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小臣艅犀尊》实在太富传奇色彩，所以其收藏地——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相比之下显得星光黯淡了许多。但事实上，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西海岸首屈一指的亚洲艺术收藏中心，与首都的弗里尔美术馆、东海岸的波士顿美术馆甚至于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国藏品齐名，在全世界亚洲艺术品收藏领域都是一个重量级的参与者。要研究中国流失国宝的现状，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将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坐落于金门公园的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是旧金山市政府和市民通过发行公债，一点一滴积累资金艰辛建成的。1966年博物馆正式开放，在处处洋溢喜庆气氛的盛大开幕仪式上，一位专家留下这样耐人寻味的话语：“旧金山市受赠这批藏品，使其一举成为博物馆界的佼佼者，并且成为研究、学习和鉴赏东方文明的丰富多彩的源泉。”哪批藏品？谁是捐赠者？为什么要捐给旧金山？要解释这些必然存在于读者心中的疑问，首先需要一个略显俗套的小标题——
一捐惊天下
上文末尾提到一位未露面的美国收藏者将《小臣艅犀尊》带到大洋彼岸，这位收藏者，即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主要捐献者——美国人埃弗瑞·布伦戴奇穴Avery Brundage雪，昔日的出色全能运动员，1914、1916和1918年三届全美业余全能冠军，1952—1972年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
和所有人一样，布伦戴奇不止一面。他既酷爱中国艺术，又曾粗暴干涉新中国重返奥运会大家庭。他把一生奉献给体育，却因固执己见对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施加过消极影响。但无论如何必须承认，他兴趣广泛，精力充沛，是美国式个人奋斗的成功典型之一。在全能运动领域功成身退后，他又投身建筑业并迅速获得成功，积累了巨额财富，接下来又开始痴迷于文物收藏。这本和同时期很多美国富豪收藏家的历程无太多不同。但是，布伦戴奇并不迷信追捧当时正空前火爆的欧洲现代派艺术，也不对美国本土艺术敝帚自珍，反而将精力和财力投入了当时尚属冷门的东方文物尤其是中国文物收藏上。他赶上了中国文物盗掘、走私最为猖獗疯狂的时代——从20世纪30年代到新中国建立前。历史地看待民国时期的盗墓现象，恐怕也只有天下大乱的东汉末年和军阀割据的五代时期能与相比。总而言之，偏好、耐心加之建立在他人痛苦之上的成就欲，令布伦戴奇很快积累了颇为丰厚的中国艺术藏品。
应该是美国收藏家捐献全部藏品给特定机构的慷慨风气使然，到了1959年，布伦戴奇也打算选择一座合适的城市作为自己的馈赠对象。他没有像梅隆（华盛顿画廊的创办人）和弗里尔那样选择美国首都，也没有选择自己的发迹之地芝加哥。他最后选择了与亚洲、与中国都有密切联系的美国西海岸港城旧金山，因为他看到这座城市东方学研究氛围浓郁，且与亚洲命运息息相关。在这里，自己的藏品不但能得到和华盛顿一样好的保管条件，还能有更多机会公之于众，供人们广泛研究学习。
面对天降喜讯，旧金山人不敢懈怠，迅速展开博物馆建设工作。当旧金山市政府应布伦戴奇的要求成立管理藏品和博物馆的独立机构——亚洲艺术委员会后，又得到了布氏的第二笔捐赠。至此，就像开幕式上那位专家表示的那样，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已经成为东方文物收藏领域的“佼佼者”。遍览世界，就东方文物捐赠的规模和质量而言，布氏应踞睥睨群雄之势。尤其是像《小臣艅犀尊》那样在中国流失文物中几乎首屈一指的藏品，在其他大规模捐赠行动中是不多见的。
当然，最后再解释一个也许存在于部分读者心中的小小疑惑：既然布氏如此热爱中国艺术和文化，为何又对新中国如此敌视？这个问题只有西方人自己才能解答，就像《环球时报》（人民日报社主办）2009年2月一篇文章中援引意大利著名历史学家罗苏尔多的表态那样：“西方并不赞赏第三世界为走出落后和贫穷所做出的努力，而是对前现代化社会感兴趣并过度崇拜……”
话题离开对布伦戴奇矛盾行为的心理剖析，切入本文正题：布伦戴奇的藏品之一、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镇馆之宝、雕塑部的象征——十六国时期佛教造像《金铜释迦牟尼像》。布伦戴奇从中国何处搜集到这件文物？传世还是出土？具体过程有待进一步追查。但这件藏品的特殊价值毋庸置疑，即使不能用“物以稀为贵”来形容，也必须要说——
像以始为尊
关于佛教何时传入中国，目前学术界还说法不一，但是显然《后汉书》和《三国志》中已见部分佛教活动和造像艺术的相关记载。至于佛教为何在中国扎根，美国学者拉尔夫等人在《世界文明史》中用目前已知最短的篇幅，用最能为现代读者所接受的语言表达方式进行了尽可能详尽的解释，由于其言简意赅且富于启发性，有必要大段摘录如下：
“佛教使中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一种理论深邃，拥有教会组织，强调个人超度的复杂宗教。释迦牟尼死后的几个世纪中，佛教信仰在印度周围各地区方兴未艾，并向中国汹涌而来。早在公元1世纪，它就沿着北方的商路传入了中国，在汉朝崩溃后那段分裂时期内飞速发展起来。佛教在中国颇有争论，它既唤起了强烈的好奇心，又招来了厌恶。它那神秘主义、禁欲主义、厌弃尘世、灵魂轮回的观念都与中国的传统格格不入；而和尚的生活又似乎是对忠于家庭的神圣观念的一种背叛。但另一方面，佛教给人的安慰在中国固有迷信中或哲学体系中是无处可寻的。这种安慰并非贵族专有，对所有的等级都佛门广开。与孔夫子强调天的意志不可违抗相反，佛教中因果报应的教义断言：不管什么人，只要一心修行，来世就能鸿运临门。新宗教富于想象性，吸引了众多信徒；而传播佛教的僧侣随身带来了卷帙浩繁的经文，使崇拜学问的中国人印象尤深。”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为了满足这样的受众心理需求，产生了《金铜释迦牟尼像》这样一尊铜质、外部鎏金的佛像。除了此像高39.4厘米（同时期类似佛教大多不过十厘米左右），显得体积较大外，其还有一个最为鲜明，以致不能不引起所有人强烈关注的特征——中国佛像铭文中已知的最早明确纪年“后赵石虎建武四年铭禅定佛像”。
早，又能早到什么程度？后赵在哪里？石虎又是谁？魏晋南北朝那一段纷繁又陌生的历史给解释工作带来很大难度。不妨从大家都熟悉的诸葛亮说起，诸葛亮于公元234年病逝于五丈原（无论是《三国演义》原著还是连续剧，都对这一幕作了极为感人的描写）。此后区区一百年间，他为之毕生奋斗的匡复汉室事业遭遇了极大挫折。先是司马炎建立西晋，后又南渡偏安一隅，北方大地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很多少数民族借机建立政权，史称十六国。这其中，一个分自小月氏的民族——羯族，其首领石勒在河北一带建赵国，建都于今河北邢台一带，史称后赵。后来其侄，道德操守明显缺失、暴力倾向极为严重的石虎篡位并迁都邺（今河北临漳西南）。其即位的建武元年（335）也大致就是著名军事家、政治家诸葛亮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由于石勒石虎叔侄二人都狂热笃信佛教，并宠信天竺僧人佛图澄，所以后赵境内佛风大盛。这尊《金铜释迦牟尼像》就铸造于建武四年——公元338年。一百二十二年后，云冈石窟才在平城（大同）开凿。近三百年后，玄奘才踏上西天取经之路。所以说，在中国佛教传播和佛教造像艺术发展历程上，《金铜释迦牟尼像》真的非常非常早。年代如此之早，以致其外观形式上不免——
古意盎然
如果将《金铜释迦牟尼像》当作一件纯粹的雕塑进行观察，相信很多读者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件作品既不很写实，也不具太多形式美感，很难给人带来视觉愉悦。比如，头与身体的比例就有问题，双目太大且离得过远，诸如此类。第一感觉一般不会欺骗人，如果认为唐宋佛教造像比较成熟并能给人带来美感的话，那么《金铜释迦牟尼像》确实显得过于古朴甚至是手法上比较原始。这当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如果大家能与广泛出现于明信片的云冈石窟露天大佛做一下对比，不难发现两尊像的眉目有些神似，所以有学者指出这正显现了兼收印度、希腊、波斯在内的犍陀罗风格的影响，只是显得比云冈大佛要简单。如果相信美国学者肯拜尔等在《世界雕塑史》中的解释，那就是早期中国佛教造像主要受到“通过中亚输入的被简化了印度雕刻的影响”，艺术传播所经过的距离和所需的时间总会导致原有风格的简单化，就比如一桶水经过一百人传递总会所剩不多一样。这是《金铜释迦牟尼像》为何显得古意的一种解释。
但也还存在以法国学者格鲁塞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即早期佛教造像的焦点并不在于人体本身，而是作为一种“纯精神化身”，其衣褶等处其实是以“几何形体处理的”，目的在于“保持其纯神秘性质”（均见《东方的文明》）而后来佛教造像越来越富于美感，是工匠们渐渐关注宽大通肩衣下人体的结果，后文介绍波士顿美术馆藏北周隋初造像《持莲子观音》时还会就此问题进一步展开。
按照格鲁塞的观点，《金铜释迦牟尼像》的古朴简化造型不是单纯的艺术问题，而是有意为之并与教义诠释工作同步进行使然。此问题尚无定论。但显然《金铜释迦牟尼像》的动态完全是由佛教观念决定的。佛看似盘腿的姿势，名为结跏趺坐，趺（音同福）即足背，跏趺即把足背压于腿或足上的坐法，是佛陀的坐法。而佛陀的手势名为“禅定印”（入定印），即禅定时的手印。禅定概念非常博大精深，大意就是来自梵文音译的“禅”和来自梵文意译的“定”的合称。按照陈聿东先生主编的《佛教文化百科》解释，禅定即：“运用宗教教诲所得的信仰力量，限制来自内部情绪的干扰和外界欲望的诱惑，令修习者的精神乐于集中在规定的观察对象上，并按照规定的方式进行思考，以对治烦恼，解决去恶从善，由痴而智、由‘染污’到‘清净’的转变任务。”
佛像头顶的肉髻形状独特，如果按照史仲文先生主编的《中国艺术史》解释，是“当时小乘佛教流行的标准式样”。铜像的鎏金工艺则是中国传统金属装饰工艺的精华，古名“金汞齐”，即将金粉和水银混合成液体涂在铜像上，然后蒸发水银，金就牢牢固着在铜像表面了，从《金铜释迦牟尼像》的金涂层还基本保持完好就可看出这一古老工艺的良好效果。读者肯定都熟悉的满城汉墓出土《长信宫灯》亦属同类工艺品。当然，由于大量使用水银，这一方式对环境极不友好，对操作者的身体损害也很大，放在今天肯定无法符合哪怕最简陋的劳动保护标准，因此注定无法流传下来。
可以这样总结，《金铜释迦牟尼像》不但因为“最早”这一名号享有国际盛誉和空前的学术价值，更能使我们清楚了解佛教造像传入中国之初的古朴形态。这件穿越近一千七百年漫长岁月的艺术品也许的确不那么精致，却始终散发着古老沧桑的宗教热情，凝练了一种“历史距离”之外的浑厚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