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日本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也无法得到充分发挥，它们常常挂靠在大的企业下为其提供配件生产等外包服务。但是，一旦大企业的利润受到影响，那么，中小企业就会随之而倒。夏普公司在个人电脑领域的技术研发由于没有及时跟上世界的先进水平，最终不得不放弃转变成创造利润的产业的发展机会，这就是近期一个企业内部创新模式失败的案例。而第三种模式就是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模式，其主要特征在于产业政策先行，财政扶持计划在后，企业从中受惠。只要政策方向把握得准，用人用得对，那么，效率有时候会高于市场。但是，这种模式很容易形成产业同构现象（跟着政策走）和寻租问题（跑步“钱”进），尤其是再加上中央政府的考核标准如果侧重于数量的话（比如国内生产总值），那么，由此带来的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地方政府与企业内部的道德风险就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创新成本的控制和创新企业自身的发展动力。
基于上述几点认识，笔者在这里提出两方面政策建议：
第一，关于金融扶持产业创新的战略。不管是什么模式，科技创新都需要成熟的金融机制扶持，而金融产业的健康发展也需要以科技进步和企业发展（经济增长点）为前提。美国纳斯达克的繁荣和日本“主银行体系”的强盛都验证了这一点。所以，上海发展金融产业要以科技创新为切入点。在这方面我们可以采取多元化的方式：即在准入条件上，要政府引导、专家配合，不要光强调起步时企业的资信条件，而是要从宽口径的企业的生产内容上判断其未来成长的空间。至于最后哪家中小企业能够获得融资，只要发挥市场的识别机制就能挑选出真正有发展潜力的好企业。为此，笔者呼吁政府一定要培养和引入大批的专业化投资团队。因为企业量大，成分不同，只有私募基金、阳光基金、风险投资家等专业投资者才有抗风险和识别创新企业的能力。否则，一般散户的“进场”（直接对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投资），反而可能会影响这个市场的健康发展。
第二，关于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政策建议。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最终目标就是要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对于在世界经济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中国经济而言，如果创造的财富绝大多数都是以美元来保障的话，无论是从国家铸币税的流失，还是从投资收益率和汇兑成本的角度来看，我们都要时时刻刻面临无法摆脱并且又无法控制的市场风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大国发展的战略势在必行。但是，目前我们刚刚开始跨出第一步——正在“先行先试”人民币的贸易结算业务，离人民币完全国际化的目标还相差甚远。
如果要跳过产业结构的调整，急于现在就将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并开放我国的金融市场，实行人民币资本账户的自由兑换，以实现国际货币所需要的另外两个重要功能——储备和投资功能，则是完全不现实的，也是有很大风险的。所以，为了弥补人民币的货币功能在世界舞台上流通的部分缺陷，充分发挥人民币结算功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上海市政府应该着力提高现代服务业的建设，通过航运、贸易和金融等多方位的高质量服务，甚至通过创造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来促成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完全推向世界的宏伟目标。国家也应该从政策上多扶持上海，比如税收政策的支持，这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关键因素之一。
当然，在目前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推进亚洲金融合作的战略，只有当世界最大的经济活跃主体——亚洲各国都参与到对它们而言也带来双赢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的时候，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才可以说是真正形成。就目前而言，虽然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并不成熟，但是，我们注意到亚洲拥有世界上2/3美元资产的事实以及亚洲各国都有改变美元投资的动向，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只要人民币国际化的条件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深入而变得日趋成熟，那么，在我们积累了宝贵的国际金融业务经验之后，人民币的完全国际化就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否则，如果没有亚洲金融合作的基础，忽视目前中国国内缺乏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包括人才、制度和文化等），而贸然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就会造成得不偿失、事倍功半的结果。同时，为了保证在现阶段有条不紊地推进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我们还要加强对国际资本进入和流出中国的时机和规模的监控，并要注意开放和改革的时机及顺序；否则，眉毛胡子一把抓，非但不能产生明显的改革开放效果，反而还会不知不觉重蹈东亚危机的覆辙。
总之，对中国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而言，最大的挑战将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如何解决制造业发展和金融业发展之间的冲突问题；二是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企业”之间的有效互动关系；三是政府对打破产业的同构现象的努力和幼稚产业的保护政策（避免其在创新的初期阶段因为缺乏市场竞争力而夭折）之间的两难选择问题。只有正视并处理好这些阻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棘手问题，中国经济才可以在一个产业结构合理的状态下续写改革开放前30年的发展奇迹。
论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条件及其制度安排
2004年年底，中国经济经历了一次前所未有的人民币币值稳定的严峻考验，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进一步扩大。2004年9月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余额为5145亿美元，比2003年年末增加1113亿美元，同比多增136亿美元，再度创下了历史新高。这意味着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受到了巨大的“外汇占款”的挑战。在保持人民币汇率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外汇储备的急剧增加表现为人民币的需求空前旺盛。为了保持货币供需平衡以求得人民币值的稳定，中国央行不得不被动地放出本币，即增加货币供给，但为了防止由此带来的通货膨胀，又不得不收紧国内的银根。这样一来，中国自身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正常资金就会受到很大的制约。
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奉行的弱势美元政策所带来的美元疲软现象对实际上钉住美元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施加了不可低估的升值压力。再加上一些日美企业的利益集团通过不断升级的贸易摩擦也反复对中国施加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压力，一时间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越来越强。香港无交割的远期人民币汇率不断创下新的升值纪录，大量的热钱也通过各种渠道不断地流进中国。为此，中国央行和外汇管理局在坚持稳定的汇率制度的前提下及时采取了三个有力措施：一是打击地下非法的人民币交易，严堵“热钱”；通过对外汇存款调息增加人民币转换的机会成本；对大额人民币交易进行监控等，这些措施都意在控制进行“套利”的资本流入。二是疏导个人与企业的民间资本流出，以缓解人民币需求的压力。三是加大披露能够影响人民币汇率预期的信息，使规模严重不对称的资本流入对流出的失衡结构得以改善。
为什么我国政府不惜代价要保持目前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今后人民币汇率制度又会“走向何处”？以下，笔者将简要地概述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研究结论。
一、人民币升值会带来中国经济“虚假”的繁荣。
的确，“外汇占款”是一个不小的压力，但这是否通过人民币升值就能缓解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中国目前资本项目下的自由兑换是受到管制的，而中国资本市场、银行体系发展得很不完善，所以，随着中国金融业不断对外开放，外国资本会大量涌入，利用由此带动起来的人民币及其人民币资产的泡沫寻找到无风险的“套利”机会；另一方面，虽然人民币的升值提高了国民的购买力，带来了消费的“热潮”，但是，这种非理性的“繁荣”会扩大经常项目的逆差，而从东亚危机的教训中可以发现，靠资本流入来补偿经常项目的逆差是不可持续的。笔者认为在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价格形成、风险管理、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管等机制很不完善的状况下，先调整人民币汇率很有可能会导致“非理性”繁荣，而这种繁荣是无法持久的。所以，目前，一方面要顶住外来“压力”，一方面要加快国内金融改革，这才是取胜的关键。
二、改革我国目前不健全的金融体系需要稳定的汇率制度。
合理的汇率制度的选择也不能忽视我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尤其是我国这样一个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尚不健全并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刻的国家，人民币升值只能是弊多利少。因为，首先如上所述，大量的资本涌入，由此很可能带来资产泡沫现象，造成短时间的虚假繁荣，掩盖银行的脆弱性。一旦外资感到“无利可图”，就有可能导致金融体系的崩盘。另一方面，即使资金是看重中国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潜力流入的，但他们也会选择在现阶段质量明显好于中资企业的外资金融机构和外资企业，对中国自身的改革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其次，我国央行帮助国有银行改制注入的450亿美元资本，也会因为人民币升值而缩水。另一方面，升值带来的加息压力会影响国债市场的价格，从而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使得刚刚达到上市条件、吸引外资战略伙伴的银行因人民币升值而“泡汤”。再次，目前资本市场的发展没有能为企业提供充足的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所以，一旦国际外汇市场上汇率出现波动，企业就会蒙受不可忽视的损失，银行的不良资产就有可能增加，最终会影响银行的信贷能力，从而破坏以银行为主导的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最后，在中国的资产价格体系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尤其是利率没有市场化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所带来的资本流入会给市场带来错误的价格信号，从而恶化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利于中国可持续的发展。
三、BBC+1的构想和今后我国汇率制度的安排。
显然，目前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人民币币值稳定，但外部的压力又使得中国政府为维持人民币的稳定付出的成本越来越大，甚至成本的加速增加也可能会反过来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因此，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调整时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内外压力的调控能力。但是，即使要对人民币的汇率机制作一个调整，我国的现状也不容许我们将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权像欧元那样完全交给市场——采用浮动汇率制度，而会采取一种中间汇率制度形式，即BBC+1制度。它包括一揽子汇率（Basket）、目标区汇率（Band）、爬行汇率（Crawl），再加上政府干预下的浮动汇率制度。
所谓目标区汇率，就是央行制定一个浮动区间，当汇率波动超过这一范围时，央行就动用外汇储备进行干预。但是，当人民币的投机行为过强时，目标区的设定就会难以把握。而爬行汇率制度，是将汇率作阶段性的调整，但调整后还是保持固定。这种制度的弊端在于它会激发市场投机行为。所谓一揽子汇率，就是将人民币钉住多个货币（比如美元、欧元和日元这三种货币），而不是仅仅钉住美元。就目前人民币投机势头比较强烈的前提下，采取较为浮动的一揽子汇率制度，可以通过增加汇率风险来更好地抑制投机。但不利之处在于，我国的出口企业也将面临一定的汇率风险，而且央行对一揽子汇率的货币权重调控所带来的管理成本也会增加。当然，如果企业的汇率风险可以通过银行所提供的更多的避险工具来加以克服的话，它是最有利于我国这样一个外需依存度大的国家的一种较好制度。
四、汇率调整是一种制度，而不是宏观调控的工具。
在这里，笔者想纠正一种错误的认识，那就是近来有一部分经济观察家认为，现在当石油价格节节攀升的时候，调整人民币汇率对我们这样一个能源需求大国而言是一个有利的时机。但要注意的是，石油价格的调整机制是市场行为，而人民币汇率是确保本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即使是采取相当灵活的基于市场机制的汇率制度，只要中国经济还是外需拉动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在金融体系的发展还很不平衡，自己的本币又没有完全国际化的前提下，就不可能完全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以及时机对我国经济有利与否来肆意地调整人民币汇率。如果人民币汇率被人为地上下调整，非但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会大大增加投机的成分，从而约束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