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两晋南北朝那些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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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章 魏孝文帝,汉化改革

北魏孝文帝(471—499在位)拓跋宏是北魏献文帝拓跋弘的长子,北魏的第六位国君,一个目光远大、气度恢弘的少数民族改革者。魏孝文帝因改姓元,又叫元宏。他在执政期间,对北魏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习俗等各方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对推动北方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公元471年,拓跋宏才五岁的时候,献文帝就把皇位让给了他。北魏拓跋家族一直引用汉武帝的老办法,“立其子杀其母”,就是在立儿子做太子的同时,杀掉太子的母亲,以此来防止吕后那样的悲剧重演。拓跋宏的生母也是这样被杀死的。年幼的拓跋宏只能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所以在471年至490年的20年间,政权一直由太皇太后冯氏把持。

公元490年,24岁的拓跋宏开始亲政,他开始大刀阔斧地进行汉化改革。

■矛盾激发,催生改革

人们说,冯太后并不喜欢这个孩子。孝文帝早熟、机灵,太后担心他长大了对自己不利,有一次,把他关在空屋里,天气很冷,只让穿单衣,三天不给饭吃,还打算把他废掉;又有一次,因为宦官说他的坏话,还“杖”了他几十下。

490年,冯太后死了,孝文帝按照儒家经典的规定,守孝服丧,开始不进饮食,后来勉强吃一点,但也吃得很少。鲜卑贵族劝他照祖宗老规矩办丧事,不要过哀。孝文帝却以为祖宗时,南征北战,“重武略,不重文教”;言下之意,不愿墨守祖宗成规,要在“文治”上下工夫。他对祖母的“哀慕缠绵”,也许并不是由于悼念,而是激励生者继续进行汉化,为进一步搞好“文治”做个样子。

在政治上,孝文帝是冯太后的肖孙。这两个人的事业,都是在用汉化巩固北魏的统治,而孝文帝更把它提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太和十九年(495年),北魏从平城迁都洛阳,标志着这一新阶段的开始。

中原的富庶,一开始便吸引着这个新兴的塞上政权。北魏道武帝、明元帝都曾经有过把都城南迁的打算。但那时条件还不成熟,平城和所谓近畿之地是北魏政权的根本所在,夏和柔然时时威胁着它的西境和北境,而中原地区也还因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地主之间的隔阂尚深,迁往中原,不能不使鲜卑统治者有所顾虑。

北方统一之后,实行“文治”的要求提上了议事日程。鲜卑统治者和汉族大地主的合作随着岁月流逝而增强。北魏政权也愈来愈依赖中原地区谷、帛的支持。原来出战士、输战马、征伐四方的中心——平城,担当不了“文治”的任务。迁都洛阳,便成为适应当日形势的要求了。

100年来,北方的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北魏的对外关系转而以和它敌对的南朝为中心。从政治上和南朝争取汉族士大夫,成了一个刻不容缓的任务。太和十六年(492年),北魏讨论“行次”(五行的次序。照汉代学者的意见,其顺序为木、火、土、金、水),这是一次具有重大现实政治意义的讨论。孝文帝采纳了李彪的建议,认为北魏继承西晋,西晋是金,魏当为水,魏是正统所在。要和南朝争正统,理所当然地不能再僻处平城,就要把都城迁到汉魏(曹魏)的故都洛阳去。

太和十七年(493年),王肃从江南逃奔北方,孝文帝在邺城接见了他。王肃出身江南高门,是南方士族的领袖,孝文帝对他十分器重,颇有相见之晚之意。历史记载上说孝文帝“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凡威仪文物,多肃所定”。孝文帝继冯太后之后,力图改变鲜卑旧俗,不仅对像王肃那样的人物相见恨晚,和南方交战,也屡次释放俘虏,说“在君为君,其民何罪!”还禁止掠夺,宣布犯禁的处以极刑。这些处处说明北魏是在和南朝打政治仗,把都城迁到洛阳去将要提上议事日程。

■迁都洛阳,改革风俗

迁都洛阳,是北魏政治经济发展变化的要求。但鲜卑贵族大多数还没有这种认识,不赞成迁都。

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不得不以南伐为名,来达到迁都的目的。这一年秋天,他率领步骑30万,到了洛阳。在洛阳,他参观西晋宫殿的遗址,像古代东周贵族经过镐京(西周故都,现在陕西西安市西南)宫阙那样伤心。但是,孝文帝并不是为西晋的灭亡而伤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黍离》中的诗句),一出由孝文帝扮演主角的迁都的好戏,便以这样的独白开了头。

洛阳秋雨连绵,文武百官对着惨淡的秋天,心情十分沉重。皇帝真的要南伐吗?他们当中,有知情的,也有不知情的。雨越下越大了。九月丙子这一天,孝文帝全副戎装,骑在马上,下令三军,往南进发。大臣都跪在马前,叩头谏止进军。孝文帝满面怒容,对着这些人说:“我要统一天下,你们这帮人却屡次阻挠大计。谁再说,就要治谁的罪!”说完,整一整马缰,仿佛就要出发了。一个叫拓跋休的鲜卑贵族,仍然跪在那儿,一动也不动,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嗫嗫嚅嚅地仍在请求皇帝不要南进。孝文帝富于表情的脸,忽然换了另一种颜色,用另一种口气对群臣道:“这回出兵,费了不少事,用了许多钱,不可劳而无功。不南进,便迁都。你们赞成吗?赞成的立在左边,不赞成的立在右边。”

这一出戏演得很出色,大军在洛阳停下来了,迁都成了定局。在南伐和迁都这两件大事上,这些文武百官暂时选择了迁都。因为南北双方多次在战场上较量过,南伐的危险性很大,谁也不愿担风险。

任城王拓跋澄被派回平城去做说服工作。他原来也弄不清南伐的目的,和孝文帝有过激烈的争论,后来孝文帝私下告诉他:“平城只能用武,不适宜于文治。”他这才转过来支持迁都。拓跋澄动身回平城时,孝文帝郑重地嘱咐他:“要好好干啊,革去旧俗的日子,已经到了!”

另一位大贵族于烈,被派回平城担任留守的重任。孝文帝曾经问他:“你赞成迁都吗?”于烈说:“陛下的深谋远虑,我现在还不明白。我的内心,是一半乐迁(赞成),一半恋旧(不赞成)。”孝文帝认为这个人忠直,说:“你不唱反调就行啦!”

平城贵族知道要迁都,一时很是震动。拓跋澄回去后,百般晓谕,众人不安的情绪才渐渐平静下来。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又亲自回到平城去,召集文武百官,晓以迁都的利害。

北魏汉化,经过的时间很长,道路很曲折。在鲜卑贵族中,始终存在一个反对派;落后保守的势力,始终阻碍着汉化的进程。

西晋灭亡以来,荒废了170多年的魏(曹魏)晋故都洛阳,成了北魏的新都。太和十七年(493年),孝文帝开始重建新都,直到他的儿子宣武帝元恪手上才建设完成。

迁都之后,从平城迁到洛阳的人,叫做“代迁户”,总数约有100万人;其中,勇士15万被编成禁卫军(羽林、虎贲)。洛阳附近的河阳(现在河南孟州西),设了一个新牧场,养马十万匹。每年从河西选马到并州牧场,让马习惯内地水土,再迁到河阳来。一部分拓跋部人民以及北边其他各族人民便在中原地区定居下来。迁都后,摆脱贵族传统保守势力的影响,北魏汉化的改革更广泛,更迅速了。太和十九年(495年),孝文帝下令禁止鲜卑服装,要求鲜卑人改穿汉服;禁止鲜卑话,改说河南洛阳话;“代迁户”都在洛阳落了籍,死后葬在北邙山(在洛阳的北面)。有一次,孝文帝在洛阳街上看见一个鲜卑妇女坐在车中,鲜卑族打扮。后来,在朝见群臣时,便责备任城王拓跋澄,说他督察不严,奉行命令不力。拓跋澄为自己辩解,说只有少数人这样打扮;孝文帝尖锐地问道:“难道要全部这样打扮才算督察不严吗?你这样说,简直是‘一言丧邦’!”又转向史官说:“应该把这件事记录下来。”

太和二十年(496年),又命令改去鲜卑姓,他自己改姓元,其他改姓长孙、穆、奚、陆、贺、刘……把鲜卑族的穆、陆等八姓定为国姓,和汉族大姓崔、卢、郑、王同等待遇,享受同样的政治特权。汉族大姓,叫做郡姓;郡姓之中,又分四等,最高的叫做甲姓。从此完全承袭了魏(曹魏)晋以来的门阀制度,“以贵袭贵,贱袭贱”,按门第高低来分配官职。但门第高低,皇帝可以左右,和南朝不同。这正如“三长法”和“均田制”的实行,代表中央集权力量的皇帝,在统治阶级内部关系中占了上风。

孝文帝又通过婚姻方式加强鲜卑贵族和汉族大姓的联系。他自己娶了四姓(崔、卢、郑、王)的女子入宫,又为他的五个弟弟娶汉族大姓的女子做正妻。范阳卢氏一家娶了三位公主。政治利益进一步把鲜卑统治者和汉族高门联结在一起了。

“文治”构成了汉化的核心。北魏的国家机器,随着封建化的逐渐完成,也更为完备了。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为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历史规律。孝文帝和他的前辈什翼犍、道武帝、太武帝、冯太后一样,在鲜卑族汉化过程中,顺应了这一规律,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划分门第,平定叛乱

然而,事隔不到半年,一场反对改革、反对汉化的武装叛乱便从朝廷内部发生了。太和二十年八月,孝文帝巡幸嵩岳,太子元恂留守金墉城。元恂素不好学,体又肥大,最怕洛阳的炎热天气,每每追乐旧都,常思北归;又不愿说汉语、穿汉服,对所赐汉族衣冠尽皆撕毁,仍旧解发为编发左衽,顽固地保持鲜卑旧俗。中庶子高道悦多次苦苦相劝,他不但毫无悔改之意,反而怀恨在心。孝文帝出巡给了他可乘之机,遂与左右合谋,秘密选取宫中御马三千匹,阴谋出奔平城,并亲手在宫禁之中杀死高道悦。

事发后,领军元俨派兵严守各宫门,阻止了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第二天清晨,尚书陆琇驰马奏报,孝文帝闻讯大惊,中途急急折返洛阳,当即召见元恂,怒不可遏,列举其罪,亲加杖责,又令咸阳王禧等人代替自己打了元恂100多杖,直打得皮开肉绽,才拖出门外,囚禁于城西别馆。一个多月后,元恂伤势有所好转,方能起床行走。十月,孝文帝在清徽堂召见群臣,议废太子恂。太子的两个老师太傅穆亮、少傅李冲一齐脱帽叩头请罪,孝文帝说:“你们请罪是出于私情,我所议论的是国事。‘大义灭亲’,古人所贵。今日元恂想违父叛逃,跨据恒、朔二州,犯了天下的头条大罪!这个小子今日不除掉,乃是国家大祸,待我百年之后,恐怕又要发生晋末的永嘉之乱。”

十二月,孝文帝废元恂为庶人,囚禁于河阳无鼻城,派兵看守,给些布衣粗食,不至饥寒而已。次年四月,孝文帝巡幸长安,御史中尉李彪秘密上表,告发元恂又与左右谋反。孝文帝得报,急派咸阳王禧与中书侍郎邢峦率人带着毒酒赶赴河阳,逼令元恂自尽,时年15岁,殓以粗棺常服,就地埋葬。

元恂被废的当月,恒州刺史穆泰、定州刺史陆睿相互合谋,暗中勾结镇北大将军元思誉、安乐侯元隆、抚冥镇将鲁郡侯元业、骁骑将军元超及阳平侯贺头、射声校尉元乐平、前彭城镇将元拔、代郡太守元珍等人,阴谋推举朔州刺史阳平王元颐为首领,起兵叛乱。元思誉,汝阴王元天赐之子,景穆太子之孙;元业,平阳公元丕之弟;元隆、元超皆为元丕之子。这些人大都是鲜卑旧贵及其后裔,他们不满意孝文帝亲任中原儒士,他们对于迁都变俗、改官制服、禁绝旧语都抱着反对的态度。元丕甚至公然在盛大的朝会上独穿鲜卑旧服而毫无顾忌,孝文帝看他年老体衰,也不强责。迁都之初,元隆、元超还曾企图劫持太子元恂留居平城,起兵割据雁门关以北的恒、朔二州,阴谋虽未得逞,但二人叛逆之心不死,这次又与穆泰等人酝酿更大的叛乱。

元颐佯装许诺,以稳住穆泰等人,暗中将叛乱阴谋密报朝廷。当时任城王元澄卧病在床,孝文帝立即召见他说:“穆泰图谋不轨,煽诱宗室。今迁都不久,北人恋旧,倘或发生叛乱,南北纷扰,朕洛阳就难以保住。这是国家大事,非你不能办。你虽有病在身,但要强打精神为我去北方跑一趟。要根据形势,妥善处理。如果叛党势弱,就直接前往擒获;若已强盛,可用我的命令调发并、肆二州的军队进行出击。”元澄答道:“穆泰等人愚蠢而糊涂,正由于迷恋旧生活才这样做,没有什么深谋远虑;臣虽不才,足以制伏他们,愿陛下不必担忧。臣这点小病,怎敢辞绝呢!”孝文帝笑着说:“任城肯去,我还有什么忧虑的!”遂授给元澄节、铜虎符、竹使符,配给部分禁卫军,让他代领恒州刺史。

元澄受命,倍道兼行,经雁门往北直趋平城(恒州治所)。先遣侍御史李焕单骑入城,出其不意,晓谕穆泰同党,示以祸福,叛党顷刻瓦解。穆泰无计可施,仓促率麾下数百人攻焕,不克,败走城西,束手就擒。元澄穷治穆泰同党,收陆睿等百余人下狱,民间帖然;并将平叛始末写成奏章上报朝廷。孝文帝大喜,召见公卿大臣出示奏章说:“任城可谓社稷之臣。看他审案的狱词,就连古代的皋陶也未必能超过他!”皋陶,传说是禹的大臣,掌刑罚。又面对咸阳王禧等人说:“你们当此重任,未必能够办到!”

太和二十一年(497年)正月,孝文帝立皇子元恪为太子。二月,孝文帝北巡,准备到平城亲自看看那里的情况。途中经过上党铜鞮山,看到路旁有十几棵大松树,一时诗兴大发,边走边作起诗来。眨眼工夫,诗就作成,命人拿给彭城王元勰看,很自信地说:“我开始作此诗,虽然不是七步,但也说不上远。你也作一首,等走到我这里,诗要作成。”当时元勰离他仅十几步远,遂且行且作,还没走到其地就作成了。诗写道:“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孝文帝大笑道:“你这首诗也是笑话我罢了。”不数日,来到平城,任城王元澄等人引见穆泰、陆睿及其党羽,经讯问,没有一个含冤叫屈的,人们都很佩服元澄明断。穆泰及亲党全部被杀;陆睿赐死狱中,妻子流徙到辽西为民;元丕免死,留下后妻、两子,一同发往太原为百姓,杀元隆、元超与同母兄弟乙升,余子徙敦煌。这次叛乱,留在平城的鲜卑旧贵族多数都参与了,只有于烈一族没有卷入。因此,于烈更加受到孝文帝的器重,后来被提升为领军将军。

叛乱平息后,孝文帝以鲜卑旧贵族和北方各少数族酋长不堪暑热,允许他们秋居洛阳,春还部落,当时人称他们为“雁臣”。

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月初一日,孝文帝于御驾亲征途中,崩于谷塘原之行宫,时年3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