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由货币或金银组成是一种通俗的观念，这种观念是由货币的两种职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两种职能就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由于货币是交易媒介，所以当我们有了货币时，我们就可以比用任何其他商品更加容易地得到我们所需要的东西。我们总是发现，天大的事情就是得到货币。有了钱，以后的购买就没有任何困难。由于货币是价值尺度，我们用所有其他商品所能交换到的货币数量来衡量它们的价值。我们说一个有很多钱的人是富人，一个没有什么钱的人是穷人。一个节俭的人或渴望致富的人，我们说他爱钱；一个漫不经心、慷慨大方或奢侈浪费的人，我们说他不关心钱。要变富就得有钱；总之，在普通语言中，财富和货币从每一个方面来看都是同义语。
一个富国，也和一个富人一样，被认为是钱多的国家；在任何一国，堆集金银被认为是致富的捷径。在美洲发现以后的一些时候，当西班牙人来到一个不知名的海岸时，首先要问的通常是，在附近能否找到黄金或白银。根据所获得的信息，他们判定值不值得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地，或值不值得去征服这个国家。由法兰西国王作为大使派往有名的成吉思汗的一个儿子那里去的僧侣，普拉诺？卡皮诺说，鞑靼人经常问他，法兰西王国是否有许多的羊或牛。他们的询问也和西班牙人的询问一样，目的相同。他们想要知道，这个国家是否足够富有，值得去征服。在鞑靼人中，也像在所有一般不知使用货币的其他游牧民族一样，牲畜被看做是交易媒介和价值尺度。因此，他们认为财富是由牲畜组成，就像西班牙人认为财富是由金银组成一样。在这两者中，鞑靼人的观念或许是最接近真理的。
洛克先生在货币和其他动产间作出区分。他说，所有其他的动产具有如此容易消耗的性质，所以一个在某一年中动产十分多的国家，在次一年虽然没有任何输出，也可能由于自己的浪费和奢侈，变得极为缺乏这种动产。反之，货币是一个可靠的朋友，虽然它可能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但是如果能使之不流出国外，它就不容易被浪费和消耗。因此，根据他的意见，金银是一国动产中的最坚固最实在的部分，所以他认为，增加这种金属应当是一国政治经济学的伟大目标。
其他的人承认，一个国家如果能同世界隔离开，那么在国内流通的货币是多是少就无关紧要了。用这种货币来流通的可消费货物，只能交换到数量有大有小的货币；他们承认，国家的真实财富或贫穷完全依存于这些可消费货物的丰富或稀缺。但是他们认为，在同外国有联系的国家，在不得不进行对外战争因而不得不在遥远的国家维持海陆军的国家，情形就完全不同。除了将货币送往国外去作出支付，否则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而一国除了在国内有大量货币，否则不能将许多货币送往国外。因此，每一个这样的国家必须在平时竭力积蓄金银，以便在有必要时，可以有财力去进行对外战争。
由于这些通俗的观念，所有欧洲国家都在研究如何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在国内积累金银，尽管这是毫无结果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是向欧洲供应这些金属的主要矿山的所有人，它们用最严厉的惩罚或课征重税，以禁止其出口。同样的禁止在往昔似乎是欧洲大多数其他国家政策的一部分。我们甚至会完全出乎意料地发现，一些古代的苏格兰议会法律，也用重罚禁止携带金银出国。法兰西和英格兰古代也有类似的政策。
当这些国家成为商业国时，商人发现这种禁令在许多场合极其不方便。他们用金银比用任何其他商品常常可以更加有利地购买外国货物，输入自己的国家或运往其他国家。因此，他们抗议这种禁令，认为它有损于贸易。
他们提出，第一，出口金银以购买外国货物，并不总是减少国内这种金属的数量。反之，出口金银常常可能增加国内金银的数量；因为，如果外国货物在国内的消费没有因此增加，可以将这些货物再出口到外国，在那里以巨额利润出售，可以带回比原来出口用以购买它们的金银更多的金银。孟先生将这种对外贸易的运作比作农业上的播种时期和收获。他说：“如果我们只看到农夫在播种时期的行为，把好好的谷粒掷在地面上，我们会把他看做是一个疯子而不是一个农夫。但当我们考虑他在收获中的劳动――这是他的努力的结局――时，我们将发现他的行为的价值和丰富的增益。”
他们提出，第二，这种禁令不能阻止金银的输出，因为金银的体积小而价值大，是很容易偷运出国的。这种输出只能通过适当注意他们所说的贸易差额才能予以防止。当一国出口的价值大于其进口的价值时，就发生了对外贸易顺差，外国必须用金银来支付，从而增加了本国金银的数量。但当一国进口的价值大于其出口的价值时，就发生了对外贸易的逆差，必须同样用金银去支付，从而减少了国内金银的数量。在这种场合禁止金银出口，只会使这种出口更加危险，费用更大。这样，汇兑将更加不利于有外贸逆差的国家，购买外国汇票的人要向出售汇票的银行支付的代价，不但有将货币送往外国的风险、麻烦和费用，还有从禁令产生的特别风险。但是，汇兑对任何一国越不利，贸易收支对它也就越不利，逆差国的货币相对于顺差国的货币来说，价值必然下降。例如，如果英格兰与荷兰之间的汇兑有5%不利于英格兰，那么，在英格兰就需要有105盎斯白银才能购到荷兰100盎斯白银的汇票，因此，英格兰的105盎斯白银只值荷兰的100盎斯白银，也只能购买相应数量的荷兰货物；反之，荷兰的100盎斯白银会值英格兰的105盎斯白银，会购买相应数量的英格兰货物；售予荷兰的英格兰货物价格较贱，售予英格兰的荷兰货物价格较贵，贵贱之差由汇兑差额决定；流入英格兰的荷兰货币较少，流入荷兰的英格兰货币较多，其多少也由这种汇兑差额决定，因此，贸易差额必然在相同的程度上更加不利于英格兰，要求将更多的金银输往荷兰。
这些论据有一部分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强词夺理。他们说贸易上的金银输出常常有利于国家，这是正确的。他们还说，当私人发现出口金银有好处时，禁令不能阻止其出口，这也是正确的。但是当他们说为了保持或增加金银的数量，要求政府给予更多的注意，即是说，不仅要注意保持和增加任何其他有用商品的数量，而且要更加注意保持和增加金银的数量，这是诡辩，因为只要保持贸易自由，不需有任何的政府注意，也决不会不按适当的数量去供应。他们还说，高汇价必然增加他们所说的贸易逆差，或造成更大数量的金银输出，这也是诡辩。高汇价对于必须向外国支付货币的商人来说，诚然是不利的。他们对银行开出的汇票付价是要贵一些。但是禁令造成的风险虽然可能使银行负担一些特别的支出，却不一定要使更多的货币流出国外。这种费用一般是在走私时在国内支付的，不会在汇兑的数目以外，多输出六个便士。高汇价还自然促使商人力图使自己的出口差不多和进口保持平衡，以便使支付的高汇价越小越好。此外，高汇价必然会像税收一样起作用，抬高外国货物的价格，从而减少对它们的消费。所以，高汇价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他们所说的贸易逆差，从而也不会增加而只会减少金银的输出。
然而，尽管是这样，这些论据却使倾听投诉的人们完全相信了。商人们向国会、向王公会议、向贵族、向乡绅提出了这些申诉，这是由被认为懂得贸易的人向自知不懂贸易的人提出的申诉。对外贸易能使国家致富，经验已经向贵族和乡绅表明，就像已经向商人表明那样；但究竟是怎么样或用什么方式产生这种效果的，他们全都不甚清楚。商人们十分了解，对外贸易是怎样使他们自己发财的。知道这一点是他们的本分。但是知道对外贸易怎样使国家致富，那不是他们的本分了。这个问题除了在他们有必要向国家申请改变对外贸易法律的时候，是决不会进入他们的脑海的。于是有必要就对外贸易的有利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如何受到现行法律的阻挠说点什么。对必须就这种事情作出裁决的决策人来说，当他们被告知对外贸易会将货币带进国内而有关法律却阻止带进来的货币不及本来应有的多时，觉得这是最令人满意的说明。因此，这些论据产生了预期的效果。禁止金银出口在法兰西和英格兰仅限于各自的铸币。外国铸币和金银块仍可自由出口。在荷兰以及某些其他地方，甚至本国铸币也可以自由出口。政府的注意力从监控金银出口转到监视贸易差额，认为这是惟一能使金银增减的原因。它从一种没有结果的关注，转到了另一种更加复杂、更加令人困扰、但同样是毫无结果的关注。孟的著作的书名，《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不仅成为英格兰的而且成为所有其他商业国的政治经济学中的根本信条。内地贸易或国内贸易是最重要的一种贸易，在其中等量的资本能提供最大的收入，能为一国人民创造最大的就业机会，却被认为只是对外贸易的附属物。据说，它既不能将货币带入国内，也不能将货币带出国外。因此，国家不能因国内贸易而致富或变穷，除了国内贸易的繁荣或衰落可能间接影响对外贸易的状况以外。
自己没有金银矿的国家无疑地必须从外国进口金银，就像自己没有葡萄园的国家必须从外国进口葡萄酒一样。可是，政府似乎没有必要更多地注意这个目标，更少地注意另一个目标。有财力购买葡萄酒的国家，总是能得到它所需要的葡萄酒；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决不会缺少金银。金银像所有其他商品一样，是用一定的价格购来的，由于金银是所有其他商品的价格，所以所有其他商品也是金银的价格。我们完全相信，不需要有政府的任何注意，贸易自由总是会供应我们以我们所需要的葡萄酒；我们也可以同样完全相信，贸易自由总是会供应我们以我们有能力购买在流通我们的商品中或在其他用途中所使用的全部金银。
人类劳动所能购买或生产的每一种商品的数量，在每一个国家自然是按有效需求来调节它自己，即按愿意支付为生产商品并将其送入市场所必须支付的全部地租、劳动〔工资〕和利润的人的需求来调节自己。但是金银比任何其他商品能更加容易或更加准确地按照有效需求来调节它们自己；因为，金银的体积小而价值大，能比其他商品更容易运输，从一地到另一地，从价贱的地方到价贵的地方，从超过有效需求的地方到不足有效需求的地方。例如，如果英格兰有要求额外数量黄金的有效需求，一艘邮船就能从里斯本或从任何其他有黄金的地方运来50吨黄金，可以铸成500多万基尼。但是如果有效需求是要得到同等价值的谷物，那么，进口这批谷物，按每吨价5基尼计算，就需要100万吨的航运，或每艘载重1000吨的船1000艘。英格兰的海军船只是不够用的。
当输入任何一国的金银数量超过有效需求时，政府的警惕不可能阻止其出口。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一切严峻法律，均不能使自己的金银留在国内。从秘鲁和巴西不断输入的金银超过了这两国的需求，使金银的价格低于邻国的价格。反之，如果任何一国金银的数量少于有效需求，金银的价格就会提高到邻国的价格以上，也无需政府费力去进口金银。即使政府竭力去阻止金银进口，它也不能做到。当斯巴达人有财力购买金银时，金银就冲破了莱克尔加斯阻止金银进入老斯巴达的法律所设置的一切障碍。所有严峻的海关法律都不能阻止荷兰东印度公司和戈登堡东印度公司茶的输入英格兰，因为它比不列颠东印度公司的茶略为便宜。一磅茶的普通最高价格是16先令白银，一磅茶的体积是16先令体积的大约100倍，如果同一价格用黄金支付，则为2000倍以上，因此偷运茶的困难比偷运金银也大这么多倍。
正是由于金银很容易从丰富的地方运往缺乏的地方，所以它们的价格不像大部分其他商品的价格那样不断波动，后者由于体积的关系，不能适应市场储量的多少去改变位置。诚然，这些金属的价格也不是完全不变的，但是金银价格的变化一般是缓慢的、逐渐的和统一的。例如在欧洲，有人认为――或许是没有根据的――在本世纪和上世纪，由于从西班牙所属西印度群岛的不断输入，金银的价值在不断地、但逐渐地下落。但是要使金银价格突然改变，从而使所有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立刻地、相当大地、明显地提高或降低，就要求有像发现美洲所造成的那样一种商业中的大变革。
尽管如此，如果有财力购买金银的国家在任何时候缺乏金银，有一种比补充任何其他商品的缺乏更方便的办法，去填充它们的位置。如果缺乏原料，制造业必须停工。如果缺乏食物，人民一定挨饿。如果缺乏货币，物物交易可以填补它的空缺，虽然会造成很大的不方便。按照赊帐进行买卖，商人可以每月或每年一次清偿彼此的信用，是填补货币空缺的另一种办法，不便利较小。用一种管理得当的纸币去填补，不但毫无不便之处，而且在某些场合还有一些好处。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政府用于保持或增加一国货币数量的注意是完全不必要的。
可是，最普通的抱怨莫过于货币缺乏了。货币，也像葡萄酒一样，对于没有财力购买它或没有信用借到它的人来说，总是缺乏的。对于具有两者的人来说，很少缺乏他们所需要的货币或葡萄酒。可是，这种对货币缺乏的抱怨并不仅限于没有远虑的浪费者。有时候在整个的商业城市及其周围的乡村，也普遍存在这种抱怨。其普通的原因是贸易过度。有节制的人，其计划与其资本不相称，有时也没有财力去购买货币，没有信用去借入货币，就像一个浪费者一样，支出与收入不成比例。在计划完成以前，他们的资财已经耗竭，信用亦同归于尽。他们跑到各处去借钱，各处的人都告诉他们无款可贷。即使是这种普遍的抱怨货币缺乏，也不能总是证明通常数目的金银币不在国内流通，而只是证明许多人想要这种金银币却没有可以用来交换的东西。当商业利润大于普通利润时，贸易过度是大小商人都会犯的普通错误。他们并不总是将比平常更多的钱送往国外，而只是在国内和国外赊购比平常更多的货物，将其送往远方的市场，希望在请求支付货款以前回收本利。付款请求在回收以前来到，他们手头空空，没有东西可以用来购买货币，或作为借款的坚实担保。并不是金银的缺乏，而只是这种人感到借款困难，以及他们的债权人感到收回货款困难，造成了普遍的对货币缺乏的抱怨。
要去认真证明，财富不是由货币或金银构成的，而是由货币所购买的东西构成的，货币除了用于购买以外没有什么价值，那未免太可笑了。货币无疑总是构成国民资本的一部分，但是，正如已经指出的，它一般只构成国民资本的一小部分，并且总是最无利可图的部分。
并不是因为财富更主要地是由货币而不是由货物组成，所以商人才一般感到用货币购买货物比用货物购买货币更加容易；而是因为货币是公认的确立的交易媒介，所以它容易和一切货物交换，而一切货物却不能同样容易地和它交换。此外，大部分的货物都比货币容易坏，保存货物常常遭受更大的损失。当货物在手时，比起他在金柜中已经得到货物的代价来，他会接到支付货币的请求，可能无法应付。此外，他的利润更直接地是从售卖产生而不是从购买产生，由于这一切原因，他一般更渴望用货物去交换货币，而不是用货币去交换货物。但是，虽然某一个在货仓中保存大量货物的商人可能因未能将其及时售出而遭致破产，一个国家却不会遭遇相同的意外。一个商人的全部资本常常就是用来追逐货币的易坏货物。但是一国土地和劳动年产物中却只有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是用交换来自邻国的金银的。绝大部分是在国内流通和消费；即使是送往国外的剩余，其中大部分一般也是用来购买其他的外国货物。因此，即使用来购买金银的那部分货物不能交换到金银，国家也不会破产。的确，它可能遭受某种损失和不便，不得不采取为填补货币空缺所必须采取的办法。可是，它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还会和通常一样或差不多一样，因为同样多或差不多同样多的可消费资本被用来维持它。虽然以货物交换货币并不总是像以货币交换货物那么容易，从长期来看，以货物交换货币比以货币交换货物更有必要。货物除了购买货币之外，还有许多其他的用途，但货币除了购买货物以外没有其他用途。因此，货币必然追逐货物，而货物则并不总是或必然要追逐货币。购买货物的人并不总是要再售出，而常常是用于消费，而出售货物的人总是想要再购入。前者做完了他的全部工作，而后者则顶多只做了一半。人们想要得到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货币所能购买的东西。
有人认为，可消费商品不久就会损坏，而金银却具有更大的耐久性，如果不是由于不断的出口，可以将其在多少个世代中积累起来，使一国的真实财富增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因此，认为对任何一国，最不利的事情，莫过于用这种耐久商品去交换这种易坏商品的贸易了。可是，我们并不认为用英格兰的铁器去交换法国的葡萄酒是不利的贸易；然而铁器是最耐久的商品，如果不是不断地出口，它也可以在多少个世纪中积累起来，使一国的锅类增加到令人无法相信的程度。但是很容易看出，每个国家这种用具的数目，必然受到它们的用途的限制；使锅类的数目比用来烹调通常在那里消费的食物所必要的更多，那是可笑的；如果食物的数量增多了，锅类的数目会很容易地随之增加，即将一部分增加的食物用来购买锅类，或用来维持额外的以制锅为业的工人。也应当很容易看出，每一个国家的金银数量是受到这些金属的用途的限制的，它们的用途在于作为铸币去流通商品，以及作为一种家庭用具如金银器皿；各国的铸币中数量是受到用来流通的商品的价值调节的；增加这种价值，立刻就有一部分商品被送往国外，去在可以购到的地方购买为使商品流通所必要的额外金银，金银器皿的数量，是受到喜欢使用这种豪华东西的私人家庭的数目和财富调节的，增加这种家庭的数目和财富，一部分增加的财富最有可能被用来在可以购到的地方购买额外的金银器皿；凡是想通过将不必要的金银数量引进国内或保留在国内来增加国家财富的企图，就像迫使私人家庭保持不必要数目的厨房用具以增加其快乐的企图一样，都是可笑的。购买这些不必要的用具的开支会减少而不会增加家庭食物的数量和品级，同样购买不必要的金银数量的开支在每一个国家也必然会减少用在食、衣、住方面的，用来维持人民和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的财富。必须记住，黄金和白银，不论采取铸币的形式还是采取器皿的形式，都是用具，就像厨房用具一样。增加金银的用途，增加用它们来流通、经营和制造的商品的数量，你就一定会增加金银的数量；但是如果你试图用特别的办法去增加这种数量，你就一定会减少它们的用途，甚至还要降低它们的数量，这些金属的数量，决不可能大于用途所要求的。假若它们被积累到超过所需要的数量，由于它们容易运输，任其闲置不用又损失如此巨大，任何法律都不能阻止它们被立即输出国外。
为使一国能进行对外战争，能在遥远的国家维持海陆军，并不总是必须积累金银。海陆军不是用金银而是用消费品维持的。一个国家从它的国内产业的年产物中、从它的土地、劳动和可消费资本产生的年收入中，有财力在遥远的国家购买这种消费品，能在那里维持对外战争。
一个国家可以用三种方式购买驻在遥远国家的军队的饷给和食物：首先，将一部分积累的金银送往国外；第二，将一部分制造业年产物送往国外；第三，将一部分每年的天然产物送往国外。
可以正当地被看做是在一国积累或贮存的金银，可以区分为三部分：第一，流通中的货币；第二，私人家庭的器皿；第三，经过多年节俭地收集，存放在国库中的货币。
从一国流通中的货币很少能节省下来什么东西，因为在那里没有多余的东西。在任何一国每年买卖的货物的价值，要求有一定数量的货币来使之流通并将其分配到适当的消费者手中，此外不能使用更多的货币。流通渠道必然吸引足够的数目去填充它，不能容纳更多。可是在对外作战的场合，一般要从这个渠道抽走一些东西，由于在国外维持了很大数目的人，在国内所要维持的人就少一些。在国内流通的货物较少，流通所必要的货币也就比较少。各种额外数量的纸币，如财政部债券、海军债券、英格兰银行债券等，一般在这种场合发行，填补了流通中的金银的空缺，使得有机会将更多的金银送往国外。可是，所有这些对维持耗费巨大并持续几年的对外战争只能提供一种微薄的资源。
熔化私人家庭的金银器皿，每一次都发现，提供的金银数量更加微不足道。在上次战争开始时，法国人从这种办法得到的好处，还不足以补偿铸造的损失。
在国库积累金银，过去曾经提供了更大更持久的资源。在现今，如果你将普鲁士国王除外，积累金银似乎不是欧洲国王们的政策的一部分。
可见，最近一次战争的浩大费用，主要不是用输出金银来支付的，而是用输出不列颠的各种商品来支付的。当政府或在政府底下工作的人同商人约定将款汇往外国时，这位商人自然想要对接受期票的代理人输出商品而不是金银作为偿付。如果该国不需要大不列颠的商品，他会设法将其运往他国，来偿还所欠国家的款项。当输出的商品适合市场需要时，能取得很大的利润，而输出金银则没有利润。当这些金属送往国外去购买外国商品时，商人的利润不是从购买产生的，而是从出售买进的货物产生的。但当金银送往国外去偿付债务时，则不会购回货物，因而没有利润。因此，商人自然要想方设法去找到这样一个偿还外国债务的办法，即输出商品而不是输出金银。因此，《英格兰的现状》一书的作者指出，上次战争中输出的大量不列颠货物没有带回任何的东西。
最适于运往远方国家、以便在那里购买军队的饷给和食物、或购买一部分大商业共和国货币来作这种用途的商品，似乎是比较精细、更加先进的制造品，这种商品在小小的体积中包含巨大的价值，因而可以廉价地运往遥远的地方。一国的产业每年能生产这种剩余的制造品，通常出口到外国，这个国家就可以在许多年中进行一场非常费钱的对外战争，不必输出大量的金银，甚至也不必拥有可供输出的大量金银。诚然，在这种场合，它必须将每年的制造品剩余输出一大部分，不能带回任何货物，虽然在商人方面可能带回一些货物；因为政府向商人购买外国期票以便在外国购买军队的饷给和食物。可是，这种剩余总有一部分仍然继续带回货物。在战争中，对制造业提出双重要求：第一，要制造出货物送往国外，以偿付为了军队的饷给和食物而对外国开出的期票；第二，要制造出货物去购买本国通常消费的外国货物。因此，在最具破坏性的对外战争中，大部分的制造业常常特别繁荣；反之，它们在恢复和平时可能衰落。它们可能在国家衰败中繁荣，在国家恢复繁荣时开始衰落。在上次战争中，以及在恢复和平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不列颠制造业许多不同部门的不同情况，可以作为以上论述的例证。
耗资巨大和旷日持久的对外战争，不能由出口土地的天然产物去进行。将大量的天然产物输送外国去购买军队饷给和食物，费用太大。而且很少国家生产的天然产物比足以维持本国居民生活的能多出许多。因此，将其大量送往外国，就是把人民必要的一部分生活资料送往国外。而出口制造品则不同。制造业中使用的工人维持费留在国内，只是把他们的产品的剩余部分运往国外。休谟先生常常注意到，古代英格兰国王无力去不间断地进行任何长期的对外战争。在当时，英格兰人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用来购买驻外军队的饷给和食物，只有土地的天然产物（从国内消费中不能节省出很大一部分），和少数最粗糙的制造品，两者的运输费用都过于昂贵。这种没有能力不是由于缺乏货币，而是由于缺乏比较精细的和更加先进的制造品。买卖在当时的英格兰都是用货币进行的，像现在一样。流通中货币和当时通常进行的买卖次数和价值的比例，也一定和现在的货币与所进行的买卖的比例一样；或者比例更大一些，因为当时没有纸币，而纸币在现今则填补了金银用途的很大一部分。在没有商业和制造业的国家，君主在特殊场合很少能得到臣民的重大援助，其理由将在下面解释。在这样的国家，君主一般力图积累财宝；作为应付这种紧急状态的惟一资源。除了这种必要性以外，他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倾向于为积累所必要的节约。在那种简朴状态下，即使是君主的支出，也不是用来满足爱好宫廷豪华的虚荣心，而是用来赏赐佃户，款待侍从。但赏赐和款待很少导致浪费，而虚荣心则几乎总是导致浪费。因此，每一个鞑靼酋长都有财宝。马捷帕是乌克兰哥萨克人的酋长，是查理十二世的著名的盟友，据说他的财宝很多。法国梅罗文加王朝的各位国王全都有财宝。当他们把王国分割给自己的子女时，也把财宝分给这些子女。撒克逊的君主们，以及在征服以后的最初几个国王，似乎也同样积累了财宝。每一位新君即位以后的头一件大事就是夺取上一代国王的财宝，作为确保王位继承的最主要的手段。先进的商业国的君主没有必要积累财宝，因为在特别场合他们可以得到臣民的重大援助。他们也同样不倾向于这样去做。他们自然地、或许必然地追随时代的风尚，他们的支出受到浪费的虚荣心的支配，这种虚荣心同样支配着国内所有其他大所有主的行为。他们朝廷中的无足轻重的装饰变得一天比一天华丽，其支出不仅妨碍了积累，而且常常侵蚀了预定用于更加必要的开支的资金。德西利达斯所说的有关波斯宫廷的话，可以应用于几个欧洲国王的宫廷：他看到在那里浮夸多而实力少，仆从多而军人少。
输入金银不是一国得自对外贸易的主要好处，更不是它的惟一好处。不管在任何两国之间进行对外贸易，两国全都得到两种不同的好处。它将本国没有需求的那部分剩余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送往国外，带回本国有需求的某种东西。它通过将这种剩余产品交换到某种其他东西而使剩余产品具有价值，这种其他东西可以满足一部分本国的需求，增加本国的享受。通过对外贸易，可以使国内市场的狭小不至妨碍某一工艺或制造部门的劳动分工达到最高的完善境地。通过为可能超过国内消费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开辟更为广阔的市场，对外贸易鼓励各国改进自己的生产力，将自己的年产物增至最大限度，从而增加社会的实际收入和财富。对外贸易经常为进行贸易的国家提供这种伟大的和重要的服务。双方都能从对外贸易得到好处，虽然商人所在国一般得到的好处最大，因为他一般更多地从事满足本国的需要，更多地输出自己本国的剩余产品，较少满足他国的需要和输出他国的剩余产品。向没有金银矿山的国家输入它所需要的金银，无疑是对外贸易业务的一部分，可是它是一个极其微小的部分。一个仅仅为了输入金银而进行对外贸易的国家，在一个世纪中也很少能装满一船金银。
美洲的发现使欧洲富起来，不是由于输入金银。由于美洲矿山的产量丰富，使金银价格更为低廉。现在购买一套金银器皿，只需用15世纪所值谷物的大约1/3，或所费劳动的1/3。欧洲每年用相同的劳动和商品支出，可以购到的金银器皿相当于15世纪所能购到的3倍之多。但当一种商品的售价只及通常售价的1/3时，不仅过去购买的人现在可以买到过去3倍的东西，而且会使购买者的人数大为增加，增至过去的10倍以上，甚至20倍以上。所以，假设美洲的矿山没有被发现，即使在欧洲现在的进步状态下，它现在会有的金银器皿不仅可以多达3倍以上，而且可以多达20倍或30倍以上。因此，欧洲无疑地获得了一种真实的方便，虽然肯定是一种微不足道的方便。金银价格低廉，使这些金属不及过去那样适宜于作货币的用途。为了作相同的购买，我们现在必须携带数量更大的金银，从前一枚4便士的银币可以买到的东西，现在我们口袋里得装着一个先令。很难说这种不方便和与之相反的方便，何者最无关紧要。两者都不可能对欧洲的状况作出什么根本的变革。可是，美洲的发现肯定是作出了一个最根本的变革。通过给所有的欧洲商品开辟一个新的无穷无尽的市场，它造成了新的劳动分工和工艺改进，这在旧的商业范围里是决不能发生的，因为缺乏市场去吸收他们的大部分产品。在欧洲的所有国家，劳动生产力改进了，它们的产品增加了，居民的实际收入和财富也随之增加了。欧洲的商品对美洲来说几乎全是新奇的，许多美洲产品对欧洲来说也是新奇的。因此，开始产生了一系列的交易，这是过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它自然表明了对新大陆有利，就像它肯定对旧大陆有利一样。欧洲人的野蛮的不公正行为，使得这样一种本来对所有的方面都有利的事件，变得对几个不幸的国家起了毁灭性的破坏作用。
几乎在同时发生的经过好望角通向东印度的海道的发现，或许为对外贸易开辟了比美洲的发现更为广阔领域，尽管距离远一些。在美洲只有两个民族在各方面优于野蛮人，这两个民族几乎在一经发现就被消灭了。其余的民族只不过是野蛮人。但是中国、印度斯坦和日本诸帝国，以及东印度的几个其他帝国，除了没有比较富饶的金银矿山以外，在其他方面都比墨西哥或秘鲁更富，耕种得更好，所有的工艺和制造业更先进，即使我们相信（显然是不值得相信的）西班牙作家们有关后面这些帝国的古代状况的夸张叙述。但是富裕的和文明的民族彼此之间的交易，总是比它们和野蛮民族之间的交易在价值上要大得多。可是，迄今为止，欧洲从与东印度贸易得到的好处，不及从与美洲贸易得到的好处多。葡萄牙人垄断东印度贸易长达大约一个世纪，欧洲其他民族只是通过他们间接地才能将货物送往这些国家并得到他们的货物。当荷兰人在上世纪初开始侵入东印度时，他们将自己的全部东印度商业赋予一个独占性公司经营。英国人、法国人、瑞典人和丹麦人全都学习荷兰人的榜样，所以欧洲还没有一个大国获得了同东印度进行自由贸易的好处。对美洲的贸易为什么如此有利，无需提出其他的理由：在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和它自己的殖民地间的贸易，对它的所有臣民全是自由的。这些东印度公司的排他特权，它们的财富、它们从各自的政府所获得的巨大恩宠和保护，激起了许多人对它们的嫉妒。这种嫉妒常常表现为把它们的贸易说成是完全有害的，因为它们对进行贸易的国家每年输出大量的白银。有关的方面回答说，自己的贸易由于这样不断输出白银，诚然会使欧洲一般变穷，但不会使进行贸易的国家变穷，因为把一部分带回的货物输出到其他欧洲国家，它每年带回本国的白银数量亦比从本国携出的大得多。反对和回答的理由都是根据我正在考察的通俗观念。因此，无需就两者再说什么。由于每年将白银输往东印度，欧洲的银器可能会比以前贵一些，银币购买的劳动和商品数量可能会比以前多一些。前一种影响是很小的损失，后一种影响是很小的利得：两者都是微不足道，不值得公众注意。对东印度的贸易，由于为欧洲的商品开辟了市场，或者说为用这些商品所购买的金银开辟了市场（二者差不多是一回事），必然会增加欧洲商品的年产量，从而会增加欧洲的实际财富和收入。至今为止这种贸易所增加的这一切如此之少，或许是由于它在各处所受到的限制。
虽然不免令人觉得冗长乏味，我仍然想详细考察这个通俗观念，即财富是由货币或金银构成的。我已经说过，在普通语言中，货币常常意味着财富；这种表达上的模糊使得这一观念对我们如此熟悉，甚至深信其为荒谬的人也常常忘记了他们自己的原则，在他们的推理过程中也假定它是肯定的和不可否认的真理。有一些优秀的英格兰商业问题作家一开头就说，一国财富不只是由金银组成的，而且也是由它的土地、房屋和各种各样的可消费货物组成的。可是，在他们的论证过程中，土地、房屋和可消费货物似乎从他们的记忆中消失了，他们的论证常常假定，所有的财富都是由金银组成，增加金银就是国家工商业的巨大目标。
建立了这样两个原则：财富由金银组成，而金银只能通过贸易差额（即出口的价值大于进口）输入到一个没有金银矿山的国家，因此政治经济学的巨大目标必然是，尽可能减少供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的进口，尽可能增加本国产业的产品出口。因此，使一国富裕的两个巨大引擎就是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对进口的限制有两种。
第一，对于供本国消费的外国货物，只要是本国能够生产的，不论来自何国，一律限制进口。
第二，凡是从贸易差额不利于本国的那些国家进口的几乎一切货物，一律加以限制。
这些不同的限制，有时用高关税，有时是绝对禁止。
对于出口的鼓励，有时是退税，有时是奖金，有时是和外国订立的有利的通商条约，有时是在遥远国家建立殖民地。
退税是在两种不同场合实行的。对本国制造品课征的关税或货物税，当其出口时，常常退还已纳税额的全部或一部分；对课征关税的外国货物再出口时，退还已纳税额的全部或一部分。
奖金是为了鼓励幼稚工业或值得特别关注的产业而颁发的。
通过有利的通商条约，从外国得到有利于本国货物和商人的特权，这是其他国家的货物和商人所没有的。
在遥远的国家建立殖民地，不仅常常使建立国的商品和商人享有特权，而且享有垄断权。
上述对进口的两种限制，以及对出口的四种鼓励，是重商主义体系提出的六种主要手段，使一国的贸易差额有利于自己，从而增加自己的金银数量。我将在以下各章分别加以探讨，不再特别注意它们的假定能将货币带进本国的趋势，而主要是考察它们对本国劳动的年产物的影响。根据它们增加或减少这种年产物价值的趋势，它们显然一定会增加或减少国家的真实财富和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