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的第一部（也称《生者与死者》）是在苏共二十大后写的，当时正在对斯大林进行批判和揭露，小说作者顺应这个潮流，对战争初期的失利作了较多的渲染，将其与肃反扩大化联系起来，并对造成悲剧的主要责任者斯大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写于苏共二十二大掀起反斯大林的新高潮之后，其中有不少地方直接写到斯大林，一方面通过主人公谢尔皮林受斯大林接见时产生的直接印象和大失所望的情绪的描写，批判斯大林冷酷无情；另一方面又通过在大本营工作、比较了解情况的将军伊万·阿历克谢耶维奇之口，大讲斯大林的专横、残暴、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的性格特点，把对斯大林的看法概括为“既是伟大的，又是可怕的”。这实际上是作者本人的看法，他后来在谈到斯大林时重复了这句话。西蒙诺夫在写第三部《最后一个夏天》时，随着赫鲁晓夫的下台国内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因而在这一部里对斯大林的批评有所缓和。
西蒙诺夫因为政治上敏感和具有较强的应变能力，没有重蹈法捷耶夫的覆辙，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有所上升。在苏共二十大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一直是苏联作协领导人之一。1965、1971、1974年三次被授予列宁勋章，1974年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英雄。他的新作都能顺利发表出来，而且各种旧作不断结集出版。他的三部曲《生者与死者》于1974年被授予列宁奖金。
西蒙诺夫被称为“温和的自由派”。他与那些“激进的自由派”的主要区别在于他并不全盘否定斯大林。他只是对他认为是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进行批判，随着形势的变化，有时猛烈些，有时语气则比较缓和。赫鲁晓夫下台后的1965年，在卫国战争胜利二十周年的前夕的4月28日，他做了一个题为《历史的教训与作家的责任》的报告，这个报告在二十多年后才在《科学与生活》杂志1987年第6期上发表出来。报告一方面讲三十年代军队的大清洗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战争初期的失利的主要原因，认为斯大林应负主要责任。他提出要写好战争史，必须对斯大林对战争的领导作用的真实情况有全面的了解。他强调作家的职责是客观地、借助于文献资料和当事人的见证研究这种作用的一切肯定的和否定的方面，不论是好坏两个方面，还是对斯大林本人来说最重要的方面，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他不同意当时流行的在公布由斯大林作为最高统帅签署的文件时删去斯大林的名字而用“大本营”来代替的做法，指出，这样做主观上是在同个人崇拜作斗争，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能起妨碍作用，只会引起读者的反感，有时甚至影响正确评价他的错误和罪行。从这篇讲话来看，西蒙诺夫主张根据历史事实全面地和实事求是地评价斯大林。
1966年3月23日，在苏共二十三大召开前，西蒙诺夫给当时任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写信，又提出了全面评价斯大林的问题。这封信在三十年后发表在《俄罗斯总统档案馆通报》1996年第5期上。他在信中说，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问题上，许多年来他是一个现在被人称为“斯大林分子”的人，因此现在有更大的责任，在评价斯大林问题时说出“完全的真实”。他又谈到对战争年代斯大林的功过的看法，说他相信当时斯大林为夺取胜利做了自己认为必须做的一切，但这并不能使他忘记斯大林对战争初期的失利以及造成的不必要的牺牲负有直接责任。他再次强调说，斯大林在战争进程中表现出了雄才大略以及巨大的坚定性和坚强的意志，为取得战争胜利作出了个人的巨大贡献，对这一点既不能忘记，也不能避而不谈，不过有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即同时不能忘记和回避斯大林战前所犯的罪行。信中还谈到，现在需要在人们思想上公开地和明确地分清二十大和二十二大对斯大林所作的“总的非常正确的结论”与一系列诸如赫鲁晓夫个人发表的“按照地球仪领导战争”之类的明显牵强附会的和不公道的论调划清界限。信中提出，由于党内和国内围绕这个问题还有争论，召开二十三大时最好成立一个委员会来客观地研究斯大林各个时期的活动的所有基本事实，并把研究结果提交中央全会审议。当时勃列日涅夫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采取回避态度，他在收到西蒙诺夫的信后打电话告诉信收到了，但是没有同意西蒙诺夫提出的建议，在他的总结报告中没有提出研究和评价斯大林的问题，大会上自然也没有进行讨论。
1979年2～4月间，西蒙诺夫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口授了上面多次引用过的《我这一代人的看法——关于斯大林的思考》一书，它首次发表在《旗》杂志1988年第3、4、5期上。按照他的计划，这只是他讲斯大林的活动的着作的第一部。他只为第二部《斯大林与战争》收集了一些资料，未能进行口授就去世了。这是西蒙诺夫最后的一本书。他并不打算立即发表出来，大概只是想给后代留下一份关于他经历的时代的一份材料。因此他不大考虑人们的反应如何，在口授时不打算迎合潮流和取悦什么人，没有多大的顾忌，只是叙述自己多年来的经历和抒发沉积在内心的感受，因而显得更有参考价值。
在这本书的前一部分，作者叙述了他的家庭状况以及一家人和亲戚的生活遭际，回顾了他青少年时代的生活以及成长为一个作家的过程，讲了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的形成，说那时总的说来有一种自觉地拥护斯大林，同时又不自觉地拒绝接受他的某些东西的心理状态，这就埋下了他所说的对斯大林的双重看法的根子。由于战争年代对斯大林的看法将在第二部专门叙述，于是书中跳过六七年，开始叙述从战后的1946年到斯大林逝世这个时期。这时西蒙诺夫作为作协副总书记多次参加过高层召开的会议和其他活动，与斯大林有了直接的交往，因此书中这一部分叙述的是他亲眼见到的斯大林以及斯大林给他的印象。在会见斯大林时主要讨论有关文学的问题。这一部分记录的内容也主要与文学有关。上面在讲斯大林的文学思想、文学政策和文学批评时曾引用过西蒙诺夫的这些记录，现在再概括地说一下。西蒙诺夫从斯大林的言谈话语中发现斯大林喜爱文学，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对所有文学问题都非常内行，对此感到震惊。他还发现在审批获奖作品的会上，凡是提出讨论的作品斯大林都读过，有时甚至读过有关的评论。在评定作品时，斯大林总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把现在是否需要这本书作为是否应该授奖的重要依据。不过斯大林又认为过多的政论会使作品受到损害，重视作品的艺术性。斯大林主张文学作品应当全面反映生活真实，一方面反对单纯地进行暴露，另一方面也反对粉饰现实，强调生活中是有冲突的，这些冲突应在文学作品中得到反映。西蒙诺夫通过同斯大林的直接接触，对斯大林的为人和性格也有新的了解。他说，他曾多次听说斯大林对人如何残酷，如何粗暴，包括战争年代所依靠的和经常与之共事的军人们也都这么说。但是他一次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斯大林。根据他的回忆，在讨论问题时有不同意见可以和斯大林争论，例如在讨论关于稿酬问题以及要不要给科普佳耶娃的小说《伊万·伊万诺维奇》授奖时就发生过这样的事。西蒙诺夫在书中虽然还像多年前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所说的那样，提到了自己既看到斯大林身上伟大的一面，也看到了可怕的一面。但是从他所叙述的与斯大林直接接触后所得到的印象来看，斯大林似乎并不那么可怕。
俄罗斯文学界对西蒙诺夫前后对斯大林的态度的变化有不同的看法。一些人认为他在斯大林生前进行了颂扬，斯大林逝世后背叛了他崇拜过的偶像；另一些人则认为他在评价斯大林及其时代方面摇摆不定并表示不满。女批评家纳塔莉娅·伊万诺娃在其题为《我这一代人对西蒙诺夫的看法》一文中这样说道：“西蒙诺夫就是在七十年代末不管怎么说仍继续不仅迷恋于斯大林的人格魅力，而且也为他的治国方略所倾倒。揭露斯大林，‘破坏’他的形象意味着否定自己本人：在斯大林时代他登上文坛，在斯大林时代他加入党和进入文学机构并成为领导——开始作为法捷耶夫的副手和得力助手。在斯大林时代把他提升起来，不能不是由于受到斯大林的赏识。西蒙诺夫一直感激斯大林，——即便是六十年代因时局的变化写过一些反对他的东西，那么到七十年代就没有再公开地反对斯大林。”她的这种说法似乎比较符合实际。
斯大林在世时，所谓“新生代”的作家大多对他怀有感激之情，曾以不同方式表达这种感情。可是他们的活动一般横跨斯大林逝世前后的两个不同时期。在斯大林逝世后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斯大林遭到批判和否定的情况下，他们当中除了少数人成为所谓的“反斯大林主义者”外，多数人虽然在不同程度上承认斯大林的错误和提出了批评，但没有改变昔日的基本态度。上面重点介绍的法捷耶夫、肖洛霍夫、米哈尔科夫和西蒙诺夫就是比较突出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