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物学因素
（一）遗传因素
一些研究者怀疑，与其他的精神障碍一样，进食障碍的发病倾向与遗传有关。例如，Strober等（2000）研究发现，患神经性厌食症的年轻女性的一级亲属发展此症的可能性是其他人口的十倍有余。Kasset，Strober等（1987，2000）在神经性贪食症的发病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患神经性贪食症的女性的一级亲属中发展此症的可能性是其他人口的四倍有余。尽管进食障碍少见于男性，但Strober等（2001）的研究发现，神经性厌食症男性病患的一级亲属相对于其他人口有更高的患病风险。Lilenfeld，Strober（1998，2000）的研究发现，进食障碍患者父母的亲属比一般人更容易出现进食障碍的症状，即具备某些符合诊断标准的症状。
通过对双生子进食障碍的研究也揭示了基因的影响。多数有关神经性厌食症与神经性贪食症的研究报告了同卵双生子相对于异卵双生子的高发病率，以及与环境因素相比较，基因对进食障碍的双生子们的影响更大。例如，对30对女性同卵双生子的研究表明，同卵双生子一方患神经性厌食症，则同病率多达55%。尽管大量的研究成果不能排除环境的影响，但它们都显示遗传因素在进食障碍形成过程中的确发挥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也鼓舞着研究者们更进一步地探究特殊的生物学原因。
（二）血清素与多巴胺
血清素是一种与强迫症、心境失调和冲动性有关的神经递质，它也调节食欲与进食行为。因为很多进食障碍患者对以血清素为目标的抗抑郁剂治疗反应较好，因此，一些研究者认为进食障碍患者的血清素系统出现了阻断现象。
研究者在此神经传递系统中找到了这种障碍的证据。Kaye等（1998，2002）发现体重不足的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5-HIAA（血清素的主要代谢物）含量低，处在发病期的神经性贪食症患者也有同样的表现。然而痊愈后，相对于控制组的妇女，这两组患者都出现了较高的5-HIAA水平，这也说明问题是出在血清素系统。
近期的研究进一步探讨了神经传导物质多巴胺在饮食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Szczypka等人（2001）所做的动物实验显示，多巴胺与动物寻找食物的快感或食物所引起的愉悦感有关。在Volkow等人（2002）的一份以健康个案为施测对象的研究中，个体在一个充满食物味道的环境下接受PET扫描。这些被试也需要填写一份食物限制评价表。在食物限制评价表中得分较高者显示，当食物出现时，脑部背侧纹状体（dorsal striatum area）区域的多巴胺活动较强。这项研究结果指出，限制饮食的个体对食物的暗示较敏感，这是因为多巴胺的功能之一是显示对某种特定刺激的满足。至于这些研究结果是否与进食障碍有关，尚待进一步验证。
（三）脑功能与定点理论
神经内分泌功能的研究表明，下丘脑功能紊乱是神经性厌食症的重要特征，而下丘脑不仅是神经内分泌的中枢，也是饥饿和饱食中枢所在地。
研究者在下丘脑找到了两个与控制进食有关的区域。一是外侧下丘脑（lateral hypothalamus，LH），当它受到刺激时，有机体便会产生饥饿感。当用电刺激实验室的动物的LH时，即使它刚吃过食物，它仍会继续进食；如果LH被损坏，即使动物是饥饿的，它也拒绝进食。相反，另一个是下丘脑腹内侧核（ventromedial hypothalamus，VMH），当此部位被刺激时，会减少饥饿感。电刺激动物的VMH时，它就会停止进食；当VMH被损害时，动物的胃和肠会增进食物的处理率，引起动物吃得更频繁，最后变为肥胖。
这些不同的下丘脑中枢，显然是依赖个人是否正在吃或绝食，而由脑部和身体的化学作用所激发。这种脑部的化学作用之一，是类似缩氨酸高血糖因子（glucagon-like peptide-1，GLP-1），一种运作在动物与人类当中的自然食欲抑制剂。当一个研究小组人员采集和注射GLP-1到老鼠的脑部时，这种化学物质进入下丘脑的接受器，会引起老鼠减少95%的食物摄取，即使它们已经24小时没有进食。相反，吃饱的老鼠被注射此药物，阻断GLP-1到下丘脑的接受器，它们的食物摄取量会倍增。
上述研究也被称为体重定点理论（set-point theory）。一般说来，人们的体重是拒绝变化的。人们的体重会有规律地维持在“定点”左右，一旦出现大幅度的偏离则会引起许多的生理补偿性反应，以促使有机体恢复到这个定点。先天遗传与早期的饮食习惯，似乎决定每个人的体重定点。当一个人的体重下降到低于他的特殊定点时，LH会被激发，而且借饥饿感的产生和降低身体新陈代谢率来寻求恢复失去的体重；当一个人的体重上升到高于他的定点时，VMH会被激发，并凭借饥饿感的减少和增加身体的新陈代谢率来消除过量的体重。
根据体重定点理论，当人们节食及体重下降到低于定点时，他们的大脑开始努力去恢复失去的体重。下丘脑的活动产生专注于食物和暴食的欲望。它也引起身体的变化，以防止体重进一步减少，并促使体重增加，然而吃得不多。一旦脑部与身体共同开始以此方式去增加体重，节食者实际上进入不利于自己的战争。有些人显然是关闭了自己内在的自动调节器，并完全控制自己的饮食，这些人逐渐发展为限食型神经性厌食症。另一些人则向恶性循环的暴食/清除型发展。也许前者的强迫人格特点，使他们不管脑部增重的催促，仍坚持严格的节食法；而后者的冲动特点，使他们特别难以抗拒增加饮食的强烈要求。
二、社会文化影响
（一）社会文化压力
纵观人类历史，有关理想体型的社会标准，特别是女性理想体型的标准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其理想体型也不同。我们来看看西方社会中不同时代其流行体型的变化，以及不同文化所偏好的体型。
服装名模的体型代表了青年男女理想的身体形象。
在西方，中世纪画家所绘制的那些著名的裸体美女，若按照今天的标准，她们实在是过于丰腴了。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而且这种标准一直到19世纪还很流行。
有关苗条的潮流开启于20世纪20年代。在20世纪富饶的工商社会，苗条被视为一种美丽的象征，很可能是流行产业行销成功的产物。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服饰广告还是通过图画来表现，但进入工商社会以后，开始流行以照片的形式在杂志媒体中进行广告宣传。这些时尚杂志呈现着女性应有的模样。因为每个模特儿要符合某种特别的体型，所以流行时尚本身就会筛选出适合的女性模样。
近年来，大部分西方文化中的理想体型一直稳定地趋向于越来越瘦。例如，PLAYBOY中页插图的女郎们在1958—1978年间，变得越来越瘦，Owen 和Laurl-Selly计算了1985—1997年PLAYBOY中页女郎的BMI，除一位模特儿外，其余的BMI值全小于20（即轻体重），几乎一半的模特儿的BMI值小于18（即极轻体重）。当然，PLAYBOY中页女郎并不是西方女性比较的必要标准，不过这显示出“纤瘦”是非常时尚的，至少对女性来说是这样。
对于男性而言，情形稍有不同，在一个与测量PLAYBOY中页女郎体型平行的研究中，Leit，Pope，Gray（2001）分析了1973—1997年PLAYGIRL的中页男模特儿的BMI值。结果发现，这些模特儿的BMI和肌肉量甚至增加了。Nemeroff等（1994）对若干男性杂志进行了内容分析，发现杂志中有关减轻体重的文章出现的频数，一方面与女性杂志相比较少，另一方面就男性杂志本身而言还是上升了。然而，根据这些数据来推测我们将见证到的男性出现进食障碍的激增，恐怕有失准确。这些文章基本的着重点在培养正常体重者的理想男子气或是增加肌肉群上。颇为奇怪的是，在20世纪的后期，伴随着文化标准的日趋纤瘦化，越来越多的人体重超标。1990年以来，肥胖症的发生率成倍增加。目前，20%～30%的美国人超重，这也许是由于食物极其丰富和久坐不动的生活方式所致，为文化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创造了条件。
随着社会民众更追求健康，肥胖意识、节食减重也变得更普遍：Serdula等（1999）发现，在美国，节食者的比例从1950年的7%的男性和14%的女性增加到1999年的29%的男性和44%的女性。节食/减肥工业（包括书籍、药物、音像制品、食品等）每年在美国创造了超过3亿美元的价值——大约是美国政府花在教育、培训、就业和社会服务上的金额之和。抽脂手术也成了整形手术中非常普遍的程序，有时也是危险手术。上述的百分比表明女性比男性更可能成为节食者，节食减肥在白人、中上社会经济地位的女性中特别普遍，同样是在这个群体中神经性厌食症的发病率也最高。典型的进食障碍是以节食和其他关心体重为开始的。在路红等（2004）进行的一项有关中国大学生的体像调查中发现了类似的现象，尽管女大学生们的平均BMI指数为19.47，属于偏瘦体型，可她们对自己的体重满意程度仍然很低，表示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比例是19.4%，表示对自己的体重比较不满意或很不满意的比例则达38%；男性的体重满意度明显高于女性。有45.1%的女大学生表示在过去一年中有过至少一次减肥行为，而男大学生中这个比例只有5.9%。
所以，无论是实际上已经超重，还是害怕肥胖的女性都可能对她们的身体不满意，并且会实施减肥行为。一些研究也发现，高BMI和高身体不满意度都是发展成进食障碍的风险因子。
纤瘦的社会文化理想使人们学会害怕自己成为胖子甚至感到肥胖。肥胖除了是一种人们抗拒的生理形象外，它还包含了更深层的消极隐含之意，例如，不成功和缺乏自我控制，胖者被视为不智，并且被刻板化为寂寞、羞怯、贪婪于他人的情感。
近百年来，西方文化中的身材标准似乎已经发生了变化。然而，另一个社会文化因素却始终保持了对变化的显著适应性，那就是对妇女身体的物化（客体化）。根据物化理论，人们常常是由性别的透镜去审视女性的身体，实际上，女性正是被她们的身体所定义。在西方文化中，到处都存在着物化的信息（电视、广告等），这导致了一些妇女的“自我物化”，即她们是透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的身体。如Susie Orban（1993）认为，女性从小就被教导她们的身体也是一种“商品”，而这种身体的商品化也让女性有了更多的困扰。
研究已表明，自我物化引起妇女感到对自己身体更多的羞耻感。当个体的理想低于文化的理想或标准时，这种羞耻的情绪便诱发出来了。由此，当妇女看到他们理想的自我与文化（被物化）对妇女的观点不相匹配时，更容易体验到身体的羞耻感。研究表明，自我物化与身体羞耻感两者都与进食障碍有联系。
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中，比如，我们经常看到一些高价的化妆品、装饰品都被人性化了，仿佛不同的化妆品有不同的个性，在这样的流行风潮下，我们的身体也渐渐被自己物化了。当我们以一种看待物品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身体时，自然就会产生一些担心，害怕这个“物体”有瑕疵。
精神分析学派通过对女性个案的临床资料的分析，探索了进食障碍的病因。Susie Orbach（1993）将此称为“我们这个年代的象征”。她把神经性厌食症比拟成“饥饿的抗争”，妇女生活在社会的压迫下——被贴上女强人的标签，并用这种方式来响应这样的冲突。她认为，厌食是企图赋予力量的方法，当你忙于事业的时候，你也就没时间吃饭了。她也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来考察厌食问题，以了解女性为什么用这种方式保护自己。她认为，社会压力使女性的身体物化，使灵与肉分离。一些女孩利用厌食来表示抗议，用此来抗议社会的压迫。她认为厌食这个现象不只是因为追求苗条，重要的是社会对于女性身材的要求，是对女性本身的否定，并且控制着女性本身的需求。社会推动着苗条身材，也让人们开始控制饮食。她主张，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与运动减肥是有区别的，减肥者的主要目的是认为苗条是自己的权利；而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主要目的是自我控制与对抗否定。
（二）性别影响
我们已经了解到进食障碍患者中女性比男性更普遍。进食障碍在女性中流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现代西方文化标准强化了女性要比男性更瘦的渴望。此外，社会文化价值与性别角色期待强调了女性身体的物化，而对男性而言，更多的则是强调他们的成就。路红等（2004）调查也发现，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减肥的关注程度、体重满意度、躯体自信度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女性比男性更关注减肥，男性比女性有着更高的躯体自信度和体重满意度。此外，不同女性群体中被预期患进食障碍的可能性与她们的重量有关，有些群体患病的可能性会特别高，例如，模特儿、舞蹈演员、健身运动员等。在北美洲，女性运动员中进食障碍的发生率（从过分节食到厌食症或贪食症）估计高达62%，大大地高于一般女孩和年轻女性。进食障碍与闭经、过早地骨流失或骨质疏松相伴的不规则的饮食联合在一起，有时被称做女性运动三联症（female athlete triad）。这种情况的普遍性似乎与女孩参加的运动有关，尤其是参加体操、花样滑冰、跳水和长跑运动，因为在这些运动中，苗条的体型被认为是理想的。Garner 等（1980）调查发现，女芭蕾舞演员和服装模特儿中神经性厌食症的患病率为6.5%和7%。另外，寄宿学校和大学已被认为是滋生神经性贪食症的地方。还有一些亚文化看来也放大了社会文化压力，高文化阶层的女性对体重的偏见更深，进食障碍的发生率也更高。同样，对体重要求高的特殊亚文化男性（如运动员、演艺界人士等）患进食障碍者也较多。
（三）跨文化研究
美的标准随文化不同而异，高更的
作品“大溪地的女人”就以胖为美。
进食障碍在工业社会，如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和欧洲的发生率比非工业化社会更普遍。Willi 和Gossmas（1983）在瑞士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厌食症的发病率从20世纪50～70年代增长了四倍。在其他国家也发现了类似的增长情况。此外，随着社会文化变迁，更多的西方文化实际被广泛认同，进食障碍的发病率也在增长。如Anne Becker对住在斐济的青春期女孩的研究发现，1995年电视刚进入这个岛时，访谈中只有3%的女孩报告她们通过呕吐来控制体重。而在1998年，15%的女孩报告有这种行为。女孩看电视越多，她们节食或报告感觉“太胖”的可能就越大。Nasser（1986）研究发现当来自低进食障碍流行率文化的移民进入高流行率文化时，其发病率也增加了。
假设这些差异是由西方文化中极其强调纤瘦和身体意象而引起的，实际上，在另外的一些文化中，肥胖的妇女往往被赋予了特殊的价值，并被视为好生养和健康的象征。我们可以通过进食障碍流行率在不同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看到，文化在确立现实与潜在的身体失调之间关系上的重要性。在一个对跨文化的体像知觉差异的研究中，将阿根廷和英国大学生对裸体画像的吸引力排序，从极瘦到极肥，相对于英国人，阿根廷学生认为肥胖女人的吸引力更大。Harris（1991）发现非洲裔美国人（男性和女性）较美国白人女性，对于过重的女性有较正面的态度。黑人男性较白人男性更愿意与胖女人约会，并且认为胖也是一种性感的象征。Harris还发现肥胖的非洲裔美国女性比肥胖的白人美国女性，有更为积极的身体意象，而且更加不想减肥。Neff（1997）特别针对黑人与白人青少年女性（14～18岁），探讨她们对于体型的知觉与体重的管理行为。他在1824名黑人与2256名白人的随机样本中发现，白人女性（41%）明显比黑人女性（28%）更在意自己的体重。白人女孩使用减肥药或催吐减肥是黑人女孩的六倍，采用运动或节食减肥是黑人女孩的四倍。
个案研究——忍受进食障碍煎熬的名人
戴安娜王妃生前患有神经性贪食症。
我们知道的最著名的进食障碍者，恐怕就是英国戴安娜王妃了。她的身材被美容专家称为“魔鬼黄金比例”，三围是35、28、35（英寸），这组数字体现了一个女人追求美丽的艰难的奋斗历程。
首先当然是减肥，与查尔斯恋爱时，体重140磅的她可谓是肥态可掬，热恋的兴奋及嫁入王宫的野心使她持之以恒地坚持减肥，每天游泳一小时，再训练半小时，结婚时体重减轻了10磅。
戴安娜为了取悦查尔斯而追求体形苗条，每天的进食量限在1200卡以内。她还严格约束自己贪吃零食，出席各种宴会只是应酬喝点饮料，有时干脆回来再开餐。
她与查尔斯王子结婚后的那段应当是美好而浪漫的蜜月，却被查尔斯称为“呕吐的蜜月”。因为在这个蜜月里，戴安娜一吃进东西就忍不住要呕吐，一切美好浪漫的景致和心情都被这呕吐的气息和声音所扰乱。那么，是不是戴安娜未婚先孕了？不是。原来戴安娜是在用呕吐的办法保持自己的优美身段，久而久之，就患上了不能自已的习惯性呕吐症。
很多人都记得她接受电视采访时的一幕：高贵的王妃微微颔首，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向上抬起，流露出无限的忧郁，讲述着不愉快的婚姻和皇室生活的压力，这使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陷入了厌食和贪食，多次自杀、割腕、撞柜子……就是这份哀怨，使英国人再也无法原谅他们未来的君王。
（四）大众传媒
大众传媒对进食障碍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我们看到影视作品、报纸杂志上的女性身材基本上都是纤瘦、苗条的。各类女性杂志也几乎一致地宣传着节食、减肥。在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女性为追求理想体型，极易走入进食障碍的误区。
Silverstein（1986）发现在33部电视剧中，有69%的女演员被评价为太瘦，而男演员只有18%太瘦。只有5%的女演员被评为过胖，而男演员的比例是26%。他也发现，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Ladies Home Journal与Vogue这两本杂志上的模特儿有越来越瘦的趋势。Eileen Guilen 和Suan Barr（1994）分析了美国高中女学生喜爱阅读的一本杂志Seventeen自20世纪70—80年代所出现的身体意象，结果发现，不论是青少年或是成年女性呈现的都是文化所期待的纤瘦体型。
Irving（1990）请暴食症状得分高的大学女生评估不同社会压力来源的重要性。当她们针对不同社会压力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时，媒体为最重要的来源，接下来是同伴、然后是家庭。很显然，这些女性都能觉察到媒体在迫使她们追求苗条的身材。
媒体中的影像不仅影响了读者的审美取向，也催化了人们对于“美女”（成为有女人味的女人）的追求，而且也建构出“女人”的形象。媒体不只是反映出了目前的价值观，也在改变女性对自身的看法。
（五）同伴影响
同伴影响也是导致进食障碍形成的因素。处于青春期的女性迫切希望得到同伴的认可，同伴对体重、体型的评价和采取的进食行为都对她们极具影响力。在她们所处的小团体中，通常有共同的理想体型标准，如果追求的理想体型不健康，就容易导致进食障碍。肖广兰等人（2001）研究发现，同伴间的竞争压力和模仿是导致异常进食行为的真正原因。
三、家庭影响
家庭功能失调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进食障碍的形成。家庭沟通方式、成员关系、父母婚姻和谐度、父母管教子女的态度和方式、父母本身的人格特征以及父母的进食行为和对自己身材的看法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子。
家庭关系的失调是一些进食障碍患者的家庭特征之一。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家庭成员的低支持水平。然而，这些家庭特征也可能是进食障碍的结果，而不是必要条件。而且，在有其他的精神病理学症状如抑郁症和人格障碍的家庭中也可以观察到相同的家庭关系失调的特征。那些家庭模式可能并不是进食障碍特有的，而更可能是那些有精神病患的家庭的共有特征。
家庭内部不良的互动或沟通方式，也可能引起进食障碍。家庭系统理论家认为，发生进食障碍的患者往往开始于家庭失去功能，家庭中出现一个进食障碍患者，这只是一个较重大问题的反映。如有影响力的家庭理论家Salvador Minuchin 提出，那些有进食障碍的孩子的家庭往往表现出以下特征：
（1）陷入。家庭成员过度地卷入彼此的事务，及过度关心彼此生活上的琐事。
（2）过度保护。家庭成员过度关心彼此的福利。
（3）僵化。家庭成员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避免有效地处理那些需要改变的事件（例如，青少年追求独立的倾向）。
（4）冲突解决的缺乏。家庭成员既避免冲突又处在一种慢性的冲突状态。
“失控”是进食障碍的主要特点之一。Bruch（1973）认为患进食障碍的女性，多来自高度控制的家庭，父母过度保护，使得这些小孩缺乏独立性。追求“苗条”本身所隐含的是极度“控制”。减重，可以让个体觉得自己具有能力。Slade（1982）认为处于患厌食症的高度危机下的女性，利用饥饿来控制整个身体、处理压力以及失控感。
进食障碍的家庭病因非常复杂，上述家庭因素未必会导致进食障碍，而进食障碍患者也不一定会有同一类的家庭特点。因此，家庭因素只是进食障碍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必须与其他因素结合起来考虑。
四、个体因素
在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家庭情况下，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成为进食障碍患者。这是因为人有个体差异，一部分人身上有患进食障碍的“易感素质”。因此，探讨进食障碍的病因必须考虑个体因素。
（一）人格与进食障碍
进食障碍患者表现出一定的人格特征和异常的进食方式，并以此作为控制应激和焦虑的方法。这些人格特征有低自尊、完美主义倾向、低自我评价、低自我控制等。
进食障碍患者存在人际焦虑，当患者感到被人拒绝时，就会产生低自尊并采取不恰当的应对行为，即进食异常。Button与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前瞻性研究，以了解自尊与进食障碍之间的关系。此研究通过Rosenberg自尊量表测量了594位11岁的学龄女孩的自尊，在她们15岁时（397位），测量其健康状况，包含EAT（Garner，1982—测量个体对肥胖的感觉与控制重量的方法）以及焦虑与抑郁量表。他们发现11岁时的自尊可预测个体15岁时的饮食态度。只有3%的高自尊者，其EAT-26的分数偏高；但28%的低自尊者，他们15岁时的EAT-26的分数偏高。由此可见，Button发现低自尊的11岁女孩较可能在15岁时出现异常饮食行为。若女孩在11岁时的“在意肥胖的程度”得分越高，其15岁时的EAT得分也越高。当然，这个研究也存在着一定方法上的不足，即研究者在女孩11岁时的测验并没有同时施测EAT-26与自尊量表，这样我们就不能肯定自尊是否真的是预测个体饮食问题的良好指标。然而，这个研究依然给了我们新的视野——自尊与进食障碍之间的关系。
进食障碍患者具有完美主义倾向，他们会盲目地追求以“瘦”为美的理想体型。他们的自我评价也很低，自我评价完全依赖于对自己身体的评价。Marina 等研究发现进食障碍患者的共同人格特点为高神经质水平和低自我定向性，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具有高持续性，而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具有高伤害回避性。
进食障碍也反映出患者在同一性和自我控制方面的问题。患者以女性居多，且发病年龄多在青少年阶段。此时青少年的心理发展正处于从“依附”到“独立”的关键期，面对需要独立解决、自负责任的各种问题，常常会出现难以应付的场面，因此她们往往选择对进食行为、体态和体型进行自主控制，以达成心理独立和自我控制的目的。进食障碍患者也表现出分裂性的人格特征，以分裂作为防御机制，逃避不愿意识到的重大创伤性事件。此外，进食障碍患者对食物、体重、体型的过分关注，以及神经性贪食症患者不可节制的大量进食反映出患者具强迫—冲动性人格特征。
此外，Vitousek和Manke（1994）运用MMPI来评估饮食障碍患者的人格特征。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与神经性贪食症患者都有高度的神经质、高焦虑和低自尊的人格特质。他们在传统价值的得分上比较高，显示出高度的遵守家庭和社会规范的倾向。但是，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与神经性贪食症患者两组被试也显示出了一定的差异。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会感到抑郁、社交孤立和焦虑；而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则出现了较多的精神病理症状。在MMPI中，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在这方面的得分比神经性厌食症患者要高。
（二）认知特点
进食障碍产生的直接原因是个体对身体不满。患者通常有体像障碍，一直认为自己过胖，体型肥大，即使自己已经极度消瘦，仍然觉得自己不够苗条。G。Russell等（1975）曾做过一项实验证明进食障碍患者存在感知觉方面的障碍。实验要求14名神经性厌食症患者估计自己脸、胸和臀部的宽度，并与控制组对照比较，结果发现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对自己身体的估计都过宽，她们总把自己看得比实际更胖，并采取过分减食来作为对这种感知觉的反应。
Gleaves等人发现进食障碍患者每天的大量时间都进行与食品、体重、体型等相关的强迫性思考。患者在信息加工和记忆方面也表现异常，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倾向于关注与体重、体型有关的信息，而神经性贪食症则倾向于注意与食物有关的信息。
（三）情感特点
进食障碍患者表现出消极的情绪特征。患者的抑郁、焦虑和罪恶感等消极情绪水平都显著高于正常人。患者把控制进食行为作为应对紧张、焦虑的一种方式。神经性厌食症患者通过限制食物摄取、获得纤瘦身材来达到情绪满足，神经性贪食症患者通过大量进食来达到情感宣泄，但大量饮食仅能暂缓焦虑，之后他们会对自己的暴食行为产生罪恶感和抑郁等消极情绪。焦虑、抑郁、烦躁通常伴随着进食障碍的整个病程。
五、来自认知—行为理论的观点
（一）神经性厌食症
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相信身
体某部位还是过胖，且会
花很长时间站在镜子前苛
刻地批评自己。
认知—行为理论假设，恐惧肥胖和体像扭曲是产生自我饥饿和减轻体重的动机因素以及有力的强化物。变胖焦虑的减少对追求苗条或维持纤瘦的行为起着负强化的作用，进而，他们所带来的自我控制感又使节食与减重行为得到积极强化。包括人格和社会文化变量在内的一些理论，也试图对恐惧发胖和体像扭曲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做出解释。比如，完美主义和一种个人不胜任感可能使个体变得特别关心其外表，而节食是一项潜在的强化物。与此相似，以媒体上那些纤瘦的形象为理想、体重超重和愿意与那些特别有吸引力的他人比较等特点都对个人的身体不满意度有所影响。
另一个导致求瘦的强烈驱力和扭曲的身体意象的重要因素来自同伴和父母亲对体重超重的批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一结论。一些年龄在10～15岁的女孩接受了两次测评，这两次测评之间的间隔时间是三年，在第一次测评时肥胖与被同伴嘲笑相关联，在第二次测评时肥胖则与他们对自己的身体不满意感相关联，身体的不满意感是进食障碍的特征之一。
暴食常常被认为是节食失败后的结果。因此，当神经性厌食症患者的严苛的节食出现失误时，小的失误就容易升级为暴食，而暴食之后的清除行为又被视为是受害怕体重增加所推动的。没有一系列暴食和清除行为的神经性厌食症患者可能会更专注、更害怕体重增加，或者他们可能会更多地进行自我控制。
（二）神经性贪食症
同样，神经性贪食症患者也是过分地关心自己的体重和身体外形，他们确实主要是通过自己的体重与体型来判断自我价值。他们也是低自尊者，并且因为相对于自我中的其他特征，体重与体型是更具可控性的，于是他们希望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可以使自己逐渐地感觉好些。他们会试着执行一个严格的限食模式，包括严苛地限制自己吃多少、吃什么和什么时候吃，这些苛刻的规则最终不可避免地会被破坏而退步为暴饮暴食。暴食之后，恶心的感觉和对变胖的恐惧又重新出现，导致了补偿行为，如诱吐。尽管清除行为可以暂时减少对自己吃得过多的焦虑，但这个循环却进一步降低了其自尊，又引发出更多的暴食和清除行为。
如上文所述，研究人员发展出了限制型量表。该量表是一种评估节食和贪食的问卷，评估正在节食的人及其对饮食扭曲态度的状况，有些被试一开始先喝下15盎司（约425.25克）巧克力奶油（研究人员称之为前菜，preload），接着给予被试三碗冰淇淋进行口感测试。研究人员告知被试，一旦他们完成口感评比之后，可随意吃自己想要的冰淇淋。研究人员则测量被试所吃下的冰淇淋的量（Polivy，Heatherton&；Herman，1988）。
实验室研究也使用这种一般设计的研究步骤。在吃完会让人发胖的前菜后，甚至前菜看起来是高脂肪，实际上热量并不高，且实际上食物并不是那么美味，但和非限制饮食者相比，限制型量表中得分较高者仍会吃下较多的冰淇淋。因此，除了强度有所不同之外，限制型量表得分较高者和神经性暴食症个案有着相似的模式。
研究发现，其他几项条件也会增加测后限制饮食的食量。最为明显的是焦虑和抑郁等几项负面情绪状态。Polivy等人（1991）发现，当限制型饮食者的自我形象受到威胁或自尊心较低时，食物摄取量增加的行为特别明显。最后，当限制型饮食者收到假反馈及体重增加时，他们的反应使消极情绪增加，且增加食物摄取量（McFarlance et al。，1998）。
神经性贪食症患者的包含模式与上述相似，但是比限制型饮食研究所强调的行为更为极端。一般而言，神经性贪食症患者在遭遇压力或经历消极情绪时会开始贪食。贪食常是患者用来调节消极情绪的一种方式。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即催吐可以减轻焦虑。神经性贪食症患者表示，当他们吃完饭而无法催吐时，焦虑程度会上升（Leitenberg et al。，1984）。这些自陈报告已通过皮肤电反应等生理检查得到证实。同样，在催吐后焦虑程度会下降，这也证实了焦虑减轻则会对催吐行为产生负强化作用。假设在限制型评估量表中得分较高的两群人和神经性贪食症患者有些相似，我们推测，限制型饮食可能对神经性贪食症的影响较大。事实上，Fairburn等人（2003）对贪食症本质过程的研究（例如，未接受治疗的贪食症个案）发现，限制型饮食可部分地缓和外形及体重与贪食之间的关系。换言之，过度关切身材和体重可预测之后限制型饮食的行为；限制型饮食可预测五年后续评估中患贪食症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