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莱娜·内米洛夫斯基的一生》，这本书的出版对我是个惊喜，因为内米洛夫斯基的作品虽然陆续被引进，但她在中国，并没有得到与她实力相配的知名度。
伊莱娜是个犹太人，富人，半个法国人。这三个钉子先敲下去，接着就可以把信息资料环绕挂上。她于1903年出生于俄国的基辅——对近代史较为熟悉的人都该知道，俄国在19世纪以前少有犹太人，一直到1735年伙同德奥瓜分波兰之后，大批欧洲犹太人涌入俄国，但是叶卡捷琳娜女皇禁止他们进入沙俄腹地，把他们圈死在黑海沿岸，并限制了他们的入学，工种及务农的权利（还记得巴别尔写的鸽子么？因为犹太人入学名额极少，他家人说如果他能考入就给他买鸽子），所以我们毫不吃惊地看到：巴别尔、曼德尔斯塔姆、爱伦堡、内米洛夫斯基等犹太作家，都出生在基辅、敖德萨这种黑海口岸城市。
当时犹太人的生存非常艰难，暴动接连发生。每次国家发生政变或是战争落败，弱势的犹太人都会成为送上最前线的炮灰，或是拿来做转移矛盾的替罪羊。1905年日俄之战，俄国战败，随后发生犹太人大屠杀，彼时内米洛夫斯基两岁半，厨娘给她挂上十字架，把她塞在床下，才躲过了一场清洗和合理化掠夺犹太人的灾难。
在说俄语之前，她就会说法语了，连做梦的呢喃都是法文。
战时雷诺驻俄工厂的工人罢工，群情躁动，她却暗暗希望法国人获胜——她骨子里也觉得自己就是个法国人。内米洛夫斯基深觉俄国是个野蛮国度，每年在法国度完假之后，坐五天的火车回家，会让她很不愉快：“在这样的气候下，太阳几乎从来不露脸，人们醒来，起床，吃饭，工作都得点灯，黄色的空中落下雪花，北风刺骨的吹，涅瓦河的河水是腐臭味的！”1917十月革命，她逃亡芬兰，经瑞典抵达法国，自此定居，一直到1942年被纳粹抓捕杀害。
她的童年异常孤独，家里有很多人：沉默的佣人——饭桌上第一个佣人倒牛奶，第二个挑去奶皮，第三个用镀金剪刀剪开蛋壳。她的家是黄金打造的囚室。妈妈不送她去学校，没有同学和集体环境，一个又一个家教，从早到晚地环绕她，给她上语言课，代数课。监狱一般的纪律，仅有的闲暇还得奉献给芭蕾和钢琴。课余，她在小房间里孤零零的和很多书呆在一起。她喜欢书，就像一些人嗜酒，书给了她忘却的力量。星期天，可以出去溜一个小时冰，这就是一切。“我书里打动你们的悲观本质，就来自于这悲伤的童年”。
极度缺爱。父亲忙于赚钱，博弈，参与投机生意，像一个疯狂的赌徒。而她的母亲，这只是个名号罢了——这个母亲如此惧怕青春的逝去，她改小了身份证年龄，不许女儿穿成年人的衣服，因为后者的成熟直接标注着自己的年纪和婚姻，度假时让孩子住在另外一家旅馆，以便于自己一个接一个的找情人。女儿在林荫道散步撞见妈妈和她的姘头，也识趣地不打招呼。后来，小说家内米洛夫斯基在《伊莎贝尔》里，当着所有读者陪审团的面，狠狠地报了仇。她用小说的巴掌，反手扇了失职父母的耳光。
母亲的放荡，使内米自小就有了对肉体和情欲的厌恶，看着妈妈涂满珍珠粉的胸部，她觉得恶心。十岁时在公园里看到男孩女孩接吻，她生厌，又带着老祖母式的宽容。这无论如何也不是个孩子的正向成长方式，她的青春还没来到就给玷污了。她从来没有认真发出“妈妈”这个声音，而是从嘴里嘟哝出一声“芒”。每次做晚祈的时候，她就偷偷把为母亲祈祷的称呼换成泽泽尔——唯一的母爱，来自法国家教泽泽尔，她不安的时候也会去绞泽泽尔的大衣，去寻找她手上熟悉的体温。
在《孤独之酒》里，她塑造了一个冷硬的小女孩。“……
他又开始吻她，她愉悦地静静享受着这吻。他问‘你爱我么’，‘不’，他从她的嘴里从来听不到一个温柔的字眼，爱意的流露。”——这个十五岁的小女孩当然是内米洛夫斯基的化身。她非常倔强，不愿意流露软弱。无论是回到不愉快的家里，还是目睹外公外婆被妈妈用钱打发走，甚至最爱的家庭教师泽泽尔的离去。在穆斯塔马基，她眼见所有人被白军的逼近吓得瑟瑟缩在一起，她偷笑，她喜欢子弹的响声，她和一个小女孩走近窗口，在为了躲避炮火而熄灯的窗下，她拉开百叶窗，小女孩则弹起了轻快的莫扎特——她有坚定而冷漠的勇气。而在《狗与狼》里，那个眼巴巴地看着豪宅的窗户，想着哪一个窗口才是哈里的卧室的纯真小女孩的精神核心，当然也是内米洛夫斯基。这冷血和热爱，神奇地混合在一起，我想，就是这种异质的冲突和复调的性格构造，迷住了我。
流亡芬兰途中，一个已婚男人的初吻点燃了她的肉欲。在法国她度过了夜夜笙歌酒色迷乱的青春期，她很害怕基因的回溯，她怕自己和母亲一样放荡和贪欢，一直到婚姻治愈了她。胡桑写辛波斯卡：“她过着朴素甚至近似苦行的生活，尤其是在她丈夫去世后的晚年。她喜欢抽烟，喜欢鲱鱼和伏特加。她不是一个热衷于在生活上历险的人。她身上并没有多少波希米亚气质。她的日常生活平淡无奇。”其实内米洛夫斯基也是，二十三岁结婚后，丈夫上班时就开始写《大卫·格德尔》，躺在沙发上摊开笔记本，身边一只猫，一朵郁金香，她大概是哮喘病，不能多放花草。丈夫一下班她就立刻恢复主妇身份。
1929年，《大卫·格德尔》让年仅二十六岁的内米洛夫斯基一夜成名。之后的十年她饱享声名，佳作不辍，访谈接连不断，作品改编成电影。其实早在1918年，在芬兰避难时，内米洛夫斯基就已经开始了写作生涯。逃难人群聚谈战事的黄昏，耳边是炮火的轰隆，难民们远眺着被烧的城市，野狗们嘶叫着已经大幅贬值、被人随手扔掉的货币。阳台上积了一米多高的雪，十五岁的内米洛夫斯基躲在角落里给自己讲故事，也给眼见的那些移民们随手编着故事。
有一句话是她在《狗与狼》里形容亚达的：“她只顾往屋里看，她不仅看着周围的一切，还痛饮着这一切。这样一来，客厅里的颜色，每件器物的形状，每个陌生人的面孔，都装进她的心底。”——这倒很像说内米洛夫斯基自己。1917年十月革命前夕，犹太人大屠杀中暴徒要处决看门人，她没有害怕和瑟缩，倒是跑到窗口仔细地观察了这一幕，那年她十四岁。我想这是否就是一个写实小说家的心理配置？内米洛夫斯基用她断然而坚定的眼神打量生活，目光冰冷沉静如冬阳。叙事在非人的冷静中前进，从未屈从于软弱的柔情。在《大卫·格德尔》中她精妙地讽喻犹太金融圈里的堕落和贪财，“他一生都在踮着脚尖走路，因为这样，一双鞋穿的时间可以长一些”，激怒了她的犹太族人，他们把她当排犹分子一样的抨击和怒骂——大家太惯于施与犹太人受害者的语境了。其实内米洛夫斯基更多地指向人性而非某一族群或种族，并不存在背叛。
1939年，德军以闪电战入侵波兰，次年6月，色当沦陷，法国政府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马其诺防线成了个冷笑话。当穿着木底皮面套鞋的德国军人铿锵走过香榭丽舍大街时，这个内衣品牌的广告会否令他们发笑？——“这里有各种线，所有线都不如施康娜内衣用的线。”之后反种族法律被废除，掠夺冻结犹太人财产的行为陆续合法化，1941年9月，内米洛夫斯基，做了她平生唯一一次女红，就是在全家人的衣袖上，缝上耻辱的黄色六角星。
1942年，针对犹太人的绞索越勒越紧，内米洛夫斯基平静等待着被捕，她详细地写下遗嘱和交代，包括孩子的生活费安排和饮食禁忌。每天她都带着纸笔去十里外的树林，写下梦想中的战争交响曲，她的《战争与和平》。如果说托尔斯泰是在庄园的荒寒中写作，内米洛夫斯基上就是在战火的岩浆之上，在倒计时的生命中，给时代留影。
7月11日，内米洛夫斯基去树林工作，那是一个非常寂静的早晨，“松树环绕在我身边，我坐在被昨夜骤雨浸湿的枯叶之洋中间我的蓝色羊毛套衫之上，就像坐在木筏上一样。我的包里放
着《安娜·卡列尼娜》的第二卷和橙子。美妙的昆虫在叫，我喜
欢这种低低的调调。”她给朋友写信，“我想这将是我最后的遗作”。很多人力图把她塑造成一个大义凛然，无视死亡的女英雄，但我认为不是，她自幼饱经流亡：基辅大屠杀，芬兰内战，一战，二战，早已身心疲极。
7月13日，两个宪兵带走了她，临行前，一家人按照俄国规矩亲了一个浅浅的吻。挚爱她的丈夫，甚至愿意以自己的性命把她从集中营换回。但结果只是同样迎来了抓捕和死亡。她的两个小女儿，带着爸爸反复叮嘱不要丢掉的小箱子，开始逃亡生涯，在法奸，纳粹，排犹分子的魔爪缝隙里，在地窖，孤儿院，好心老太太的床下躲过了战争。2004年，这部藏在小箱子里，幸免于战火和流离的遗稿《法兰西组曲》，获得当年度法国雷诺多文学奖，这也是该奖在历史上第一次，颁给一位去世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