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应激与应激源
（一）什么是应激
应激（stress），又称紧张性刺激、压力。加拿大生理学家和医学家塞里（H。Selye）在1936年首先提出这一概念，引起了医学、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及其他学科的广泛重视，到目前为止，应激尚无统一的定义。由于应激是一种与人的身心健康密切相关的现象，它已成为现代医学、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随着最近二三十年有关心理病因学研究的深入，这一概念也在不断地扩展和完善。
Chrousos和Gold把应激定义为一种失调状态，或是由特异性和非特异性反应引起的危及自身稳定的状态（张理义，2009），或者说，当刺激改变了心身状态之后，个体的心理和生理反应（钱铭怡，2005）。
对上述应激的定义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加以理解：
1.应激是各种对机体有害的刺激或情境
应激是机体所处不良环境中的有害刺激，也可以说是机体内外环境的变化。心理学家们认为，应激的来源十分广泛，它既包括所谓的躯体性刺激，也包括大量的心理社会刺激，即根据环境刺激的特性来描述应激。换句话说，与有害的环境刺激联系在一起的应激是被作为自变量来进行研究的，具体研究的是哪种刺激的出现能够作为应激的征象。
2.应激是机体对有害刺激的反应
应激是对有害刺激或应激情境的反应。在应激状态下，人不仅产生生理反应，也产生心理或行为反应，后者是心理学家研究的重点。同时，心理学家也探讨应激的生理反应和心理反应之间的关系。
3.应激是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实际上人在应激过程中一直发挥着主动作用。环境中的刺激作用于人，使人产生了对它们进行适应和应对的要求，如果个体的应变能力不足以适应这种要求或环境刺激还不足以使个体产生负担，个体就会由于这些要求与其个人的能力不一致而处于应激状态。显然，应激的程度是特定个体对付这些要求的能力函数，过高或过低的刺激水平都会使个体产生应激。因此，应激是环境要求与个体的适应和应对能力不能平衡的结果。
（二）应激源及其种类
应激源（stressors）是个体感知到的并且经过认知评价认为对机体有威胁，并引起了机体的应激反应的事物或环境。应激源的研究在应激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首先，在应激研究中，它是环境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由于只有通过个体评价认为对自身构成威胁的事物才是应激源，因此对应激源的研究也是体现个体差异的一个重要部分。应激源是应激研究的起点，是个体—环境系统中的启动因素。应激源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加以界定与测量。什么事件会让你处于应激状态？当你试着列举出你生命中的一些应激源时，你可能会从所列出的项目中分出以下四类：危机与灾难、重大生活事件、日常生活琐事和慢性应激源。
海地大地震造成的灾难将给灾民留下长久的心理创伤。
1.危机与灾难
恐怖分子在2001年9月11日对世贸中心及五角大楼的袭击，就是一件对全体美国国民而言毕生难忘的全国性事件。世界各地的美国人都因此受到打击且影响深远——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事件发生一周后，研究者通过全国性的电话采访，调查了560名成人。90%的人表示正在经历某种应激状态，其中44%的人报告了诸如思想、梦境与闪回，以及嗜睡或失眠、无法专注于工作、暴怒等“实质性”症状。然而，这些问题在纽约市民身上比其他地区的居民又更为普遍（Schuster et al。，2001，2002）。即使在曼哈顿，学者们比较了距世贸中心不同距离的当地居民后发现，距离越近，从该事件中所经验到的创伤与抑郁越严重（Galea et al。，2002）。影响最深的是那些在该建筑物或临近建筑物内工作的人、有亲友在附近的人及在现场救援的人。
其他会引起类似创伤效应的事件包括车祸、空难、暴力犯罪、受虐或性侵害、亲人亡故，以及诸如地震、洪水、火灾与飓风等天灾。Paul和Gerald Adams（1984）检视了在华盛顿奥赛罗有关1980年圣海伦火山爆发前后的公开记录，他们发现，火山爆发后拨打心理健康危机专线的电话、警方立案的家庭暴力案件、转介当地酒依赖治疗中心的个案及医院急诊的人数均有所增加。在1989年旧金山地震中，房舍倒塌、高速公路崩坍变形、陆桥断裂、输水管线爆裂且火灾失控，数以千计的居民流离失所。凑巧的是，Suan Nolen-Hoeksema与Jannay Morrow（1991）正好在地震前两周对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进行了与创伤有关的团体测量。十天后，进行追踪评估，六周后再次评估，正好让研究者检视了事前与事后的应对反应。他们发现，那些在灾难之初较抑郁者及在地震时历经了较大危险的人，事后抑郁水平更高。
大规模灾害的惊恐效应是毋庸置疑的。Anthony Rubonis与Leonard Bickman（1991）整理了52篇研究后发现，在遭到这些重大灾难性事件侵袭的地区居民身上，有心理疾病——焦虑障碍、抑郁症、酒精滥用及身体方面的抱怨等高患病率的情形是相当普遍的。一项探讨了377个国家灾难的研究发现，与灾难前一年的自杀率相比，洪水后上升了14%，飓风后上升了31%，而地震后更上升达63%（Krug et al。，1998）。
战争留下的心理伤痕更为深刻和永久。战场上的战士相信他们必须杀人，否则会被杀。他们目睹了恐怖的伤亡与破坏，产生了极大的焦虑——这些经历留给他们难以磨灭的印象与情绪。面对这种程度的应激，一些退伍军人在战争结束后仍深受其苦，出现了所谓“炸弹休克”（shell shock）、“战争疲劳症”（combat fatigue）等创伤后应激障碍。
2.重大生活事件
生活环境的重大改变是许多人产生应激的根源，即使这些事件会使你兴奋或愉悦，如中了彩票、获得晋升。因为这些事件也会对你的生活常规产生重大改变，你需要去适应新的要求，适应新的环境。这一假设最早是由Thomas Holmes和Richard Rahe（1967）提出的。他们对医院的患者进行了访谈，发现患者在发病前常经历了生活中某些方面的重大改变，其中有些改变是消极的（如受伤、离婚或被解雇），但有些是积极的（如结婚、升迁或有了孩子）。为了对生活中的应激进行评定，两位研究者设计了“社会适应评定量表”（Social Readjustment Rating Scale，SRRS）。该量表包含43项重大生活事件，每一个事件都依据适应过程中所需要努力的程度而设定一个数值。例如，配偶死亡（100）、离婚（73）、入狱（63）、结婚（50）、失业（47）、怀孕（40）、转学（20）、放假（13）等。也就是说，这些事件要求人们对其生活做出某种程度的调整。在完成这个量表时，个体回顾在过去一年中发生的这类事件。每类事件都有一个评价值，以反映个体为应对这件事必须做出多大改变。例如，如果一个人的配偶死了，他的生活几乎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影响，那么这件事的评价值会非常高，类似地，得到一张停车罚款单可能也会比较苦恼，但是它对生活的影响就微乎其微了。尽管每个人在过去的一年中都会经历一些应激事件，但是有些人会经历得更多。根据Holmes和Rahe的看法，这类人是最有可能患病的群体。
3.日常生活琐事
诸如塞车之类的麻烦事可能会令人心烦意乱，并增加患病的风险。
近年来，心理学家们开始关注那些小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日常生活琐事的烦扰。日常生活琐事是指重要性达不到生活变迁事件水平的生活事件。烦扰一般定义为恼怒、挫折及伤痛等。对于健康来说，这些小的生活事件，如日常生活中小的争吵也可能会形成累积性的消极影响。日常烦扰一般是与居住环境、工作状况等具体条件相关联的生活中的小冲突，如小的争吵或是遗忘等。它在时间上并不固定，可长可短。这些琐事包括遭遇堵车、排队、做家务、噪音、丢失钥匙、工作不顺、金钱困扰等，诸如此类的“小型应激源”（microstressors）都常会使我们产生紧张。研究指出，日常琐事累积的应激比重大，生活事件对健康的影响更大（Kohn et al。，1991）。其中，人际冲突是最常见且影响时间最长久的日常应激源。
4.慢性应激源
目前，研究者们开始逐渐认识到慢性应激源对人类健康的影响。生活在拥挤、嘈杂和犯罪猖獗的环境中，不仅意味着每一天都要面对充满压力的环境，而且会对健康有累积性的负作用。在涉及心理应激源时，并非总能轻易地给出一个明确的区分。例如，设想你与你的领导发生了争吵，你很生气并顶撞了他。起初，这个事件是一个急性应激事件。但是当你开始不断地担心这位领导是否会报复你，给你穿小鞋时，该事件就变成慢性的了。研究者已经在那些患有癌症一类的严重疾病的人们身上发现了这一模式（Anderson et al。，1994）。应对癌症诊断和治疗造成的焦虑所导致的慢性焦虑对健康造成的损害要远大于疾病本身。
对许多人而言，慢性应激源来自于社会和环境条件。人口过剩、犯罪、经济条件、污染、艾滋病和恐怖主义的威胁对个人有哪些累积性的影响呢？各种各样的应激源是怎样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的呢？有些人群所承受的社会地位或种族界定导致的慢性应激，对他们的整个健康都产生了影响。研究表明，在美国，非洲裔美国人比白种美国人有更高的高血压患病率。研究还指出，潜在的原因并非基因上的差异，非洲裔美国人的高血压是偏见带来的慢性应激所导致的结果：低地位的工作、有限的教育、找工作的徒劳及较低的社会经济地位（Anderson et al。，1992）。高血压源自在努力达到基本生活目标时遭到的挫败感，这与基因无关。与之相似的是，那些在社会经济中居于劣势的妇女也处在慢性应激中，她们更有可能早产或生出低体重的婴儿（Lobel，1994）。那些生于贫困或偏见中的儿童比起拥有特权的同龄人来，在生活中要冒更大的风险。
相关链接5-1 持久的经济困难产生的破坏性影响
许多事实说明低收入与糟糕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相关性的研究，只对收入进行了一次测量。当涉及多年持久贫穷的累积效应时，这种相关性可能会不存在，或者可能会使因果倒置——糟糕的健康导致了贫穷。近期的一项研究对1000名持续了三十多年经济困难的参与者进行了测量，结果表明，长期的经济困难会导致更糟糕的生理、心理和认知功能（Lynch et al。，1997）。
经济困难被定义为家庭收入低于联邦贫困线的200%。在1994年的评估中，这些成年人在1965—1983年间经历的经济困难时期越长，他们的一些生理功能中存在的困难就越多，这些生理功能和日常生活的基本活动密切相关，如烹饪、购物和沐浴。同样的效应在心理功能和认知功能上也有所体现。同那些没有经历过经济困难的人相比，那些有过三段贫困时期的人们患有临床抑郁症状的数量要多三倍，而他们带有嘲讽的敌意和缺乏乐观的可能性要多五倍，而且有多于四倍的可能性报告说存在认知功能上的困难。为了确认这些结果是由经济困难而非最初的健康较差导致的，研究者证明了那些参与者中的残疾人在1965年都拥有很好甚至优秀的健康状况。研究者总结道，近期的经济和政治政策会增加收入上的不平等，并将更多的儿童推入到长期贫困的家庭之中，留下“生理、心理和认知上的印记，降低他们日常生活的质量”。
（资料来源：格里格，津巴多，心理学与生活，王垒，王甦等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3）
二、应激导致的生理反应
应激引起个体代偿机能失调，改变有机体的生理状态，这些影响的机制是多方面的。应激反应可表现为躯体性的应激生理障碍。
在生理应激的研究中，人们曾经提出过多种不同的应激生理反应模型。经典模型有坎农的应急反应模型和塞里的一般适应综合征模型。
1.坎农的应急反应模型
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生理学家坎农（W。Cannon）便做了大量的动物实验研究，以探讨机体在遭受急性应激源的强烈侵袭时所发生的生理反应，并提出了一个应急反应（emergency reaction）的模型来概括这一组生理反应。他发现在这种情况下，实验动物的心率、心肌收缩、心脏排血量和血压都在增加；呼吸加深加快，从而使每分钟通气量加大；脾脏缩小，皮肤和内脏血供减少，脑与肌肉血流量增多；肝糖原加速分解转化为葡萄糖，从而使血糖升高；与此同时，凝血时间缩短，儿茶酚胺分泌增多，中枢神经系统兴奋性升高，机体变得警觉、敏感。坎农认为，这些生理反应具有应急的作用，可以让动物做好准备，或者搏斗，或者从危险情境中逃脱。因为这些反应可为动物应对应激源提供必要的能量，又可保护其不致由于损伤而流血过多。由此他提出“战斗或逃跑反应”（fight or flight reaction）的概念。
在急性应激时，人类也可产生应急反应，但人的行为还要受社会环境的制约，因此在急性应激条件下应急反应常常不伴有“战”或“逃”的行为反应。
在急性应激状态下，肾上腺素的作用常常掩盖去甲肾上腺素（NE）的作用，但在低血糖时NE分泌明显增多，血压降低时则会导致这两种激素同时增多。不仅交感—肾上腺髓质轴活动增强，迷走—胰岛素系统也发生兴奋，只是后者的效果被掩盖而不易被发现而已。前者兴奋导致血糖升高，而后者兴奋则促进血糖的利用；两者相互配合以适应和应对应激源的挑战。在某些情况下，某些个体可出现副交感神经活动相对增强的情况，如心率减慢、心排出量和血压下降、血糖降低等，这些生理变化可导致眩晕甚至休克。
2.塞里的一般适应综合征模型
塞里也从生物学角度研究了应激。他报告了实验动物对伤害性事件的一系列复杂反应，这些事件包括细菌感染、中毒、外伤、强制性束缚、热、冷等。根据塞里的观点，各种应激源都需要适应：一个有机体必须寻回他的平衡或稳定，从而维持或恢复其完整和安宁。应激源带来的反应被塞里称为一般适应综合征（the general adaptation syndrome，GAS）。
（1）警觉期：
在GAS的初期对紧急事件如同“战与逃”反应——它的功能是动员机体的资源。急性反应的最初唤醒——通过血压的测量，如下降到低于正常值并持续一会儿，然后迅速上升高于正常值。这种快速增高的唤醒来自于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活动：下丘脑促使垂体分泌ACTH（促肾上腺皮质激素），引起肾上腺释放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皮质激素进入血液循环。在GAS这一阶段的末期，机体被充分动员以对抗强烈的应激物，但机体不能长时间维持这种强烈的唤醒。一些有机体在经历了与一个极度强烈的应激事件进行了持续和不能缓解的急性反应后，会在数小时或数天内死亡。
（2）抵抗期：
如果强烈的应激事件持续但没有严重到足以引起死亡，生理反应即进入抵抗期。在这一时期，机体努力地适应应激事件。生理唤醒有些下降，但仍保持比正常要高的水平，而且机体通过肾上腺补充释放激素。虽然持续生理的唤醒，有机体仍显示出一些心理应激的外部特征，而且抵抗新应激源的能力可能会因为时间较长而受到影响。按照塞里的说法，这种损害的一个结果是有机体不断在健康问题上受到伤害，他称之为适应性疾病。这些健康问题包括溃疡、高血压、哮喘及免疫系统受损导致的疾病。
（3）衰竭期：
如果应激源非常严重，那么人体便会进一步耗尽已经存储的能量，同时抗拒也会一起衰弱；如果抵抗期持续过久，则机体的许多的适应机制也将开始走向衰退，可以出现一个或一个以上器官的功能衰退，有机体也可能在此时死亡。
塞里不相信人们会追求一种没有压力的生活。他说，某些压力是积极而有意义的，尽管它们可能需要身体产生短期的能量：参加运动比赛、恋爱、为自己喜欢的工作付出努力。有一些消极压力自然也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生活！
三、应激导致的心理反应
由“一般适应综合征”，我们对个体处于应激状态下生理反应的过程可以获得两点启示：其一，个体对环境的应激具有相当大的抗拒力与适应力。如果在抵抗期不增加其他应激，或在衰竭期出现之前将应激减低或停止，个体在身心健康上可能转危为安，甚至经过一次应激的“挑战”与“考验”后，很可能增强了对以后同类应激的适应能力。其二，在个体适应应激的过程中，如在开始或中途增加另一应激，将使其适应能力大减，提前进入衰竭期。这种现象对人类生活适应来说具有深远意义。人们所承受的生活应激绝非单一的一种，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又遇打头风”，说明诸如此类“祸不单行”的事件在生活中是经常发生的。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于应激状态下会出现哪些心理反应呢？这些心理反应将会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何种影响呢？
首先，应激引起的心理反应在性质上均属于消极的情绪反应，诸如恐惧、焦虑、抑郁、冷漠等。一个事件如果不仅是消极的，还是无法控制、无法预测的，它就特别具有应激的性质。这些情况在灾难性事件中尤为突出，此时人们的应激反应会改变人们的行为模式。在某些应激的状态下，如2008年冬季中国南方地区的雪灾和汶川大地震发生后，许多人行动起来帮助灾民渡过难关。也许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需要合作。在有些应激状态下，人们则可能变得很少交往或相互照顾，而更多的是产生对其他个体的敌意与冷漠。1989年心理学家们在美国旧金山地震后所做的研究表明，在幸存者中发现了三个明显的应激反应时期。在紧急时期（最初的3～4周），社会接触、焦虑和关于地震的强迫观念都有所上升。抑制期（3～8周）的典型特征是关于地震的谈论和想法突然减少，但间接的、与应激相关的反应却有所增加，如争论和关于地震的梦境。在适应期（两个月后），灾难给大多数人带来的心理影响都结束了，但仍有多达20%的旧金山地区的幸存者停留在地震带来的痛苦之中，而且长达一年之久（Pennebaker&；Harber，1993）。
当应激和愤怒加入时，消极的心理反应通常会增加。研究表明，应激产生的愤怒增加了攻击性行为，而且这些负面的影响会一直持续到应激性事件结束之后。因而长期的应激所引起的消极情绪将随应激的存在而持续下去，并对人产生不良影响，而由长期的应激所引起的消极情绪反应又是形成心理适应困难，甚至出现心理疾病的原因之一。例如，研究表明，在心理应激刺激情况下，可能会出现以下社会行为：拖延和逃避工作、表现不佳、生产能力降低、酗酒和吸毒人口增加、工作完全破坏、去医院的次数增加；为了逃避，饮食过度，导致肥胖；由于胆怯，吃得少，可能伴随抑郁；冒险行为增加，包括不顾后果的驾车和赌博、侵犯别人、破坏公共财产、偷窃、与家人和朋友的关系恶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