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房地产投资，人们都看到了市场未来拥有的旺盛需求，都在担心延误时机可能会造成未来更大的支出负担，所以不仅有条件的人去购买，没有条件的人也想方设法创造条件去购买。于是，在这种越来越多人的参与下，房价自然出现上涨。这使得大众很快地目睹或直接感受到了房地产投资的财富效应。结果，在房地产价格未来强劲上扬的共同预期前提下，就导致了争先恐后的购买行为。这进一步推高了房地产的投资规模，从而不断推高了楼价。只要中国经济的增长还能够支撑大众对楼市财富效应存在的信心，那么，楼价在没有外界监管的情况下，就会越走越高，离基本面也就越来越远。当然，另一方面，这种靠银行按揭所带来的积极的购房行为也就造成了当前消费水平的低迷。
2007年年初，股市也有相同的效应，股权分置改革的深入、金融市场的开放、中央政府对股市的高度重视和中国企业业绩的提高都极大地增强了大众对股市的信心。同样，当人们看到了股市财富效应开始“成形”时，大量的消费者都会产生财富增值的冲动而纷纷进场，并不像成熟市场中的消费者那样是出于实现自己的消费计划，而对有限的家产采取保值、风险分散的投资。所以，在中国，财富增值效果越明显的资产就会越先被追捧，尤其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这样的股票市场很容易形成泡沫。可以想象，最终泡沫的崩溃也会是因为上述利好的基本面因素恶化，从而使得股民对市场财富效应失去信心。
总之，中国资本市场2007年的繁荣是由于基本面改善从而引发了强烈的财富增值动机，所以我们没有看到所有资本市场同时繁荣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讲，哪一个市场能够繁荣是由大众的共同预期和共同的投资行为所决定的，忽视了这一点而一味去开拓其他的资本市场或者让新股大量上市，就会对现有的财富效应产生抑制作用。所以，如何将股民强烈的财富增值的单纯动机转变为多种的资产增值或保值以及分散风险的投资，这将是决定中国股市健康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一努力目标不仅是由大众投资意识的“进化”程度所决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为百姓“解负”的公共投资效果所决定。
第二，金融业的开放使得外资和外汇的管理难度不断增加，由于中国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或在金融资产的收益率与实物投资回报率相比存在严重虚高的状态下，外资结构中的投机资本比例也很可能会潜移默化地增大，并且外国资金的去向往往也会选择国内大众追捧的金融市场。在这种国内资本强有力的“担保”和金融不断开放的环境下，外资会不断地渗透进来，监管当局对这类市场的干预也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一刀切的监管方法很容易造成大众投资信心的下降从而导致市场急速滑坡，但如果任其自然，那么，一旦危机爆发，倒霉的很可能就是中国的缺乏风险意识和工具的广大本土投资者。东亚危机前泡沫的破裂和货币危机的爆发是提醒我们需要提高警惕的最好案例。换句话说，如果中国的股市不是因为大众财富增值的冲动而被哄抬起来的话，那么外国的投机资本也就不敢轻易地进入，否则很容易“暴露身份”从而受到有效的监管。
所以，如果能尽快在本土培养一支成熟的、专业化的投资队伍，积极开展为满足多种投资目的的金融创新业务，并与之配套地建立起一个完善的监管体系，那么资产价格的虚高现象就会有所缓解，外国投机资本的“浑水摸鱼”行为也就会有所收敛，中国金融体系就会和实体经济的持续增长有效地结合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辉煌时期。而且，中国的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良性互动机制就会因此得到充分的保障。
第三，在经济增长模式依赖对外出口的前提下，流动性繁荣造成了外汇储备的膨胀和货币政策有效性的降低，因此，有效地管理外汇储备和“藏汇于民”的战略如何实施就变得至关重要。
一方面，对中国的外汇储备要有正确的认识，不能滥用。其理由是：首先，中国经济增长中有很大一部分贡献是来自于外商直接投资和其有效的加工贸易型出口战略。所以，外汇储备中很大一部分是直接投资所带来的，尽管它不易流出而引起外汇储备急剧减少，但是随着金融业的开放，这些外资很容易将固定设备投资转变为流动性很高的金融投资。当这种潜移默化的转变比例变得越来越高，对外汇储备的负面冲击也会因此增加，对我国币值稳定构成的压力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
其次，随着人民币升值进程的不断深入和世界经济周期性调整的特征越发明显，中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有可能减少，这意味着这方面稳定的外汇收入就会减少。另外，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转型、经济结构的升级都需要大量引进外国的资源和先进的设备，这也意味着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是不可持续的。最后，外汇储备的目的是保持一国币值的稳定，而不是主要用于投资对外资产，一味地去追求收益的最大化。所以，将外汇储备主要投资于流动性高的金融资产（美国短期债券）这一做法无可厚非。在充分认识到外汇储备结构的基础上，用“过剩的”外汇储备去买美国收益较高的长期债券以防未来储备突发性减少所带来的麻烦或者为本国银行注资以加强金融体系的竞争力和稳定性的做法，从币值稳定的角度看也在情理之中。
另一方面，流动性过剩给货币政策独立性造成的麻烦也绝不能轻视。长期搁置下去，流动性过剩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盖过它给中国经济所带来的正面影响。采取渐进的汇改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央行利用价格调整工具来缓解货币政策失效问题的做法，但是，通过“藏汇于民”和配套的外汇监管制度的放松，可以期待通过缓解外汇储备本币化的压力来达到如下的积极效果：一是政府可以鼓励企业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自主地用外汇去进口一些高附加价值的设备和技术产品，然后通过进一步对产品的研发创造出更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二是可以鼓励企业走出去，尤其是进入我国资源稀缺的产业，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或自己创业的方式在国外开拓一片新的天地；三是鼓励一部分合格的金融机构进入成熟市场开展国际金融业务，以帮助政府部门或国内企业和个人进行专业化的海外资产运作和风险分散等业务。
总之，“流动性繁荣”是中国经济现阶段发展的一个特色，既不能把它等同于其他国家所经历过的流动性过剩的“麻烦”阶段而对其评价过于消极，也不能让繁荣的景象冲昏头脑而过高地评价股市流动性和外汇储备的规模对经济的积极意义，更不能在基本面已经开始发生扭转的征兆时，还在被资本市场的“繁荣”所迷惑而变得麻木不仁。与此相反，我们更应该利用好当前流动性向中国汇集的大好时机，提高公共投资的效率，优化经济结构，加强资本市场的建设，让外资充分地为中国经济向市场机制的成功转型提供所需要的资金、技术、管理和市场的支持。同时，也要注意完善监管制度和保证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法律环境，要加强专业化的投资队伍的培育，使得中国资本市场即使在流动性过剩的环境下也能健康茁壮地成长，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和良性发展的有力助手。
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2007年上半年国民经济的运行指标和随之而来的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再次把市场的注意力转向通货膨胀率、固定投资比例、贸易顺差、货币供应量等与经济波动直接挂钩的经济指标上。当然，单纯从货币政策的目标来看，央行这次和市场预期一致的透明化的做法（再次加息）无可厚非。另一方面，我们从最近的宏观数据中还可以看到，中国经济正在开始出现“质”的转变迹象，比如，在固定投资比例同比增速下降的同时，企业的业绩和社会消费水平反而在提高。尽管这种迹象的生成机制还不十分明朗，它却是我们应该努力的目标，是中国经济摆脱流动性过剩问题纠缠的标志，也是中国央行未来渐渐恢复其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希望。
因此，基于上述对宏观经济指标的判断，接下来国家的发展战略不应该将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主旋律来实施，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将各个部门的工作重点放在宏观调控问题上，更不应该通过“规划”固定投资的比例来约束中国经济增长的势头。如果没有达到经济运作效率的优化目的，而人为控制经济增长的速度，那么，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流动性过剩是中国经济现阶段增长模式的副产品，通货膨胀则是这一副产品的表现形式；相反，通货紧缩的压力才是中国经济结构扭曲所可能释放出来的内在力量。如果宏观调控只是暂时控制住了表面伤口（通货膨胀）的恶化，而没有相应地、进一步及时地采取解决内部肌体发生病变的有力措施，那么，对外依存的经济增长方式所隐藏的、内在的“通缩”危险，将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真正的绊脚石。
以下我将结合2007年上半年的宏观经济数据，从三个方面来论述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改变和经济运作效率强化的重要性。
一、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结构冲突带来喜忧参半的经济指标。
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约30年的历程，中国企业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它们利用开放的环境（引进外商投资、产品走向国际市场的制度保证），通过自己的学习能力、创造能力，正在不断提高自己的产品、品牌和市场开拓的国际竞争力。2007年上半年企业业绩不断提高就是最好的佐证。中国企业的成长从宏观层面上也推动了中国的行业和产业的发展，缓解了庞大的就业压力。从客观的指标上看，它们确实创造了连续高速增长的奇迹。但是，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大多数业绩表现好、有竞争力的企业，它们的投资决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市场的景气和国外价格信号的变化。不少企业，尤其是那些生产上会带来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价值的企业，更摆脱不了国内制度（汇率制度的刚性、出口退税制度的“保护”、环境“税”的缺失等）给它们带来的成本“红利”，而且这种制度上的保护倾向也容易诱发企业过分地推行降低成本的海外价格竞争战略，从而延迟了产品结构调整的最佳时机。虽然近期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的比例有所下降，但是它们在吸收就业、出口创汇、促进企业间的竞争方面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总之，今天中国企业业绩的提高伴随着巨额对外贸易顺差的扩大，这客观上给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深深地打上了贸易“大国”的烙印。但是，中国企业的业绩急速增长并没有相应地带来中国居民收入的大幅提高，相反，有限的收入提高，却以存款或投资的方式进入了中国目前还很脆弱的金融体系（市场和投资渠道单一、投资品种有限、运作效率扭曲等）。这主要是因为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原先由国家承担的成本并没有过渡到有效的社会福利体系中化解，而是落到了消费者的个人负担之中。
这就使得中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带动消费的增长，成为消费的“大国”，反而导致了储蓄的膨胀、贸易顺差的扩大，这些因素又进一步造成被动的货币供给持高不下、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加剧、资本市场的价格大起大落这样一种经济波动局面。这种局面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有效控制，那么企业的发展就会过度依赖前期自身利润的积累而脱离了金融体系的支撑，宏观调控的措施就根本不会产生效果，消费者也不能分享到企业业绩上升所带来的劳动收入和金融投资业绩实质性提高的好处。这也从另一方面，再次验证了当前改变中国经济这种金融“小国”特征的紧迫性和必要性。2007年上半年的经济指标也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这种贸易“大国”和金融“小国”的双重特征。
二、改革开放是提高中国经济运作效率、解决结构性流动性过剩冲击的制胜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