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应激的知觉与健康
和生理健康有关的不仅仅是疾病和病毒，我们生活中的应激及应激的方式也与我们的健康密切相关。我们怎样知觉环境与应激？我们把一个事件知觉为消极的，抑或积极的，这对人有着不同的影响。有人认为收到一张罚单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而有人则把它视为一件很严重的大事。有人把人生的一些变故如离婚视为一种解脱而感到轻松，而有人则将之视为人生的失败而心情倍感沉重。拉扎鲁斯（R。Lazrus）就曾指出，是主观应激而非客观应激导致了问题的产生。换言之，只有人们把某件事知觉为应激源，它才算得上是应激事件，否则不然。
人们由于接触感冒病毒而染上普通感冒，然后会有一段时间的不适应。研究指出，人们所承受的压力越大，则患感冒的可能性就越高。
（资料来源：阿伦森，社会心理学，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
人们对消极事件的知觉导致了应激的产生，而应激又直接影响到免疫系统的功能。例如，当人们受到感冒病毒传染后，只有20%～60%的人会发病，而生活应激可能就是这些人发病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有研究者曾邀请一些志愿者在英格兰南部的一家研究机构进行了一周的研究。他们首先要求参加者针对一年来发生在自身且有消极影响的事件填写一份清单，而这份清单上的事件都符合我们对应激的定义，即他们只列出了那些难以应对的事件。接着，研究者对参与者进行感冒病毒或生理盐水注射，然后将他们隔离数天。结果发现，那些有较多生活应激的人更容易患病毒性感冒；而在那些写出有最少消极事件的人群中，只有27%的发病率。发病的比率与所遇消极事件的多少呈正相关，那些有最多消极性事件的人中，发病人数接近一半。甚至在考虑过其他会导致病变的因素（如时间、年龄、体重、性别）之后，应激的效果仍然可以表现出来。诸如此类的研究都证明，当一个人承受的应激越大，他对疾病的抵抗力就越差。可见，应激会给人的身体健康带来消极影响。
应激如何引起躯体疾病呢？心理学家巴姆（Baum，1994）提出，应激所产生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会导致疾病的增加。
应激增加时，生病的可能性也就增加。应激对健康行为有间接影响，对生理过程有直接影响。
（资料来源：巴伦，社会心理学（第10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有研究指出，应激也可能是造成消化性溃疡的病因。消化性溃疡包括胃溃疡与十二指肠溃疡。一般认为，除生理因素之外，生活在应激状态下，长期情绪紧张的心理因素也是形成消化性溃疡的主要原因。研究者用实验证明了这一看法（Weiss，1972）。该实验以白鼠为对象，将年龄体重均相当的三只白鼠分别以同样方法固定于A、B、C三个实验箱内，接受不同实验处理：①A箱中的白鼠，不定时对其尾部施予电击。在每次电击来临之前，先出现一个信号（灯光或声音），如经典条件反射作用那样，在信号出现之后，即予以电击；如电击开始后白鼠能挥动前面的转轮，即可避免电击。②B箱中的白鼠受到电击的次数和强度与A箱者相同，只是不对其提供信号，也不让它得到学会按转轮避免电击的机会；它只能毫无作为地等待电击。③C箱内的白鼠只是被关在箱内，既不受电击，也得不到信号，它只是用作比较。
该实验研究基于如下两个假设：其一，长期恐惧的情绪应激将影响个体消化系统功能，因而会产生溃疡。其二，如果个体对引起情绪应激的刺激情境能够预测或控制，其所受溃疡的伤害将减轻。实验结果表明，这两项假设均得到证明：B箱中白鼠溃疡现象最严重；C箱中的白鼠未发生溃疡现象；A箱中的白鼠溃疡现象则最轻。
二、应对与健康
远离家人与亲友、与恋人分手、滞留机场、交通堵塞、失业或遭遇自然灾害……应激是躲不开、逃不掉的，我们无法防止它产生。当我们将某件事意识为一种应激源时，我们会开始努力应对这件事。应对方式（coping styles）是指个人努力处理应激性环境要求及其影响的过程，它在人们的适应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应对与应激这两个概念总是联系在一起，对应激的研究兴趣的增长也带动了对应对的研究。现在人们一般认为，适应的结果可以是消极的，也可以是积极的。消极的结果包括机体受到损害以及陷入悲伤忧愁之中，积极的结果包括身体健康、充满信心和富有成就。综合心理学的研究，我们可以找到400种应对应激的方式（Skinner et al。，2003）。在应激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人们如何应对应激就决定了适应的结果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拉扎鲁斯和弗克曼（Lazarus&；Folkman，1984）认为，应对方式可分为两大类型：以问题为焦点的应对和以情绪为焦点的应对。
以问题为焦点的应对方式（problem-focused coping）包括直接采取行动来解决问题，或寻求与解决问题的新方法相关的信息。例如，构想一个整个学期的读书计划时间表，以减少学期末的压力。以问题为焦点的应对步骤取决于问题的本质：是一个紧急的决定，还是一个持续性的困难，如残疾人的生活；抑或是一个可预期的事件，如需要做一个手术。一旦确定了问题，应对者就可以尽可能地向专业人员、朋友、书本及在同样困境中的其他人学习。
以问题为焦点的应对也包括所有对付应激源的策略，无论是外在行动还是认识上的问题解决行为。你要么面对威胁，要么逃避。你关注的焦点是要对付的问题和产生应激的事件。你要对采取的行动有所认识，对情况和你所拥有的应对资源有所估计，还要采取适当的反应来消除或减轻威胁。这类解决问题的努力对于那些可控制的应激源通常是有效的——那些你可以通过你的行动改变或消除的应激源，如盛气凌人的同事，或者可以挽回的成绩。
一些人在遭遇应激时会迎面而上，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另一些人则会通过各种方式回避应激性事件，如减小这件事的重要性，或者把他们自己隐藏在酒精、药物或电视节目中。那些以回避或减小重要性为应对方式的人，在处理短期威胁问题上显得更为有效。但是如果这个问题重复出现或造成长期的威胁，回避可能就不是一种明智的策略了。
以情绪为焦点的应对方式（emotion-focused coping）包括努力减少压力所造成的消极情绪反应。例如，转移对问题的注意力、放松或寻求他人的慰藉等。以情绪为焦点的应对方式关注由问题而产生的情绪，无论是生气、焦虑还是悲伤。在任何灾难和不幸过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向情绪低头及被压倒的感觉都是正常的。在这一阶段，人们往往需要强迫性地谈论这件事，以此达成妥协、使之有意义并决定应该做些什么。
以情绪为焦点的应对对于应付那些不可控制的应激源所产生的影响更为奏效。例如，你有责任照顾患病的父母。在那种情境中，没有什么来自于环境的“威胁”需要你去排除，你无法找到改变外界应激情境的方式。相反，你需要改变自己对此事的感觉和想法，你可以向医院寻求雇用护理人员的协助，或者学习一些放松的技术。这也是一种应对策略，因为你认识到你的健康所面临的威胁，并采取一些措施来减轻这些威胁。
有研究指出，对应激情境做出敌意反应与患心血管疾病有一定关系。典型的敌意反应是隐藏起来的，即愤世嫉俗式的敌意。这种敌意以怀疑、怨恨、经常发怒和对别人的不信任为特征（Smith&；Frohm，1985；William&；Barefoot，1988），那些对别人有消极情绪的人在言语上通常是充满攻击性的，在行为上通常表现出对他人的控制及突然反对他人（Simth，Limon，Gallo&；Ngu，1996）。
人际的敌意通常通过几个方面影响罹患心血管疾病的可能性。首先，敌意行为与心血管对应激的反应有关。即那些表现出对抗行为的人通常对应激事件有较强的心血管反应，如血压升高、心跳加速。其次，在经历过应激事件后，他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从那些由应激事件导致的生理异常变化中恢复正常。最后，这些人通常有相对少的社会支持网络，从社会支持网络中获得的支持也较少（Lepore，1955）。这样，社会网络中对健康有益的帮助，他们也无法获得。
健康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应对经由以下三种途径对躯体健康造成影响：
第一，影响神经生化应激反应的频率、强度、持续时间和形式。这种影响有以下三种或三者之一：①无法从环境中避免或改善有害的或破坏性的条件；②遇到无法控制的伤害或威胁时，无力调节抑郁情绪；③生活风格和价值观的异常表达，它们总是不断地以有害的方式做出动员。每种应对模式的结果都不是单一的，即都是在某些方面具有积极性，而在另一些方面具有消极性。对于研究者来说，必须全面地看待问题，并且从多重结果和价值的观点出发，在复杂多样的情境中评价应对的结果。
第二，若个人采用的应对手段是运用伤害性物质，如过度使用酒精、毒品和烟草，或者对身体构成高度危险的活动，那么应对就会给健康造成不良影响，增加发病率和死亡率。
第三，指向情绪的应对模式也可能影响健康。例如，否认或回避思考那些具有伤害性或威胁性的事件，虽然能够降低个人的抑郁情绪，但是阻止了人们现实地考虑问题和采取有效的行动。
目前，人们已经认识到应对是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已有大量证据说明应对可以影响人们适应的好坏。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是，某种类型的人在什么特定条件下，采取哪种应对模式会带来满意的结果；良好的适应结果是如何产生的，有什么机制等。
三、社会支持与健康
虽然生活事件与疾病的发作有密切的关系，但我们也可以发现相似的生活经验对不同的人具有明显不同的影响。这就是说有其他变量调节着或改变了一般的应激—疾病关系。我们已经对不同的应对模型的调节机制进行了讨论。现在我们转向应激应对的社会维度——社会支持。
社会支持有两种不同类型——结构性社会支持与功能性社会支持。结构性社会支持（structural social support）是指个人基本的社会关系网络。例如，婚姻状况与朋友的数量。功能性社会支持（functional social support）更多地涉及个人关系的性质。例如，个人是否相信在他需要的时候能够得到朋友的帮助。
结构性社会支持是一个经过许多研究证实的重要的死亡预测因子。与结构性支持较多的人相比，朋友或亲属较少的人倾向于有一种更高的对失败的估计，以及更高的死亡率（Kaplan et al。，1994）。同样，未婚者比已婚者有更高的死亡率，尤其以男性更明显（N。J。Johnson et al。，2000）。Cohen等人（1997）经过研究发现，有着更多不同社会网络的人尽管与某种病毒有所接触，但很少感冒。Seeman等人（1989，1990）发现，较高水平的功能性支持与较低的动脉硬化发生率有关联，与妇女对慢性风湿性关节炎的调适能力有关联；Alferi等人（2001）也发现较高水平的功能性支持也与妇女在乳腺癌手术后更少的忧愁与烦恼有关联。
社会支持是如何发挥其积极、有益的影响的呢？一种可能性就是那些有较高社会支持水平的人更经常地从事积极健康的行为，例如，吃健康食品、不吸烟、适度地饮酒等。此外，社会支持（或缺乏社会支持）可能直接对人的生物过程产生影响。例如，低水平的社会支持与消极情绪的增加有关系，而消极情绪的增加又会影响某些荷尔蒙水平以及免疫系统。
近年来，社会支持也在实验室中得到研究，通过实验室实验，有关的因果关系与影响比起自然研究来可以更为轻易地得到确定。在Kamarck等人（1995）所做的研究中，将女大学生安排到高或低的应激条件下，并获得有或无朋友的体验。实验者告诉实验的参加者要在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中改进她们的成绩时，实验者以其冷淡、无表情的行为引起应激状态。对每一个处于社会支持条件下的女大学生而言，一个亲密的朋友在无声地鼓励着她，并且紧靠着她坐着，将一只手放在她的手腕上。因变量是血压，在被试执行任务时测量之。正如预期的那样，高应激条件导致了更高的血压水平。但是高应激条件对血压所产生的影响最初出现于那些孤独地体验到应激的女大学生身上。可见，研究表明，社会支持对某种生理过程而言具有一种因果效应。
社会支持对心理与身体健康都有疗效已是不争的事实。斯坦福大学医学系的David Spiegel在多年前就十分重视社会联系的价值，他将患有乳腺癌晚期的妇女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支持性团体。该团体每周聚会约一个半小时，彼此欢笑、哭泣、分享故事，并讨论应对方式。Spiegel期望这些妇女在情绪上能从这些经历中获益。结果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妇女比其他背景相近但未参与该团体的人平均多活了18个月。根据Spiegel（1993）的说法：“所增加的存活时间远超过目前对乳腺癌晚期妇女已知的任何医药或其他医疗所能期望的。”
其他学者也有类似的研究发现，Lisa Berkman和Leonard Syme（1979）调查了美国加州阿拉美达郡7000名居民，并进行了为期9年的死亡率追踪记录。结果发现，接触社会越多的人，活得也越久。无论男女老少、贫富或城乡背景，都是如此。James House等人（1988）通过对2754名到门诊就诊男子的访谈发现，在9到12年间，社交活动最多的人比同龄孤独的人死亡率降低了2～3倍。根据House的观点，社会孤独在统计上与吸烟或高胆固醇对早逝有相同的预测力。
相关链接5-2 宗教与健康有关吗？
宗教给人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支持来源。图为纽约中央公园在“2003改变心灵日”进行冥想的人群。其中包括瑜伽、冥想及来自佛教传统的各种音乐与心灵仪式。
对许多人来说，宗教显然提供了极重要的社会与情绪支持。全世界有超过60亿的人口信奉上百种宗教。依据人数排序依次为：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与佛教（犹太教及其他宗教信徒较少）。世界人口中只有15%～20%的人没有宗教信仰。在美国，有67%的成人认为宗教是其生活中“相当重要”的组成部分。宗教和健康有关吗？
这是一个有趣但又具争议性的问题。从一方面来看，人口调查指出，定期参与宗教活动者比那些没有参与者更为长寿（McCullough et al。，2000）。何以如此？研究人员认为，第一，宗教信仰可以使人对生活充满希望与乐观；第二，宗教仪式或祈祷的过程可以使人放松而带来生理上的益处；第三，参与宗教活动可以给人们提供所需要的社会支持与社区生活，从而使人免于孤独；第四，大凡宗教，都反对酗酒、吸烟等有损健康的生活与不良行为方式，提倡安全健康的生活。例如，William Strawbridge等人（2001）分析了2600名加州成人的健康数据后发现，经常参与宗教活动的男女较少酗酒、吸烟，而且经常参加体育运动。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注意到，宗教信仰与长寿之间的相关度不高，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加以解释。例如，有可能不吸烟者、戒酒者及习惯禁绝其他不健康行为者，要比吸烟、酗酒与高风险者更会把宗教作为其生活的重要部分。因此，他们之所以长寿，是由于他们本身而非他们所参与的宗教活动（Sloan et al。，1999）。
针对上述不同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可以向公众提出建议，宗教的生活方式的确与身体及心理的健康有关，也与长寿有关。但是，这些关系的基础，也就是说，到底是宗教生活增进了健康，还是具有健康生活方式的人有更大参与宗教活动的可能，以及宗教究竟能否增进个人健康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则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资料来源：Brehm et al。，Social Psychology，2009）
就社会支持的应激减退效应而言，Carter等人（1997，1999）根据动物研究提出了一种可能的生物学机制。一种叫做催产素（oxytocin）的荷尔蒙在社会互动过程中得到释放。催产素降低了交感神经系统活动，促进了放松，并且借以减轻应激源所造成的生理影响。无论雄性动物还是雌性动物，在应激出现期间催产素都得以释放，但是研究证据指出，这种反应在雌性动物中甚至更大。对人类的研究指出，催产素抑制了诸如皮质醇等物质的释放，这提示催产素对于人类可能具有抵御应激的保护作用。
当然，并非所有研究都发现社会支持具有积极效应。随着非常严峻的应激源出现，个人可能处于极度的不安之中，以至于社会支持也会失去效果。这个观点是Bolger等人（1996）在一项关于乳腺癌与社会支持的研究中提出的，在这项研究中，社会支持没有导致痛苦与忧虑的减少，或者更少的身体损害。而Goodwin等人（2001）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那些患有乳腺癌的妇女当中，社会支持群体的卷入与更低的死亡率没有联系。
四、关于应激性疾病的理论
在考查心身障碍的病因时，我们会面临以下三个问题：①为什么只有暴露于应激中的某些人会生病？②为什么应激有时会造成心身障碍而不是心理障碍？③当应激造成心身障碍时，哪些因素对其具有促成作用？这三个问题也引发大量有关应激与疾病的理论探讨。当前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常常和疾病素质—应激的特点与本质有关。因此，相关的理论往往集中在个体对应激的脆弱性上。这些理论的主要差别在于以心理或生理的形式描述疾病体质。
（一）HPA轴——应激反应中心
生物学的观点认为，神经内分泌系统对心理病理学也有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下视丘—脑垂体—肾上腺的轴线（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ocortical axis，HPA）的研究。目前，HPA轴被认为是身体的应激反应中心。
当我们面对应激源或某个威胁时，下视丘会引起促皮质激素释放因子（cort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CRF）的分泌，进而促进脑垂体分泌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然后，ACTH在正常情况下进入血液而被传送到肾上腺的肾上腺皮质，一种应激荷尔蒙——皮质醇（cortisol）在这里得到释放。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活动不像自主神经系统的活动那么迅速，它需要20～40分钟才能使其释放达到高峰。当应激或威胁消除后，大约要1个小时才能恢复到基准水平（Dickerson&；Kemeny，2004）。
在紧急情况下，皮质醇是一种具有良好作用的激素。它使得身体为战斗或逃离做好准备，但它也抑制先天的免疫反应。目前，关于应激—疾病—HPA轴之间关系的研究已经相当完整。这些研究指出，如果个体处于应激状态时，通过HPA轴就可以知道应激对身体造成什么反应。例如，在一系列的动物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遭受了早期创伤的小鼠和灵长类，如果和母亲分离，当它们在成年后面对应激时，HPA轴的活动水平就会升高（Gutman&；Nemeroff，2003）。通过HPA轴系统的活动，应激可能造成免疫系统的抑制，使得人们容易受到疾病的侵害。尽管目前尚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免疫系统会在应激状态下受到抑制，但这种紧急反应过程或许在物种进化上具有保护功能。例如，它可能通过形成抵抗力来预防有机体不至于获得自体免疫疾病（autoimmune diseases）（Sapolsky，1994）。但是，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免疫系统在慢性应激状态下的长期抑制可能会给个体健康带来不良后果。如果个体拥有较低的免疫系统反应，那么，可能意味着他更容易受到传染性疾病的侵害，也更容易发生重大心理健康的困扰，如抑郁症。假设应激源持续不消失，HPA轴线将保持激活，而皮质醇将会持续释放。虽然短期的皮质醇释放是具有高度适应性的，但HPA轴长期过度地被激活（伴随着高水平的皮质醇流动），则可能会给个体的身心带来一系列麻烦。
相关链接5-3 应激对免疫系统的影响
这张显微照片显示，两个“天然杀手”——免疫细胞（浅色）包围并摧毁白血症细胞（深色）。
免疫系统（immune system）是身体对抗细菌、滤过性病毒、寄生虫、菌肿瘤及其他侵害身体“外来物”的一个复杂的监视系统。该系统包含超过一兆个称做淋巴细胞的特殊白血球，它们会随着血液循环流动并分泌生化抗体。这些像鲨鱼般追查并消灭入侵者的细胞一天24小时保护着我们。免疫系统还配备有巨型清除细胞，可完全清除滤过病毒与癌细胞瘤。
今天，越来越多的健康心理学家开始关注心理神经免疫学（psychoneuroimmunology，PNI）的研究，探讨大脑、行为、免疫系统、健康及疾病之间的关系。目前，我们已经清楚地知道，应激至少能暂时影响免疫系统。过去医学界会拒绝这种观点，但现在已不再反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改变？
首先，动物实验显示，暴露于噪音、拥挤、不可逃避的电击下的老鼠及与同伴隔离的脊椎动物，与未暴露于类似应激条件下的动物相比，其免疫细胞的活动均有所下降（Coe，1993；Moynihan&；Ader，1996）。人类的相关研究也有同样的发现。这类研究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们在鳏寡不久常卧病不起。R。W。Barthrop等人（1977）从配偶刚刚去世的26名男女身上取得血液样本，与控制组相比，发现前者呈现免疫反应衰退现象，因此证实了这种观点。
进一步的研究很快就发现了下列人士的免疫反应会弱化：再度进入大气层并降落的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宇航员、长时间被剥夺睡眠者、期末考试期间的学生、刚刚离异或分居的男女、照顾患有阿尔茨海默氏病的家人、面对活生生蛇类的恐蛇症者、刚失业的员工。甚至在实验室中正在解决复杂数学题目或面临疼痛刺激的被试，其免疫细胞的活动也有改变——面对应激后的第一个小时，甚至连续几个小时都有所变化（Cohen&；Herbert，1996）。
目前，人们已越来越清楚，就许多方面而言，消极的经验与所引起的消极情绪会弱化免疫系统保护我们免于受伤、受感染及许多疾病的能力（Kiecolt-Glaser et al。，2002）。
从应激到疾病的路径：敌意、应激与其他消极情绪状态可能以两个路径引发疾病：①借由促动不健康的行为（喝更多的酒、睡得更少等）；②借由引发会弱化免疫系统之荷尔蒙的分泌。
看来，心理状态似乎介入了免疫系统。其间有两种可能的路径：首先，处于高水平应激条件下的人倾向于抽更多的烟、服用更多的酒与药物，睡眠与运动更少，更多胡乱饮食等。这些行为都会伤害免疫系统。其次，应激会引发肾上腺素及其他应激荷尔蒙分泌到血液中——而这些荷尔蒙会压抑免疫细胞的活动（Dhabhar&；McEwen，1995），结果导致了身体抵抗力的暂时降低。
（资料来源：Brehm el al。，Social Psychology，2009）
（二）身体调适负荷：长时间暴露于应激荷尔蒙
假如身体要持续地适应应激状态，那么就得为此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用所谓的身体调适负荷（allostatic load）来表示。例如，假如身体暴露于高浓度的应激荷尔蒙（如皮质醇）中，以及由于免疫系统功能性变化而变得更容易受到疾病的影响，我们就可以将这种情况视为高度的身体调适负荷的作用。此外，高浓度皮质醇可能直接影响大脑，例如，损伤能够调节皮质醇分泌的海马回细胞。经过一段时间后，可能造成的后果是，身体调适负荷甚至会让个体更容易受到应激的影响。
个体会用不同的方式表现身体调适负荷。某些人可能只是因为经常遭遇应激而具有高浓度的应激荷尔蒙，然而，高浓度的应激荷尔蒙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可能是由于无法适应应激而导致的。例如，有些人可能具有缓慢适应生物应激反应的基因，而另一些人则可能学到了干扰调适能力的行为（如不良的饮食习惯、运动量太少、抽烟及酗酒），或者是某些因素的综合。此外，也有些人可能无法“关闭”生物的应激反应，例如，即使在应激水平降低之后，仍然会分泌异常高浓度的皮质醇。还有些人则具有较弱的生理应激反应，对于应激的反应是分泌低浓度的皮质醇，继而造成其他部分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
在现实生活中，应激干扰生物系统的实例包括公开演说之类的情况。大部分人对公开演说的应激反应是皮质醇分泌增加。重复暴露于这类应激之后（如有许多公开演说的经验），大部分人都会适应这样的应激，皮质醇的分泌也会因此而下降。然而，大约有10%的人会无法适应，甚至会呈现出皮质醇分泌增加的情形（Kirschbaum，Prussner&；Stone，1995），这些人就属于具有健康问题风险的个体。一项测量身体调适负荷可能对身体造成影响（血压和胆固醇上升、皮质醇的分泌）的研究发现，如果身体调适负荷的作用较高，预测两年半后会有较高的产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Seeman et al。，1997）。
（三）应激和免疫系统
应激源会对身体造成多重影响——包括对自主神经系统、荷尔蒙浓度以及大脑活动水平的影响。免疫系统是目前特别令人关注的领域之一，它也是传染病、癌症、过敏及自体免疫疾病（如风湿性关节炎）的一项重要参考。罹患这些疾病时，免疫系统会攻击我们自身。研究心理因素影响免疫系统的领域称为心理神经免疫学。近期有人通过对300篇研究报告的检索证实，许多应激源会造成免疫系统的问题，包括医学院的考试、抑郁和丧失亲人的痛苦、婚姻不和谐与离婚、失业、照顾患阿尔茨海默病的亲属等（Segerstrom&；Miller，2004）。
在过去的十多年间，寻找这一关键性问题的答案已经有了很大进展。即这些免疫系统的变化是否真的会增加罹患疾病的风险，导致因为罹患癌症而早年死亡，或者导致关节炎发作等。例如，我们知道应激引发的免疫系统变化会加速艾滋病的发病（参见本章后续讨论）。最近有人考察了有关身体对不同疫苗的反应（流行性感冒和疱疹疫苗）的研究，结果显示，与没有暴露于应激条件下的人相比，暴露于应激中的人接种疫苗后产生抗体的速度较慢。这种反应较慢的情况可能会增加患病的风险。除此之外，暴露于应激之中也会使伤口的愈合比较缓慢，因为伤口愈合的过程必须依赖免疫系统（Kiecolt-Glaser et al。，2002）。许多研究表明，年龄也是其中一项因素，即和年轻人相比，老年人更有可能因为应激而使免疫系统出现不良反应。
免疫系统包括一系列的细胞与蛋白质，当身体受到感染或侵害时，这些细胞与蛋白质便会产生反应（参见相关链接5-3应激对免疫系统的影响）。免疫系统的分泌组织分泌一些物体覆盖在身体黏膜表面——如泪液和唾液，以及在肠胃道、阴道、鼻子和气管的分泌。这些成分所产生的抗体，可避免黏膜组织受到病毒和细菌感染。
关于分泌型免疫球蛋白A（secretory immunoglobulin A，sIgA）抗体，学者们对其数量变化与情绪变化间的关系已有相当完整的研究。在一个长达八个星期的研究中，一群牙医系学生每星期进实验室三次，收集他们的唾液并且进行简短的心理评估（Stone，Cox et al。，1987）。这项评估结果指出，在学生消极情绪程度较高的日子里，唾液中sIgA抗体的含量会少于消极情绪少的那几天。同样，积极情绪较多时，sIgA抗体的浓度也会比较高。重要的是，这种情绪和sIgA抗体高低的关联性，在其他实验中也已经得到相同的结论（Stone，1994）。
这些研究使我们得出以下推断：应激使个体受到感染的风险提高。每天所发生的事件会影响我们的情绪；每天发生的消极性事件的增加和积极性事件的减少可能会让一个人处于消极的情绪之中。这种消极的情绪会由sIgA抗体的数量减少反映出来。假如个体暴露于病毒或其他病原体中，这些抗体数量减少的情况可能会使他们受到感染的风险增加。
许多研究证实，应激与呼吸系统感染确实具有相关性。对每位自愿参加研究的个体施予含有轻微感冒病毒的鼻涕剂，并且完成一系列近期应激的测量。这种方式的优点是暴露于病毒的状况都在实验者的掌控之中。研究人员发现，应激的确和感冒的发展具有关联性，而且一般所指的应激源最常见的是人际和工作相关的问题（Cohen et al。，1998）。这些研究结果说明，在心身障碍的病因中，心理和生物因素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的关系。
此外，研究还表明，应激可以诱发细胞激素的释放，如介白素1及介白素6，如同身体对抗感染的情况一样（Maier&；Watkins，1998）。为什么这个部分对健康很重要呢？介白素6（interleukin-6，IL-6）通常称为前发炎性细胞激素（pro-inflammatory cytokine），因为它会促进感染时的发炎反应。发炎和高浓度的IL-6与许多老年人疾病有关，如冠状动脉心脏病、关节炎、多发性骨髓炎、非何杰金氏淋巴瘤、骨质疏松症及二型糖尿病等。因此，假如应激会增加释放出IL-6，就有可能对健康造成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