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如果“事后”的通胀率过高，为了减少负利率的影响，迫不得已的小幅利率增加有时也是需要的。尽管“事后”加息能够消除或缓解通胀所带来的“负利率”问题，但是，它不能做到在“事前”彻底根除通胀预期上升的趋势。于是，很容易出现“猫捉老鼠”、你追我跑的无序局面——即这一轮加息会引发下一轮进一步的加息，因为既有的通胀（预期）在加息的周期中可能会形成新的更强烈的通胀（预期），于是，刚刚缓解的负利率问题，没过多久又会产生新的更为严重的负利率现象。事实上，和我们状况相反的日本也是如此。为了要产生通胀预期，恢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价值，日本政府坚持采取不变的零利率政策，结果非但没能通过利率的价格效应带来本国流动性的增加（也就不可能出现所期待的明显的价格回升现象），相反，却向全世界输出了大量的流动性，由此严重损害了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总之，通过名义利率的变化来调整实际利率的效果是很有限的，甚至有时效果可能会适得其反。
当然，数量调整可能会由于对市场干预的力度过大而造成金融资源配置的进一步扭曲。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国家在积极引导货币流动性的同时，要充分兼顾自身的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的需要。比如让条件成熟、发展前景良好的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进行融资，以接受不断完善的资本市场对公司成长所产生的有益的治理效应。同时，政府也要鼓励本国的金融机构积极走出去，在更多的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资本运作，提高自身的效益和国际竞争力。
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不完善的金融体系中，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机制还很不成熟，于是，就很难保证宏观调控政策都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市场的动向，引导市场克服机制不完全和价格形成机制扭曲等资源配置上的障碍。比如在鼓励机构投资者队伍不断壮大、银行多元化经营的同时，还会屡屡出现基金暗设“老鼠仓”、银行资金违规入市等钻制度“漏洞”、侵害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的恶劣行为。所以，只有在一个健全的、社会经济体利益兼容的制度体系中，宏观调控政策才能更好地、更科学地诱导资金流向实际收益回报高、可持续发展的经济部门。因此，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面对流动性过剩所造成的资产价格波动的局面，政府不急于推出股指期货和港股直通车等金融新产品的战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事实上，制度体系的完善，不仅包括公平竞争的“游戏规则”，而且也应该创造更多、更好地保证公平竞争的“游戏道具”和“游戏环境”。比如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利益，不光是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机制和严格的监管机制而已，还要不断发展资本市场以提供更多可供风险偏好不同、风险控制能力有差异的消费者选择适合自己的投资工具。当然，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进入健康的资本市场，还需要政府消灭破坏健康市场形成的各种力量。这当中更为复杂的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风云变化也会威胁到本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有时这还要考验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的影响力。
二、工资体系和劳动生产率的协调发展是合理价格机制形成的关键所在。
中国人民银行在2007年11月8日发布的三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说，在内外部经济继续较快增长、国际收支顺差及经济结构性矛盾持续累积的背景下，粮食价格、能源价格和劳动力成本上行压力增大已成为现阶段我国通货膨胀风险扩大的三个主要因素。虽然粮食价格、能源价格的攀升存在一些季度性和外部性的因素，但是，这三个因素背后的深层次原因还是中国产业结构和产业政策中存在很多可以优化调整的空间。
其中最应该引起我们关注的现象是：生产率较高的部门和企业没有将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水平有效地挂起钩来，而生产率止步不前的部门和企业，却因为规模、地域、社会保障制度和企业所有制形态的差异，不断向上提高工资水平。这样在宏观上就让我们看到了2007年下半年中国物价水平的上涨中有不小部分是由工资上涨所推动的，但是，很多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又表明，这些工资上涨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改善。
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劳动生产率不高而工资上涨的企业，也和劳动生产率高而工资水平偏低的企业一样，获得了较好的利润。这就进一步引发了以下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一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二是这样的高利润现象是否可持续？三是今后该如何调整？
第一，某些行业依然缺乏竞争。在2007年下半年紧缩型的宏观调控政策和资本市场价格动荡的格局下，生产率高、有竞争能力的企业因为融资渠道的约束而不能够参与到某些行业中，从而弱化了这些行业的竞争，使某些低生产率的企业能够享有高位的垄断价格。而且，当宽裕的资金集中在金融市场，并以个人信贷的方式流向消费者，就更加容易助长这类企业获得较高的垄断利润。
第二，企业的社会成本偏低。由于我国劳动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环境监督的力度还有待加强，很多生产资源没有进入市场化渠道而价格偏低，这类企业在国内外同行业的竞争中就具有了明显的成本优势，即使劳动力成本上升也不会对它们的利润产生实质性的威胁。
第三，某些劳动生产率低、主营业务绩效差的企业，充分利用了新《会计法》提供的利润生成空间，趁目前金融市场繁荣之际，扩大持有金融类企业和机构的股份，以资产收益来粉饰主营业务的亏损，从而在表面上看有良好的利润表现。于是，这类企业也能做到超过自己生产率水平地来改善员工的工资条件。很显然，如果这类企业只借助于资本收益而不及时调整自己的主营业务，那么，必然会在某个时刻暴露自己业绩差的真面目。
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高的民营企业由于市场主要在国外，产品附加价值和销售价格的竞争空前激烈。而且，市场维护的成本也远远高于国内。再加之这类企业的优势主要还是在劳动力低廉上，所以进口技术含量高、性价比好的生产设备和部件，控制劳动力成本上升，就成为它们确保高利润的关键所在。在低生产率部门的工资条件还处于以往计划经济的水平时，民营企业的工资标准确实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当低生产率部门的工资条件因为上述的几方面原因而出现大幅度上涨，再加上这类民营企业面临出口退税制度的废除所带来的利润减少的挑战以及首当其冲地开始承担社会成本时，这类民营企业就不得不放弃工资调整的优势。于是，这类民营企业就出现了不可避免的“民工荒”问题和员工上班炒股等“不务正业”的现象。
值得庆幸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没有给大多数出口类企业带来实质性的麻烦，相反不少企业的利润有增无减。这是因为进口成本在降低，而出口则由于价格和出口产品结构的竞争优势，人民币的小幅升值反而改善了单位商品的交易条件，使总的利润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但是，由于汇率改革的深入、金融市场的健全化、要求社会环境改善的呼声加大等因素，无论是哪一类企业，这种保持高利润的经营方式都是不可持续的。为此，2007年下半年物价上涨的趋势要引起我们格外的重视，原因有三点。
1.2007年下半年的物价上涨并不是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工资水平提高，从而诱发真实的需求所致，而是逐利性的扩大投资行为所带来的能源成本上升、低生产率部门工资的刚性上涨趋势、宽松的个人融资条件以及资产价格膨胀的财富效应所引发的。显然，它必然会引发更为严重的通胀问题。
2.工资水平脱离生产率的增长实际上割断了劳动力向生产率高的部门转移的内在激励机制，从而也不利于产业结构向生产率高的行业调整。结果，缺乏经济活力的产业结构不仅没有让老百姓的实际收入增加，反而因为物价上涨过快造成政府社会协调成本的大幅增加。
3.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脱节的状况会影响到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人力资源投资的激励机制，进而会造成人力资源大量流失的问题。
具体而言，如果高生产率的企业和部门提供不了高工资，优秀的人才就不会聚集到需要高级人才的地方。中国高生产率的企业因为没有自己的研发能力而得不到更高的利润，没有高利润就没有动力去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水平来吸引优秀的人才，于是企业的经营模式就会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状态，永远都处于加工贸易这一长不大的发展模式。
另一方面，优秀人才会聚国外企业或集中在收益回报率高的金融部门，这对实体经济的发展有害无益。金融部门的高回报也没有可持续的物质基础。
因此，若想提高实体经济部门的实际收益水平，首先就应该通过产业政策的调整、社会劳动保障体系的完善来促使高生产率的企业、部门率先增加人力资本的投资水平，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不断吸引优秀人才聚集到高生产率的行业和企业中来，逐渐形成高附加价值产品自我生产的能力。通过逐步对高技术投入要素产品的进口替代，使这类高生产率企业的利润空间不会受到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影响，从而保证它们的经营模式进入良性循环的状态。
而低生产率的行业和企业若想打破刚性的工资体系和用人制度，则要及时调整适合自己企业生产能力的经营模式。比如增加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比例，通过购买高生产率的国内企业的技术含量高的设备和部件来保证自己产品的技术竞争力；同时也要把人力资本释放给高生产率的行业和企业，自己则通过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吸引更多来自农村的闲置劳动力。
通过工资体系和劳动生产率改善的协调发展，不仅能让一部分企业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实现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对中国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意义；同时也能通过低生产率行业人力资本的释放，使这类企业能够产生更大的雇佣效果，从而缓解目前个人和地区之间收入非常不平衡的问题，提高各个经济主体抵御暂时性物价上涨的能力，以保证各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和培养后代健康成长的能力不受到严重侵害。
同时，也要提高政府收入再分配的能力，尤其是要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和税收体系的完善，从而让每个人都能安心消费、合理储蓄、理性投资，真正做到物价上涨是消费者实际购买力和生活质量提高的表现。而这也会进一步促进企业根据这一正确的价格信号进行扩大生产，为社会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三、抑制通胀预期的组合拳也应注意实施的技巧。
当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都开始向实体经济转移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具备了享有高附加价值所带来的利润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人力资源在实体经济部门也能享有自己应得的高回报。这时通胀预期的形成就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不断紧密地结合起来，短时间的宏观调控就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否则，当参与实物投资所获得的报酬比参与金融投资所获得的投资回报低很多的时候，人们就会选择金融投资而减少实物投资。但是，金融投资改变的是人们未来的购买力，而实物投资则是改变未来可用于消费的商品规模。前者存在推高未来商品价格的动力，后者则存在降低未来商品价格的能力。而且，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比起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能保留更多用于未来的生产能力。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们只要判断储蓄主要是流向金融资产还是流向实物生产部门，就能够预测出未来通胀的变化趋势。通胀预期一旦形成，就会促使大众提前盲目消费或增加金融投资的比例，而实际上这类行为又会促使物价上涨的趋势进一步加剧。
显然，今天，当居民受股票收益膨胀的驱动，不断开设证券投资的账户时；当实际的交易量为此创下历史新高而再次刷新股价时；当企业的参股结构转向和金融投资相关收益高的部门时，储蓄向金融资产的集中现象就应引起注意，因为通胀预期上升的依据已经显现。所以，有必要利用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手段，加快结构调整，以期抑制通胀预期形成的病毒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