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中国消费者面临人民币外强内弱的特点，无论是在消费支出还是在储蓄方式上，都会更广泛地去选择价格便宜的商品、收益更高的投资方式。比如，进口消费品的购买意识和海外旅游的欲望会不断加强。同样，有海外商务和投资题材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会备受关注。比如，旅游业、能源产业、初级产品行业、技术进口依赖的行业等，其股票都可能会受到青睐；有实力的海外投资的企业和金融机构群的股票也会被看好。这固然要取决于海内外实际投资收益差距的大小，但也应该看到，目前国外美国经济衰退和国内物价上涨这两大负面因素，确实给海内外投资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再加上海内外资本市场在这一轮美国金融的震荡中出现了信心低迷，这也给中国的股票市场的投资环境蒙上了一层阴影。不过，人们的风险偏好程度会因此有很大的向下修正的趋势。比如，越来越多的人会更加偏好投资稀缺的初级产品和能源产品，甚至投资大都市热闹区中的房地产，因为这些“资产”存在明显的供不应求关系，从而可以确保未来较大的收益空间。这种“无奈”的选择，事实上对全球产业和新兴市场的健康发展是很不利的。
第四，人民币“破7”后，中资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之间竞争的残酷性会更加变得明显。由于客户融资成本降低、投资回报增强的要求在人民币快速升值的环境下会变得十分急切，能否满足客户的这种需求就将决定金融机构的赢利势头和消费者对中国金融体系的信心。当然，对于前者，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中资金融机构在受保护的环境下依然优势明显，但是在微观层面上，国内银行间、机构间的资源争夺会变得更加惨烈，差异化的选择会变得越来越主流。对于后者，中国金融机构如果不能够有效地为消费者创造财富，那么，就目前的开放程度来说，资本大规模外逃的可能性不可不防。
第五，与内资相比，外资对通胀的抵御能力相对较强，对事后风险分担的约束较弱，所以在人民币“破7”后，外资对中国人民币资产的关注度短期内会越来越强。尤其是在美国经济向下调整的时期，国际资本会重新布局，而中国经济的基本面良好，资本和资产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外资大量流入的压力也就会越来越大。此外，欧美日官员也都会不厌其烦地要求中国开放资本市场。所以，如何以我为主，如何以清醒的头脑认识外资的作用，如何摆脱世界经济失衡环境中金融风暴可能带来的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将是所有中国经济主体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考验。
五、展望人民币未来所肩负的历史使命。
中国选择渐进式的人民币汇改模式，从短期来看，有利于提高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应对汇率变化的能力，同时，也可以缓解当前国际收支不平衡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的压力。从中长期来看，有利于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优化。而为了使这种变化的社会成本降到最低，就需要同时加快完善社会福利体系、提高收入再分配的效率以及推动中国金融体系的全面发展和有效运行。当然，从长期来看，它为人民币的国际化和建立一个金融强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的发展规模正在变得越来越大，融入世界经济的程度和能量也越来越大。世界各国也从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分享到了丰厚的利益。但是，由于我国的货币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对外依存的经济增长模式让我们创造的巨大财富不得不主要以美元资产的方式加以储藏。近来，由于美国次级债风波的爆发和美国对外赤字的扩大，美元疲软和美国利息的下调都已成定局；而且，世界初级产品和能源产品价格高企，但结算货币依然是趋于疲软的美元货币，对我国这样一个消耗大国而言，无法用自己的本币结算和资产运作，实在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纵观世界经济强国的发展战略，本国货币的国际化才是它立于世界舞台常胜不败的最有代表性的特征。所以，尽快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是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当我们的产业结构变化能够让我们的企业在世界的舞台上靠附加价值的优势竞争时，当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基于一个公平的、内需主导的可持续发展的机制时，当我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发育得较为完善、能够支撑海内外人民币资产的有效运作时，人民币国际化的积极意义就变得十分明显。
首先，因为人民币已经成为世界贸易、投资清算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支付手段和衡量单位，所以，中国央行已不再需要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它的购买力问题和交易条件上，而是可以把自己的货币目标像现在的欧美国家那样，也放在单一的钉住通胀上。政策运行成本和现在相比将大大降低，汇率风险也将不再存在，铸币税收益也会大大提高。
其次，中国企业的融资能力和结算能力会发生质的变化。因为没有了汇率风险，中国企业和机构的海外投资效率及规模也能够得到充分体现。而且，资源投入和市场挖掘的全球化战略凭借人民币的国际化优势，也可以为中国企业做大做强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再次，在中国消费者的投资组合（所持有的金融资产的结构）中，也会多了一份人民币资产，这大大降低了持有单一货币资产所面临的价格暴跌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人民币的国际化，消费生活的范围和质量也会大大提高。
最后，人民币国际化会给中国金融业带来不可想象的巨大商机。最典型的成果就是以人民币为交易主体的国际金融中心会自然形成。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信托业的一地集中现象会显现出来。规模的经济性和范围的经济性会让中国经济真正步入与经济强国相匹配的金融强国的时代。当然，这主要归功于中国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归功于中国资本市场为人民币资产的交易提供了最完善的服务。
尽管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展望，让我们感到了人民币汇改的紧迫性，但是，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现阶段的比较优势，我们反而更加感到人民币国际化万万不能急于求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实现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形成机制是我们需要为今后人民币国际化打下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我们应做什么？我们又能做什么？
在2009年陆家嘴论坛上，中国金融界最高决策层——“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的领导共同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发表了意味深长而又振奋人心的演讲。笔者听后深有感触，这里想结合自己最近的调查和研究成果，谈点这方面的感想。
首先，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这场全球金融大海啸让中国看到了自己的外向依存型经济的脆弱性以及发展失衡的结构性问题：前者表现为由出口主导和投资拉动的增长动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制约；后者表现为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严重性，使得我们无法立竿见影地通过刺激内需等有效的方法来维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龙头城市——上海，也因为出口导向的重工业结构以及对资金密集型的金融业的依赖，在国内外市场资金严重不足时无法摆脱由于出口订单减少和资本市场低迷所带来的负面冲击。于是，中国政府和上海地方政府都在思考两个决定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一是创造价值的方式，二是财富管理的方式。而且，这两者互为约束，互为推动。具体而言，就是今后我们主观上和客观上是否还能够满足于加工贸易和重而大的产业结构（尽管它缓解了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促进了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显然，今后不断加大的贸易摩擦以及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所带来的对外人民币升值，对内流动性过剩的压力都会让我国经济增长的空间越来越小，而经济调整的难度却越来越大。
其次，中国若想调整自己的产业结构和管理好自己创造的财富，关键要选择好国家的产业定位。根据经济学中的“微笑曲线”理论，一个国家的产业定位决定了这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低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般而言，在产业发展的上游，创新、设计和标准是主要的特征。它是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构思“未来价值”的重要环节。所以一旦新型产业在市场上形成价值，这些国家就会因为杰出的定价能力而获得整个价值创造过程中所产生的巨大财富。它往往具有技术、创新密集的特点。到了产业发展的中游，将思想转变为能为人类带来幸福、安全的商品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目的。大规模生产和制造就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特征。对于中国而言，生产成本的优势使得我们成为世界加工厂。由于这个环节缺乏定价能力，替代性强，价格竞争对市场份额的占有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无论是资本密集型产业还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明显的成本优势让我们迅速成为了全球名列前茅的制造大国。到了产业发展的下游，产品价值的实现和增加其附加价值就是这个环节的首要任务。
物流、营销和金融等都是这个环节最具代表性的行业。它往往具有资金密集型和服务密集型的产业特点，而能否在这样的产业中具有核心竞争力，关键就在于是否拥有良好的制度体系（包括法律、会计、审计、监管、统计、信息披露等方面）、诚信水准以及市场成熟程度。由于它是整个产业价值链中的最后环节，其财富分配的直接和间接的话语权都要高于生产和制造业。如今中国恰恰处在中间环节，无论从财富获取的能力上，还是从产业发展的环境亲和程度上看，我国目前的产业定位正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中国政府想改变这样的发展模式，而上海最有能力通过打造自主创新的生态环境，率先让中国的产业结构向高附加价值的品牌和标准制定的先进制造业方向升级，也最有希望通过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从而能够更有效地管理好我们自己创造的财富。在现阶段人民币没有完全市场化和人民币资本账户不可兑换的情况下，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和繁荣将会直接影响到上海先行先试的人民币贸易结算业务的规模和质量。而且，金融、航运和贸易三位一体的发展也是纽约、伦敦等城市国际化成功的经验。
再次，根据历史上各国发展的模式看，产业配套发展的问题也很重要。很多研究资料表明，技术和创新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往往也需要资金和服务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作为配套；而资本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则需要产业体系外政策的保障。东亚各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政府限制了要素市场的竞争，通过一定的价格管理，来保证企业出口的价格竞争优势，维持银行体系稳定的息差收入，满足广大消费者对就业和工资增长的切实需求。但是，一旦资本和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与资金和服务密集型的产业结合在一起，就会因为后者需要充分的价格弹性而破坏了前者成本稳定和低廉的前提条件。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意识到传统出口企业会在要素价格市场化的过程中慢慢失去优势。如果政府为了继续维持传统出口企业的优势（出于保就业的考虑）而放缓金融产品价格的充分调整，那么，很可能就会造成投机资本利用不完善的制度所带来的套利机会进行贪婪的财富掠夺，最后让僵硬的价格机制不得不走向崩溃，1997年东亚危机就是最好的反面教材。
最后，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主体也会影响到自主创新的质量和金融发展的效率与稳定。首先以美国为例，产业两端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创新（品牌打造和标准设定）与金融创新（服务）领域都是以市场为核心，它有如下几个鲜明的特征：技术含金量高而转让成本低，硅谷就是一个很好的筛选池；知识产权保障和市场交易制度完善；企业做大做强、社会福利改善多数都依靠资本市场。但是，美国国内（制造）产业空洞化、贫富分化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再以日本为例，它不同于美国“分散式”的创新模式，而是采取“嵌入式”的企业创新模式。具体而言，泡沫经济崩溃前，日本向产业高端部位走的动力主要是来自于企业内部。日本企业主要是依靠大企业自有的资金实力和银行的贷款进行技术创新，技术向社会转让的成本高，而技术质量的评估又无法市场化，于是，也就无法保证企业的创新产品在市场上都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