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中国经济开始出现了结构变化的迹象：在企业业绩提升的过程中，持高不下的固定投资的比例（同比增速）开始向下调整，社会消费能力开始回升。如果这种变化真的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制度完善和市场竞争所带来的劣质企业的退市）、金融体系配置效率的提高（银行信贷、企业上市和增资扩股行为与企业绩效挂钩）、社会福利体系的改善（减少老百姓未来支出的负担），而不是暂时性的宏观调控的结果和市场策略性的选择所致（与中央政府博弈的结果），那么，如今中国经济的运作效率确实在不断提高。只要我们充满信心，甚至敢于承担当前一些经济波动的成本，而不轻易导入大规模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免经济运作的效率受到破坏），那么，结构性流动性过剩问题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一定会不断减小，直到消除。但是，目前我们也不得不看到，在这些好迹象出现的同时，贸易顺差和货币供给在大幅度地增加，流动性过剩冲击造成的负面影响确实不能忽视。所以，目前中国经济运行效率提高的生成机制还是不明朗，中国经济是否开始进入了良性循环还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不管怎样，改革开放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而且它也是彻底解决中国目前所面临的结构性流动性过剩的关键所在。因为中国的流动性过剩并不是由于央行主动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致，也不是因为银行积极地扩大资产规模拼命放贷所产生的恶果，根本的原因是在较为刚性的汇率制度下，贸易顺差的膨胀所导致的日趋严重的外汇占款问题（相伴随的是银行存款的急速上升——这是导致近来银行贷款加速的根源所在）。
“外汇占款”就像一个打开的却又无法自由调节的水龙头，“流动性”就像哗哗喷射出来的水柱，央行的加息、存款准备金率的提高、央行票据的大规模发行等手段就像人们在拼命地更换不断灌满水的脸盆、水桶等盛水工具，来缓解势不可当的货币流动性对企业投资、物价水平和资产价格等所产生的较大负面影响。可结果，汹涌的水流还是会因为盛水工具的缺失而溢出到没有很好排水能力的水泥地上。因此，解决这样的流动性冲击的方法就是要把这个坏了的出水口尽快堵上（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汇率自由浮动）！这种做法是否立即可行，取决于人们当前喉咙的干渴（对外经济依存）程度和新建可以自由调节的水龙头（内需支撑的经济结构）的速度以及全体相关人员对未来水源的期待力度（对改革开放政策的共识和信心）。
具体而言，政府要充分有效地利用当前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环境，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如企业债市场和金融衍生品市场等），促进金融创新活动；拓宽优质企业和有成长潜力企业的融资途径（尤其是要创造市场环境鼓励优质中小企业上市或增资扩股），降低其融资成本；强化金融体系和企业自身的公司治理能力，以真正提高消费者分享企业业绩增长和金融机构绩效提高的可能性。另外，中央政府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甚至要利用当前流动性宽裕、发债成本较低的“优势”，积极融资，并切实调整和优化好税收结构，将合理筹集到的资金及时用于或扶持医疗、教育、就业、养老、住房等社会公共品的投资环节中，以分担老百姓的生活负担，并提高整体的消费水平。
另一方面，政府也要有效地支撑民间创业和风险投资的活动，分担企业家和资本家的投资风险，以促进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中国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这里要指出的是，在结构调整没有完成的阶段，开放确实存在恶化流动性过剩的可能性，但是，不能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就去遏制开放，遏制竞争和提高效率的外部环境；相反，要通过制度的完善，来确保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从而形成一个良性的供需互动关系。而一旦这种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地运作起来，那么，物价水平、汇率水平和资产价格的变动就完全可作为一个有效的信号（看不见的手）被市场所接受。只要它自发地调节市场的供需关系，通胀和泡沫现象的“持续”存在就不太可能了。因此，在这样一种“流动性繁荣”的状态下，也就没有必要过分地依赖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控制价格的变化。
三、宏观调控是为结构调整创造环境、争取时间，而不应成为改革开放的障碍。
当前通货膨胀引起了“负利率”现象，在流动性过剩问题没有得到充分抑制和消费者支出负担没有得到根本缓解的情况下，确实有可能会通过企业投资扩张，从而进一步加剧中国经济对外依存的程度。同时，由于物价的外部冲击和企业自身的投资扩张行为，很有可能形成“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现象。而且，在当前贫富分化的中国经济环境中，这种形式的价格上涨甚至会引发社会的不和谐因素。另外，在“负利率”的环境中，消费者闲置在银行体系里的资金随时可能流向资本市场，尤其当我国资本市场还缺乏深度的时候，其价格形成机制很容易受到波及。再者，银行也会寻找高收益的投资渠道来冲销通货膨胀的风险，由此会造成银行体系金融风险的沉淀和加剧。所以，适度、及时和透明的货币政策的导入还是十分必要的。
2007年年中，再度加息（利息税的减免只提高了约0.6%的年利率）的意义主要在于以下几点：首先，能够缓解“负利率”现象（虽然央行自己也清楚地认识到，货币政策对流动性过剩问题的直接影响并不很大）；其次，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控制固定投资的反弹；再次，显示出2007年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控制通胀水平，而不是资产价格。可事实上，在目前的中国经济结构中，该政策的实际效果可能十分短暂，而且十分有限，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大多数的消费者出于缓解未来各种大额支出负担的目的，大量储蓄和投资。
他们对资金投资的“实际回报率”十分敏感，而拉美国家中发生的货币错觉所导致的“消费过热”现象很难发生。另一方面，企业业绩十分强劲，流动性十分充裕，所以，贷款利率的上升可能不会太大地影响企业的投资决策。利息税的减免虽然从储户的角度等于加息，但是，它不能当做宏观调控的手段来滥用，而要根据一国的税基状况和经济结构的变化来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利息税的减免标志着我国税收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在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中选择这样的调整确实抓住了良好的时机。尽管如此，也千万不能形成这样的错觉：货币政策的目标可以随便借助财政政策的工具来加以实施！否则，对其效果的评估一定是“亏本买卖”，得不偿失。而且，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因此受到很大的伤害。
总之，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应该为渐进式的改革战略争取时间、创造环境，但不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也就是说，当经济运行的效率和宏观经济的稳定发生暂时性冲突的时候，我们应该首先重视宏观运行效率的提高，暂时性的经济波动可以通过制度的完善来分担和缓解，而不应该盲目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甚至放慢改革开放的步伐，一味地追求暂时性的“稳定”。因为当前中国经济波动的根源是结构性流动性过剩，它无法通过宏观调控来加以解决，而且，为争取暂时的稳定，宏观调控所付出的代价会开始变得越来越大。唯一解决结构性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出路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和开放的战略，形成投资和内需匹配的制度环境和激励机制，从而建立起一个良性的价格形成机制，以提高中国经济运作的效率，彻底走出依赖宏观调控的经济怪圈。
治理通胀预期的三大政策环节
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三季度全国城镇储户及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四季度物价继续上涨的居民占比、银行家总体物价预期指数、消费品和服务价格预期指数等均创下调查以来的历史新高。2007年11月中旬，央行行长周小川在接受央行主办的《金融时报》采访时也表示，下一步宏观调控要充分发挥价格杠杆工具的调控作用，稳定通货膨胀预期，加强利率和汇率政策的协调配合；要避免长期负利率的局面。
本文依据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并针对当前中国通货膨胀的特点，提出抑制通胀预期继续膨胀所需要重视的三大配套的政策环节：一是采取货币政策的数量调整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宏观调控方法；二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产业政策；三是强化政府决策部门的政策协调和学术部门研究成果的社会普及工作。
一、现阶段数量调整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比起利率调整为主的价格干预机制可能效果更佳。
抑制通胀预期继续膨胀的最有效的手段是当前控制通胀上升的政策效果。我国央行早已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周小川表示，央行首先要注重通货膨胀的防治，保持币值稳定；其次在宏观调控和制定货币政策时要考虑促进就业；此外还要大力发展金融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从2007年下半年央行实行的一系列政策手段中，我们确实注意到，在抑制通胀的问题上央行的干预力度在不断增强。不仅如此，央行也从前一阶段频繁地采用利率调控渐渐回复到以数量调整为主的战略上，即对银行的信贷增长加强控制。比如央行于2007年作出的准备金率第九次再提升的决定（实际上冻结了银行大约2000亿元的信贷资金），加强对银行违规资金入市的监管措施，还有特别国债的发行等。另一方面，政府也在努力控制资本市场的泡沫膨胀对物价水平的负面影响。比如加快企业的首次公开募股进程、对热钱流入提高监管的力度、打击基金操纵市场的违规行为等。之所以没有频繁地采用前一阶段使用的利率为主的价格调控政策，主要是因为，数量调整手段在目前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的状态下以及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的阶段中，相对利率调整能够获得成本较小、效果较快的宏观调控效果。
首先，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和货币的流动性过剩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种流动性过剩在金融体系内表现为民间部门的存款增长或股份资产的增加。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利率上升并不会实质性地增加企业的融资成本（只要企业的赢利水平保持在高位增长的趋势上，内源融资和外部宽裕的流动性将继续推动企业为追逐高利润而不断增加投资规模的行为）。相反，加强窗口指导，直接控制信贷的规模可能在冲销流动性问题上效果更快、更明显。但是，不管怎样，通过名义利率的调整来解决目前中国的通胀问题是不可能的。
其次，受次级债风波的影响，主要工业国家的加息政策被迫放缓，有些国家甚至为了缓解金融体系流动性紧张的问题而不得不连续降息。这就造成了全球金融资本出现新的投资格局，具有良好经济表现的中国也自然成为这些金融资本栖息的地方。如果，我们自身的金融“消化”能力和监管能力不足的话，那么，加息就会促使中国脆弱的金融体系因为大量的资本流入而变得更加“浮躁”。由热钱所吹出来的虚假的繁荣，必然会蕴藏着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而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根据东亚危机的经验，往往更多的是由没有投资能力的广大消费者来承担。所以，当务之急是要控制这样的资本流入所可能带来的价格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