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稍有闲，又重读了《阿赫玛托娃札记》，真心觉得，利季娅对阿赫玛托娃的感情，可能胜出她的任何一个男人：她不但爱阿赫玛托娃——少年时代就背熟她的每首诗，杂志发表时少了一行，她也能看出。而且，她的爱，在近距离的接近阿赫玛托娃之后，并没有被后者与声名完全不配的简陋生活所影响，生出鄙意。这种饱含怜意，积极理解，及对内在肌理的认可，才是高质量的爱。
之前对阿赫玛托娃无感，就是因为她老是被塑造成一个受难缪斯的形象，终究少了维度。而在利季娅深情又细致的笔端，这个善感脆薄，不拘小节，出言无忌，小毒针乱飞的阿赫玛托娃是多么真实可爱啊。阿赫玛托娃在冰结的冬夜非要利季娅去聆听陪伴，又避而不谈心事，转而论析起文学来……她真是既脆弱又骄傲。
阿赫玛托娃不喜欢托尔斯泰，直言“他觉得安娜是个婊子，瞧他怎么写她的死……卑鄙地张开双腿，简直是侮辱尸体”，这个锋利！她谈到冈察洛夫，“他笔下是细密纯粹的生活流，而在屠格涅夫笔下从未有过，屠格涅夫是浮在表面的小品文”，评舍夫涅夫是“多么冷淡，对一首诗而言，最重要是要有自己的语调，而这诗里的语调是别人的。好像他自己从未谈过恋爱似的”。——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是室内和耳语风格的，而她的私谈，也有这个风味。
想想吧，在利季娅的笔下，没有那个时代强劲的背景音：大清洗，枪毙，流放，审查，监听，倒全是这些文学话题。阿赫玛托娃有时随口向她吟出一首诗，利季娅马上拼命在心里背下，唯恐流失。她已经不忍心和这些句子分手了。有十年时间，阿赫玛托不能发表诗歌，有次利季娅无意问“你还在写诗？”随后就为自己的残酷和愚蠢感到羞愧。那个时代把阿赫玛托娃当泡菜坛子一样摔摔打打，而在利季娅眼中，她却永远是传世瓷器一样的金贵。
我一直在想“友情”这个事情，它和很多事一样，不仅是意向，也需要勤劳。就是：它得有连续不断的动作，永远清鲜的敏感度，对对方的好奇心，孜孜不倦的研究欲望。它不能又重又空又黏着，像冬天的一件湿雨衣。女性很容易狭隘，短视，思考半径小，无法调离她的注意力到别人身上，而且精神维度单薄，如果利季娅念念不忘阿赫玛托娃送给她的一双袜子，那性质就不一样了。有的友爱是让人想哭的，就像射箭时不停地听到耳边响起“脱靶，脱靶，又脱了！”
布罗茨基曾经在《文明的孩子》写到诗人的爱：“任何一首诗，无论其主题如何——本身就是一个爱的举动，这与其说是作者对其主题的爱，不如说是语言对现实的爱。”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阿赫玛托娃也在执着地用语言爱着她的生活，而利季娅，则是这些爱最珍视的收集者。
她的感情多折，一生眼瞎，专遇烂人——以至于楚科夫斯基说她“我爱着一个人，可他不爱我，有一个人爱我，可我不爱他——这就是阿赫玛托娃的职业。在这个领域她无人匹敌，她是第一个发现不被人爱也是种诗意的美”。
而她的婚姻生活，也都无法与她的才情相配。和第一任丈夫古米廖夫分手以后，她提到对方并不珍视她的价值，阿赫玛托娃说：“有六年时间我无法写作，他只是想要一个月收入四百卢布，且能当主妇的妻子。”而阿赫玛托娃在生活中又极其低能：住在猪窝一样乱的房间里，地板也不拖，去探视儿子，连缝袋子也不会，做饭当然勿论。三年饥荒时，她没有勺子，没有叉子，连锅都得向邻居借——俄战爆发时，阿赫玛托娃和古米廖夫在车站遇到了勃洛克，一想到勃洛克也被遣送到前线，古米廖夫就震惊不已，嘟哝着说：“这不是油炸夜莺么？”我倒觉得阿赫那托娃的一生，很配这个绝妙的比喻。
第二任丈夫希列伊科则直接把阿赫玛托娃的诗稿扔进了火炉，第三个……没有了，因为蒲宁长期未与前妻离婚，阿赫玛托娃和他只算同居关系。她长期住在墙壁斑驳，连床单都没有的破烂屋子里，椅子是断腿的，一只鞋跟是烂的（所以阿赫玛托娃走路总是跛着），动乱禁语时期，她只能靠翻译和研究为生。和儿子寄身于蒲宁的家，并且和他与前妻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她自己的儿子只能睡地板，多吃一块肉都得看脸色。
在她与诸多男性的纠缠怨怼之中，这个可能已经是爱的巅峰了：和蒲宁恋爱时，阿赫玛托娃正处于名望的顶峰，尽管病体支离，瘦骨嶙峋，一举手一投足仍然像个女皇，但普宁猜测她的内心就像自己一样阴暗。他写道：“这样的空虚——不是指她的外部生活，而是她的内心，是这样的空虚，以至于时常吓着我。”
他认为她应该得到一种简单朴素，开诚布公的爱，他时常惊讶于她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获得的欢乐：“她经常为我们习焉不察的小事所惊喜。我很喜欢她为杯子，雪花和天空发出的惊叹。”
阿赫玛托娃和曼德尔斯塔姆，倒是有种惺惺之情。曼德尔斯塔姆曾经写过阿赫玛托娃有个姿态体系，云云，是很妙的比喻。
阿赫玛托娃谈到曼德尔斯塔姆时像说起可爱的孩童：“《时代的喧嚣》是以五岁孩子的明亮眼睛看出的世界。他是最出色的交谈者之一，他不聆听自己，也不回答自己，从不重复……他眷恋妻子到令人难以置信……有次他和妻子到火车站接我，他起早了，直打寒战，情绪很坏，我从车厢出来后，他说‘您是以安娜·卡列尼娜的速度来的？’”曼德尔斯塔姆夫人回忆录里说，这两人喜欢斗嘴和打趣。
1946年1月3日，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柏林（IsaiahBerlin）从英国来到圣彼得堡，寻找苏联女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他们在阿赫玛托娃的寓所谈了整整一夜，柏林称其为“悲剧女皇”。事后，柏林在回忆录中写道：“她有一个看得见庭院的小房间，空荡荡的，连窗帘都没有，只有一张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只木头箱，一个沙发，火炉上方是一张阿赫玛托娃的画像。”他们那次谈了一个通宵，房间里灯光幽暗，他们各据一隅，仿佛隔了一个世纪的老友重逢。阿赫玛托娃在诗里写到：“那一夜，没人敲我的门，只有镜子梦想着镜子，寂静守护着寂静，呵，1946年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