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文字，和长相，穿衣风格一样，是有时代潮流的。八十年代流行过的港台美文，存在主义，九十年代的拉美狂潮，放在现在都不一定能热起来。整体的读者群发生了质变，现在再把那些精雕细琢，极之唯美的美文贴出来，那种静心和郑重，在这个轻时代，快餐碎片阅读背景下，是个笑话。很快，“矫情”“装逼”之类的砖就要扔过来了。为了显得自己酷，不装，必须得戏谑，搞笑，三句不离下半身。
很多人，都混淆了真正的文青气和矫情。那是大大不同的两件事。
我的至交好友，爱过的两个男人，都是年长我十岁左右，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那代人，有次我和某人谈论文青，他说，“现在的那些文青算什么文青，我们那个年代的文青才叫文青。”——人的性格是成型于青春期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批人，是在八九十年代度过青年时代的，那是一个政治解冻，文化复苏，对文学和艺术倍加尊崇的年代，大家排队去买白皮书，大学里的同学谈恋爱都是谈论弗洛伊德和萨特，征婚启事里也敢理直气壮地写着“热爱文学”，那种对书的挚爱，对作家的敬意，郑重朴素的情怀，是现在再也无法复制的。而这些，才是“文青”的神韵所在。
九十年代社会转型，舵样务实心成了主流价值观，文艺对高于生活的精神价值的追求，被看做一切思考被文本架空的空洞，或用文艺作品置换真实感受的务虚。文青的精神内核被抽掉以后，只剩下小资或小清新的皮囊，最后文青成了这样一些人：女文青疯狂自恋，秀自拍照，男文青以文艺之名处处骗炮。讥讽一个大师时，那口气就好像买了一个水货，在谈用户体验一样随意和轻佻，完全没有敬畏心。任何悲惨的社会事件，三秒钟之内都会被转存为一个快速消费的日抛型笑料。“披着二十五块钱一件的民族风披肩，摇曳着三十块钱一条的民族风长裙，穿着七十五块钱一双的匡威不穿袜子地走在1990年代的石板路上……”这种二逼形象成了文青的商标。这和文艺有半毛钱关系么？
前阵子看一本书，读到这样的句子：“每当我看见小水坑，北岛《雨夜》中的诗句总是适时冒出头来，压都压不住，让人不得不一次次回到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那个时间段里。套用上了岁数的人的口气说一句，那是一个多么好的时代啊。”我简直是有点骇然了！我也喜欢八九十年代，我觉得自己身上的文青气也是那种老式的，过时的旧物。
这里得说说一个老年文青的故事。
他叫老施，是小李介绍给我的，是一个饭店的行政主管，也是小李的客户。他是个50后的老先生，算是我的父辈。据小李说，老施雅好文学书法和国画，尤其热爱写作，利用业余时间笔耕不辍，创作了长篇小说，想给我看看，有没有价值。我说这个我不是权威人士，而且也代表个人口味，不好对别人的能力做判断的。小李说没事，你看下就是，我们做参考。
后来在某个苦寒的冬日，我和老施见了面，他确实是人事工作者的味道，很亲切善谈，我努力寻找话题靠岸，和他谈了汪曾祺和50年代后文学。谈到小说，他认为必须要有故事，我没法向他解释，小说的亮点各有不同，有很多作品其实玩的是细节，小眼，闲笔——他对小说的认知在我看来很破旧。
再看他的小说，我挺无语的，他自认是“比《山楂树》更动人”，我没好意思说山楂树在纯文学圈是个笑柄。他的故事是一对相爱的男女，被长辈分开，男的在新婚之夜就阳痿了，女的也疯掉，最后破镜重圆——我不知道是年纪还是意识的问题，他觉得无比动人之处，恰是我认为矫情的。我更喜欢方方的《桃花灿烂》，男孩深爱女孩，但是在懵懂的、肉欲勃发的青春期，出于决堤的欲望，和一个能满足他的女人上床了，女孩愤而嫁给他人，直到她自己也体验了性，知道那根本不算什么——这种混合着人性的瑕疵，无力感，带有逐步认知的过程，可以看到人的成长横截面的，才是我理解中的“动人”。而不是反人性的“纯洁”。
但撇除创作路径，从情怀而言，老施倒算是个老式文青，他的精神蛮感动我的。一个久经世事的人，那种对文字的虔诚。他不会打字，手写的稿子改了好几遍，花钱找人打印出来，收拾得整整齐齐。一看就很郑重。我翻了半天通讯录，给他找了编辑的电话，推荐过去。他大概是觉出我不甚满意，也没打这个号码。
我一想到这人，就心怀隐隐的亲切，漫过了我们在文学理念上的隔阂，我很感谢他还文学的那点尊严。