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哈尔科夫还有这样一种看法：斯大林与历史上干了一番大事业的杰出人物有些相似之处，这些人物不那么讲通常的善良和人道，为了实现自己的思想和目标有时不大考虑牺牲的大小。他举彼得大帝为例。当年这位沙皇为实行他的改革和振兴俄国，也采取过暴力手段，伤害过不少人。可是现在人们记得的只是他创建的美丽的彼得堡、他所取得的一系列军事胜利和建立的新的工业。也就是说，米哈尔科夫估计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也会主要看到斯大林的功绩，而把他的错误放到次要地位。同时，他认为斯大林也与历史上的某些杰出人物一样，性格具有矛盾性和复杂性，只有像莎士比亚这样的大手笔，才能全面深刻地揭示他的性格，塑造出符合历史真实的斯大林的形象。
米哈尔科夫在参观格鲁吉亚哥里的斯大林博物馆时的留言中曾这样写道：“我相信他，他信任我。”这句言简意赅的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和斯大林的关系。
四
最后讲斯大林与西蒙诺夫的关系。西蒙诺夫是这一代人当中的后起之秀。他生于1915年，三十年代中期才开始从事创作。先是写诗，后来又同时写剧本和小说，而且在这些方面都有重大建树。1938年加入了作家协会，并且第一次出书。战争年代，他作为《红星报》的记者到前线采访，写了大量通讯、特写、诗歌和剧本以及中篇小说《日日夜夜》，抒发了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表达了为打败侵略者献出一切的决心，这些作品曾经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战后仍继续进行创作，写了不少有分量的作品。他有六部作品曾先后获得斯大林奖金，这些作品是剧本《我城一少年》（1942年获一等奖）、《俄罗斯人》（1943年获二等奖）。《俄罗斯问题》（1947年获一等奖）和《异邦暗影》（1950年获二等奖），中篇小说《日日夜夜》（1946年获二等奖）以及诗集《友与敌》（1949年获一等奖）。可以说，获奖作品之多，是创了记录的。上面说过，评奖的结果最后都是经过斯大林亲自审查批准的，这个年轻作家这么多的各个门类的作品获奖，不会不引起他的注意。据西蒙诺夫说，1946年评奖时，评委的推荐名单中本来没有他的小说《日日夜夜》，后来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被授予奖金的。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斯大林对西蒙诺夫的两部作品发表过意见。一部是他在战争初期的1942年出版的诗集《同你在一起和不在一起的时候》。诗集收入了战前写的献给曾是他的恋人的电影演员谢罗娃的诗篇。据说，斯大林看到这本诗集时故作感兴趣似地问它的印数有多少，人们以为他对诗集感兴趣，觉得印数太少。其实他的意思是：“总共只需要印两册，一册给她，另一册给他。”可见，斯大林认为战争时期出这样的诗集是不合时宜的，不过他没有进行严厉批评，只用诙谐挪揄的口气说了上面的话，大概是因为觉得这些诗写得感情真挚，并考虑到作者毕竟是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
另一部是西蒙诺夫在战后写的中篇小说《祖国的炊烟》。这部小说创作于1947年，其中写红军军官巴萨尔金在国外工作的感受和对祖国的眷恋之情。他在西方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和腐朽性，认识到今后为社会的进步和光明的未来而斗争的任务落到他的人民身上而感到自豪。不久他回到祖国，尽管看到因战争造成的破坏还面临着很多困难，但是他如同格里鲍耶多夫的《聪明误》里的恰茨基一样，“感到祖国的炊烟分外亲切，分外可爱”。小说发表后，曾得到许多人的肯定。但是问题可能出在它对战后初期满目疮痍，战争的创伤随处可见的情况作了渲染，对艰难困苦的生活进行了较多的描写，于是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机关报《文化与生活报》发表文章进行了批评，说它违背了生活的真实。这篇文章是根据斯大林指示发表的，斯大林不否认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但认为西蒙诺夫那样写“不典型”。
斯大林虽对西蒙诺夫提出批评，但是并没有改变对他的态度，这可从关心他紧接着创作的剧本《异邦暗影》上表现出来。这个剧本的主题是批评某些科研人员虚荣心强，不问政治，丧失警惕性，以致陷入外国敌对势力的圈套的表现。斯大林读了剧本的初稿后，给西蒙诺夫打电话，肯定剧本是好的，并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据西蒙诺夫回忆，意见主要有两条：一是剧本的人物认为实验室是个人财产，斯大林认为这样写不对，实验室是人民和政府的财产；二是剧本里政府没有参与任何事情，只是一些科学工作者在活动着，这也不对，政府不能不进行参与。这个剧本根据斯大林的意见经过修改后发表和上演了，并如上所说，于1950年获斯大林奖金二等奖。
斯大林不仅重视西蒙诺夫的作品，而且信任他，并委以重任。上面提到过，1946年苏联作协领导机构改组时，西蒙诺夫当选为作协理事会书记处副总书记，而且这位年仅三十一岁的年轻作家在四位副总书记中排名第一，居于年龄和资历都远远超过他的吉洪诺夫、维什涅夫斯基和柯涅楚克之前，成为总书记法捷耶夫的左右手。自然是根据斯大林的意见这样做的。
西蒙诺夫成为作协副总书记后，他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他开始参加政治局召集的有关文学的方针政策的讨论会和斯大林奖金的审批会，有机会直接见到斯大林，与斯大林进行交谈，并趁此机会发表看法和提出建议。
由于受到斯大林的信任，西蒙诺夫曾多次出国访问。1946年他作为苏联记者组成员先后访问了日本、美国和加拿大，然后又到了法国。1949年他作为苏联文化代表团副团长（团长是法捷耶夫）访问了中国，回国后写了《战斗中的中国》一书。
另一方面，西蒙诺夫作为作协的副总书记，坚决贯彻实行斯大林制订的方针政策，积极支持斯大林在战后发动的批判运动。例如1949年3月26日，他曾与索弗朗诺夫联名给斯大林、马林科夫和联共（布）中央写信，建议开除“反爱国主义的批评家”们的作家协会会籍。
西蒙诺夫写过一些颂扬斯大林和他表达自己的感情的诗。他有一首题为《严酷的战争》的诗，写于卫国战争爆发后的1941年11月初和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纪念日前夕，其中有这样的诗句：
斯大林同志，你听见我们吗？
你应当听见我们，这我们知道：
在这严酷的时刻我们首先想起的是你，
而不是母亲和儿子这些亲人。
……
斯大林同志，你的儿子们的心
完全和你连在一起，
我们坚决相信，我们将和你
一起走向战争的胜利。
应该说，诗中表达的感情是真挚的。这样的诗还有几首。同时，西蒙诺夫在其他作品中也有三四处写了斯大林。
斯大林逝世后，西蒙诺夫写过悼念斯大林的诗。1953年3月19日，他任总编的《文学报》发表了题为《作家的神圣职责》的社论，其中这样写道：“在苏联文学面前非常迫切地提出了一个最重要、最崇高的任务，这就是为同代人和子孙后代最完美地描绘出所有时代和所有人民最伟大的天才——永垂不朽的斯大林的形象。”这篇社论见报后，当时领导苏共中央书记处工作的赫鲁晓夫极为不满，要求解除西蒙诺夫的《文学报》总编职务。这是他仕途上遭到的第一次挫折。这次打击给了他很大震动，他开始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检讨自己的过去，以便跟上形势。这使得他的政治观点和文学观点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批判个人崇拜后显得比较明显，其主要表现是对斯大林的看法有所改变。这也反映在他在这之后创作的一些文学作品之中，特别是在三部曲《生者与死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