中之重”，那么，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就不可能有实质性的变化。于是，它的利用价值就会因为其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所发挥的基本功能无法体现而变得越来越小。
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关键在于“神似”而不是“形似”。
纽约、伦敦作为全球的国际金融中心有一套成熟的运作机制，虽然金融大海啸暴露了它们很多的缺陷，但是，这几十年来它们所积累的宝贵经验值得我们好好地反思和学习。我们不应该只满足于“进口”它们的人才、金融产品和工具，甚至包括它们正在使用中的市场运作架构等；我们也不要简单地模仿它们的社会全体偏好风险的态度和应对风险的做法。笔者认为，更关键的是，我们要学会它们利用“人才、金融创新和金融文化”（三位一体）所构成的“金融生态环境”，来充分发挥一个全球型的国际金融中心所应具备的实现金融资源有效配置的六大基本功能：
第一，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要尽快和有序地建立起人民币合理水平的发现机制（价格发现功能）。
第二，逐步建立起人民币交易和投资的外部网络。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拓宽人民币输出的渠道。如果没有人民币多元化的市场，就不可能给使用人民币的海内外投资者带来低交易成本的便利性（流动性保障功能）。
第三，通过“人才、金融创新和金融文化”所构成的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来提高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我们应对金融风险的能力（风险分散能力）。
第四，通过真实、有效、适度、及时的信息披露机制的建立，来促成人们形成基于经济基本面的合理预期，从而实现人民币投融资活动的高效率运行（信息披露功能）。
第五，建立健康而有活力的人民币投融资体系的治理机制。这是这场危机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大的反面教育意义。如何改善我们的监管和法律体系以充分发挥市场参与者互相之间的治理和约束机制，从而使得收益和风险相匹配、业绩和奖惩相匹配，以保证金融资源公平有效的配置，也是我们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公司治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