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的生活中，常常有人用“情绪的低落状态”来对应激做出反应，他们变得懒散，感到气馁、沮丧，头脑中经常出现没有价值、自己也不喜欢的念头。另外，也有人会处在一种相反状态，即狂热、活跃，经常处于一种兴奋、冲动的心境之中。换言之，抑郁与躁狂通常部分地以某种微弱与暂时的形式存在着。但是，如果这样的心境交替出现，变得持续而且表现极端，以至于个人的生活完全被扰乱，那么这种状态就被称为心境障碍（mood disorders）或者情感障碍（affective disorders）。心境障碍是以显著而持久的情感或心境改变为主要特征的情绪异常状态。
一、心境障碍的特征及分类
心境障碍一般被描述为躁狂发作（manic episode）或抑郁症（depression）。躁狂发作的患者以其活动过多、说话过多和对自己的成功和幸福的夸大观念为特征。患者格外活跃，做出夸大的计划，相信自己可以完成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言语快速，甚至变得语无伦次。患者表现出极度高昂、欣快或奔放的心情，经常被偶然爆发的激怒甚至暴力所打断，特别是当他人拒绝配合患者的愿望及计划时。此外，在躁狂发作期间，患者会出现行为—心理—身体上的一系列症状，如涉及个人和文化抑制的解除（行为），自尊水平显著高涨（心理），睡眠需求减少（身体）等。
抑郁症患者的基本特征首先表现在认知症状上，如自感无价值、反应迟钝等。这种认知症状又影响到患者的躯体功能，如睡眠模式的改变，胃口和体重的明显变化，动作费力，并伴有过度悲观和不快乐，以及与家人、朋友或同事互动能力的丧失，即在几周内，或者有时在几天内，一个正常活动的人可能会完全陷入绝望之中。
对于心境障碍具体的描述常见于对它的分类中。首先，心境障碍一般按其临床症状的维度分为单相障碍（又称抑郁障碍，或单相抑郁）和双相障碍。但是在这个分类中，又把单相障碍按其严重程度分为适应性障碍、恶劣心境障碍和重性抑郁障碍；把双相障碍分为双相I型障碍、双相II型障碍和环性心境障碍。
双相障碍
双相I型障碍极度的躁狂和抑郁有时几乎不需要睡眠，滔滔不绝地讲话，思维“跳跃”很快，认为自己做的每件事都非常重要；有时候则感觉极度悲伤、无价值感且空虚。
双相II型障碍抑郁，并有一次或一次以上轻度躁狂发作多数时候感觉沮丧，无价值感，疲惫，空虚；然而有时感觉异常良好，欣快，精力异常充沛，或情绪高昂。
环性心境障碍至少两年中表现为时而中度抑郁时而中度躁狂情绪高涨和低落交替出现，持续数月。
研究表明，轻微的心境障碍与较为严重的心境障碍位于同一心境连续谱（mood continuum）上，正常的心情则位于中间地带。即它们的差异似乎主要在程度上，而非性质上，这些躁狂和抑郁的感受通常被视为位于心境连续谱中对立的两端。心境障碍表现形式和特征（无论是抑郁还是躁狂）、其严重性及持续性决定着对它的诊断与治疗。
抑郁症和躁狂症的严重程度、变化方向、偶尔出现的伴随症状因人而异。重性抑郁障碍的主要特点是具有时限性，在未经治疗的情况下会持续两个星期至九个月不等。几乎所有的重性抑郁障碍如果不接受治疗，最终也会自行缓解，虽然约有10%的患者持续了两年或更长的时间。躁狂症如果不予治疗，在约六个月后也会自行缓解（Goodwiin，1990）。因此，确定病程非常重要。例如，患者是否趋向于再次发作？若是，那么在两次发作之间患者是否完全恢复了？重性抑郁障碍是否与躁狂症或轻躁狂症交替出现？所有这些不同的形式都在DSM-Ⅳ心境障碍的病程调节下得到讨论。
二、心境障碍诊断简史
心境障碍早已为人们所了解，而且在许多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到。《旧约全书》的故事中曾描述过一种抑郁综合征，写的是古荷马史诗中Ajax自杀的故事。公元前4世纪，希波克拉底也曾详细描述过抑郁症与躁狂症。公元30年，Aulus Coruelius Celsus在他的著作中将“忧郁”（melancholia）描述为由黑胆汁所引起的抑郁。这一名词被后来的许多学者所沿用，包括希腊医生Arateus（120A。D。—180A。D。）、盖伦等。其中，Arateus在公元1世纪就观察到躁狂症与抑郁症行为有时会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而且似乎导源于单一障碍。公元12世纪，犹太医生Moses Maimonides认为，“忧郁症”是一个独立的疾病单元。1683年，Bouet称其是一种“躁狂—忧郁”（manicao-melancholicus）的精神疾病。
林肯总统曾遭受重性抑郁症不断发作的折磨。
1854年，Jule Falret将今天所说的心境障碍命名为“循环精神病”（folie circulaire），并认为此类患者有交替出现的抑郁和躁狂发作经历。同一时期，另一位法国精神病学家Jales Baillarger描述了一种疾病状态，患者呈深度抑郁并陷入一种最终能缓解的木僵状态。1882年，德国精神病学家Karl Kahlbaum使用“环性心境障碍”（cyclothymia）一词来描述有躁狂和抑郁发作期的同一疾病。1899年，克雷佩林根据早期法国和德国学者的理论，使用了“躁狂抑郁性精神病”（manic-depressive psychosis）的概念。1895年，克雷佩林在他的《精神病学》教科书第5版中进一步将该症与后来被称为精神分裂症的早发性痴呆做了区分。1911年，Ziehen首先提出情感性精神病（affective psychosis）一词。
在19世纪早期，巴黎的精神病医院改革者皮奈尔（Philippe Pinel，1801—1867）以罗马国王Tiberius和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世（Louis Ⅺ）为例，写了一篇引人注目的关于抑郁症的报告。一些深受其苦的知名人士也曾对抑郁症做过生动的描述。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在提到他反复发作的抑郁症情节时曾说：“如果我所感觉到的东西同样存在于整个人类家庭的话，那么在地球上就不会有任何一个愉快的面孔了。”
三、心境障碍的流行病学研究
关于心境障碍的流行病学的调查表明，在世界范围内，抑郁症患者有3.4亿人，终身患病率为3%～5%；在美国人口中，每年有5%～6%的人患病，约1200万人，大约17.1%的人一生中曾有过一次抑郁的体验。世界卫生组织发表的《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指出，抑郁症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第四大疾患，到2020年，抑郁症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抑郁症、癌症以及艾滋病并列为21世纪的三大疾病，它们都将成为卫生教育预防的重点（王建平、张宁，2009）。此外，根据美国DSM-Ⅳ-TR估计，一个人一生中发展出这种障碍的风险为0.4%～1.6%。
研究表明，某些人群比其他人群对心境障碍更具有易感性。
那些分居或者离婚的人群呈现出一种重性抑郁症的不对称的高流行率（Blazer，Kessler，McGonagle，et al。，1994）。妇女患病的风险高于男性1.5～3倍，一些研究者认为这除了与女性的社会角色及生理和荷尔蒙上的差异有关外，还与一系列其他因素有关（见相关链接8-1）。
相关链接8-1 抑郁症的性别差异
直到青春期，才会出现抑郁症的性别差异。那时，年轻女性会遭遇许多社会角色和身体形象的压力源，因此她们易于陷入负面感觉的思考中。
除了某些特定种族外，抑郁症在女性中的发生率约为男性的两倍。例如，性别差异研究不包括犹太籍成人，因为犹太男性的抑郁症发生率高于一般男性（Levav et al。，1997）。但是对大多数文化或种族而言，重性抑郁症明显的性别差异始于青春期早期，一直延续到青春期晚期。以下因素也许有助于解释性别差异存在的原因（Nolen-Hoeksema，2001）：
●就遭受儿童期性虐待的孩子而言，女孩的发生率为男孩的两倍。
●在成人期，女性较常暴露在慢性压力源之下，如贫穷，而且更常负担家中孩子与生病家人的主要照料任务。
●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待，可能会强化其对外貌的自我批判。
●对非典型女性活动的追求，与社会对女性的期许可能互相矛盾。
●经历儿童期及慢性压力源与女性荷尔蒙的影响，可能会改变生物性压力反应系统（HPA轴）。
●女性一般重视人际关系上的赞同及亲密感，可能会因此强化对重大失落的反应。
●女性的社会角色允许她们做较多的情绪性的适应行为，而这可能延长重大压力后的悲伤心情。
●女性在其情绪低落时，倾向于对这种低落情绪的沉思，关注抑郁情绪，反复思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以及这种情况会导致什么。男性则会采取相反的方法，他们会尝试分散自己对低落情绪的关注。研究证据表明，既然对低落情绪的沉思默想会延长抑郁，而分散注意会缓解抑郁，那么女性可能就会有更长、更严重的抑郁。
（资料来源：Susan，Nolen-Hoeksema，1987，1991）
心境障碍及其表现在年龄组上也具有某些差异。人们曾经认为，心境障碍的易感性也会随年龄而变化，中年人和老年人是高危人群。今天看来易感性最高的人群是年轻人，其高峰年龄是15～19岁的女性和25～29岁的男性（Burke，Burke&；Regier，et al。，1990）。就具有抑郁症状的婴幼儿而言，最显著的也是最令人警觉的迹象是缺乏食欲。较大一点的儿童，抑郁症主要会以冷漠和不活泼的形式表现出来，或者它可能以严重的分离焦虑的形式出现。在这种情况下，孩子疯狂地缠着父母，拒绝上学，并且被死亡的恐惧所纠缠（或者对父母死亡的恐惧）。在青少年中，最突出的症状就是闷闷不乐、消极否定、对得不到理解和不被赏识的退缩式的埋怨，或许会表现出反社会行为或药物滥用。对于年龄较大的人而言，缺乏愉快和动机，表现出失望的表情和心理活动的迟滞，或者易激动，都是共同的征象。
非西方国家的抑郁症患者，倾向于有较少的认知症状，如自责，但有较多的躯体症状，如疲惫、虚弱及睡眠困扰。
心境障碍与社会经济地位有一定的关系，贫困者中重性抑郁症的患病率为一般人的三倍。抑郁症的发生率也具有文化差异。在一项重要的跨文化研究中，在不同国家使用相同诊断标准和结构性会谈进行研究，结果发现，中国台湾地区重性抑郁症的发生率最低（1.5%），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最高（19%）（Weissman et al。，1996）。抑郁症状也显示有文化上的差异，可能依据不同文化可接受的情绪表达有所差别。例如，拉丁文化中较常出现对紧张及头痛症状的抱怨，在亚洲文化中较常出现表达虚弱及疲劳。
就双相障碍而言，流行病学研究的资料指出，双相I型障碍的患病率比重性抑郁症小得多，约有1%的人符合这种障碍的诊断标准（Weissman et al。，1996）。虽然很难完全确定，但学者们预估，约有4%的人曾罹患双相I型或双相II型障碍（Kessler et al。，2005），而且另外约有4%的人罹患循环性障碍（Regeer et al。，2004）。双相障碍的平均初发年龄约20岁，但这种状况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愈来愈常见（Kessler et al。，2005），男女两性在发病率上相当，但女性出现抑郁发作的情形多于男性（Leibenluft，1996）。
1982年，在国内十二个地区开展的精神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心境障碍终身患病率为0.076%；抑郁性神经症的患病率为0.311%，而且农村（0.412%）高于城市（0.209%）。1992年，又对上述部分地区（全国七个地区）进行了复查，发现心境障碍的终身患病率为0.083%。Chen（1999）在对中国老年抑郁症患者的23项横切面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中显示，抑郁症的患病率为3.86%，农村的抑郁症发病危险率为5.07%，高于城市的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